摘要：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对武汉市公立医院进行了接收、管理、合并与改造，使其变成了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医院。1949 年 5 月武汉解放后，为巩固新生政权，同时为保障人民生命健康权，中国共产党对武汉公立医院进行改造，使其成为科学的社会主义医院，既促进了医院自身的发展，也体现了新中国初期卫生医疗政策的实施。

关键词：武汉市 公立医院 接管

近些年来，医疗卫生史研究逐渐兴起，上海等重点城市医疗卫生接管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武汉也被学界关注，但既有关于武汉医疗卫生研究的成果多以叙述为主，缺乏对“接管—改造—建制”内在逻辑的理论提炼，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以武汉公立医院为例去精细化中部大城市卫生接管史的研究。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武汉公立医院接管

（一）民国时期武汉医疗卫生体系的基本格局

近代以来，武汉凭借通商口岸优势，较早出现西式医院与公共卫生制度，在解放前夕，国民党在武汉的公共卫生机构共有 17 个单位，39 个部门 1，卫生机构不少但类型较为复杂，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公立官方医院，包括湖北省立医院、省立传染病院、省立结核病院、汉口市立医院、武昌市立医院、市立妇孺医院等，由省市政府财政拨款维持，承担部分官方医疗、防疫与公务员保健任务；二是教会及外资医院，如梅神父纪念医院、万国医院等，依靠外国教会或团体津贴运营，医疗条件相对较好，但服务对象偏向城市中上阶层与外侨；三是大量小型私立医院与个体诊所，规模小、设备简陋、收费混乱，主要散布于街巷。在服务能力上，公立医院病床数量有限，药品器械短缺，普通工农群众难以获得有效救治。公共卫生体系薄弱，霍乱、天花、伤寒等传染病常年流行，妇幼死亡率居高不下。公立医院在管理上官僚化严重，效率低下，成为政权附属机构，而非真正面向公众的服务平台。这种结构性缺陷，为新政权接管与改造提供了历史必要性。

（二）武汉和平解放与城市接管总体部署

1949 年5 月，武汉三镇和平解放，社会秩序未受大规模战争破坏，工厂、学校、医院、机关基本保持完整。这种“完整接管”的局面，与上海等城市形成明显差异。武汉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新占领城市实行短期的军事管理制度”的指示 2，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作为当时的最高权力机关，对全市实行统一军事管制，下设物资接管部、文教部、卫生部、公安部等机构，全面负责旧政权机构、公营企事业单位、文教卫生单位的接收，军管会很快确立了“先接后管、逐步改造、维持现状、稳步前进”3 的城市接管与改造总方针，强调保护国家资产、稳定职工情绪、迅速恢复生产与社会秩序。公立医院因其公共性、专业性与社会敏感性，被列为重点接管对象。武汉军管会明确要求：医院不得停诊、不得疏散人员、不得转移资产、不得破坏设备，确保医疗服务不间断，经军管会卫生处研究，决定由余传贤出面负责武昌的工作，由陈剑东负责汉口方面的工作，强调对医院的专业部门必须要有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接收。4 这一方针既为武汉公立医院接管提供了政策遵循，也决定了其温和、稳妥、渐进的实践路径。

所有的接收工作共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是进行群众的宣传工作及调查研究工作。首先中共在接管干部的内部就接管政策方针进行了讨论，提示严格执行武汉接管工作的规则及职权，然后召开小型座谈会，由旧职人员介绍工作概况，最后召开大会向群众宣传接管政策及方针，做好宣传和调研工作后，进行人员的工作分配。第二个阶段是按照清册清点物资。在清点前中共召开召开干部以及旧的医药人员和中间人士参加的座谈会，讨论清点方式步骤，向旧职员进行解释并提出其应当为人民负责地态度，在清点工作中要细心，耐心，不怕烦，然后具体分工共同负责，及时突击进行，如接管人员发现问题，需立即在群众中了解情况，及时地查清问题所在，保证物资的完整接收。第三个阶段为安定旧职员的情绪，接收后首先召开全体职员会议，说明中共对医院的保护和以及对旧职员的态度，要求他们暂时按原职，安心工作，解决全体人员生活问题，规定上下班制度，外出制度，早会制度，物资出入手续，通行证等项制度，向医院要台帐，进行审查清点，医药仪器用具器具物资仓库给养点交完后即封存不动，调查原有职员的等级，统计选用，调查伤员，分别处理。六月底卫生处的接收工作基本完成。

二、新中国初期医院改造过程

接管不等于改造。如果说 “接收” 是对旧公立医院行政权力、资产与人员的整体承接，那么 “改造” 则是对医院政治方向、管理制度、服务对象、运行机制与价值理念的根本性重塑。在军管会接收武汉医院后，仍然未能改变当地医疗卫生事业机构有限、分布失衡、公共性不足等根本性问题，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人民对医疗公共卫生的需求日渐增加，医疗问题急需解决，改造迫不容缓。新中国成立初期武汉公立医院的改造，是在中央统一卫生方针、城市改造经验、地方实际三者结合下展开的系统性工程，针对“机构有限、分布失衡、公共性不足”等根本性问题精准打击，大致可分为思想改造、组织改造、管理制度改造、业务服务改造、经济运行改造五个层面，贯穿1949 年至1952 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通过改造，旧中国遗留的官僚化、商业化、精英化医疗机构，真正转变为 “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健康服务” 的社会主义人民医院。

（一）思想改造：树立 “为人民服务” 的医疗理念

思想改造是武汉公立医院改造的首要环节，也是区别于旧医院最根本的标志。民国时期武汉公立医院长期依附于官僚机构，医护人员普遍存在技术至上、轻视政治、服务上层、脱离群众等观念。1951 年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明确表示“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5，强调政治学习与政策教育的重要性，各医院在军代表组织下，定期学习《共同纲领》、中央卫生工作方针、时事政策与群众路线理论，重点学习 “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的新中国卫生工作四大原则。通过读文件、听报告、开讨论会，帮助医务人员理解新政权的卫生政策，认识公立医院的人民性、公益性与政治性。

其次要进行阶级立场与群众观念教育。军代表和工作组反复强调：“医院不是为官员、富商服务的特权机构，而是为工人、农民、市民、军人服务的公共平台。”医院组织医护人员深入工厂、码头、街道、农村开展巡回医疗、救灾治病、免费种痘，在实践中体会普通群众的疾苦，改变 “高高在上”的职业心态。许多长期在旧医院工作的医生、护士，在参与工农群众诊疗后，思想发生明显转变，逐渐认同“人民医务工作者”身份。

最后批判旧医疗作风与官僚习气。针对旧医院存在的推诿病人、索要好处、手续繁琐、态度生硬等问题，武汉各公立医院开展作风整顿，明确禁止医疗行为中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与商业化倾向，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建立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意识，确立文明行医、廉洁行医的新风尚。思想改造虽不涉及机构撤并与人事大调整，却从根本上改变了公立医院的价值方向，为后续组织、制度、业务改造提供了思想前提。

（二）组织改造：建立党的领导与民主管理体制

组织改造的核心，是废除旧医院的官僚行政体系，建立党的统一领导、行政负责、民主监督的新型组织架构，这一点直接借鉴了上海公立医院改造的组织经验 7。第一，确立军代表与党组织的领导地位。武汉在接管初期以军代表为核心，随着政权巩固，逐步在医院建立党支部、党小组，发展积极分子入党，把党的领导贯穿医疗、护理、行政、后勤全过程。党组织主要负责政治方向、政策执行、思想教育、干部管理与重大事项决策，保证医院始终遵循人民卫生路线。第二，废除旧官僚管理机构，重组行政体系。旧公立医院多实行院长独裁、科室分立、权责不清的管理模式，效率低下、内耗严重。武汉各医院统一撤销旧式行政科室，重新设立院办公室、医务科、护理部、总务科、财务科等职能部门，明确分工、简化层级、提高效率。对旧行政人员进行甄别，留用踏实肯干者，清除有劣迹、不称职者，实现行政队伍的革命化、精干化。第三，建立民主管理制度，保障职工参与权。借鉴上海经验，武汉各公立医院普遍成立工会、职工会议、民主管理委员会，职工有权参与医院管理、监督财务开支、评议干部、提出改进建议。重大事项如制度改革、收费调整、基建采购、人员奖惩等，必须经过民主讨论。民主管理既调动了职工积极性，也有效遏制了独断专行与贪污浪费，使医院从 ”官办衙门”“变成 “职工当家、群众受益” 的公共机构。组织改造完成后，武汉公立医院彻底告别旧官僚体制，形成党委（支部）领导、院长负责、民主管理、分工协作的现代组织模式，这一框架长期延续至今。

（三）管理制度改造：重建医疗规范与工作秩序

制度改造是公立医院规范化运行的基础。旧武汉公立医院普遍缺乏统一制度，病历混乱、消毒不严、操作随意、管理松散。武汉军管会卫生处参照上海做法，统一制定医院管理制度，实现诊疗标准化、操作规范化、管理制度化。第一，先建立基本医疗护理制度。各医院统一推行门诊制度、住院制度、查房制度、会诊制度、病例书写制度、医嘱制度、消毒隔离制度、手术室制度、药房管理制度，明确操作流程与质量标准，杜绝随意行医、粗放管理。对病历、处方、护理记录严格要求，做到有据可查、有责可究，医疗质量明显提升。第二，完善岗位责任与考核制度。明确医生、护士、药剂、检验、行政、工勤各岗位工作职责，实行定岗定责、按劳分配、奖优罚劣。通过定期考核、群众评议、工作检查，激励职工提高业务能力与服务态度，改变旧医院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状况。第三，强化财务与物资管理制度。废除旧医院账目混乱、虚报冒领、浪费严重的弊端，实行统一收支、专款专用、日清月结、公开透明的财务制度。药品、器械、被服、物资统一采购、入库、保管、发放，严防流失与浪费。财务账目定期向职工公开，接受民主监督，有效遏制贪污与不正之风。制度改造使武汉公立医院从无序走向有序，从经验式管理走向科学化、标准化管理，为长期稳定运行提供了制度保障。

（四）业务与服务改造：转向“预防为主、面向工农”

业务改造是公立医院功能重塑的关键，其核心是从治疗为主转向预防为主，从精英服务转向大众服务，这是新中国卫生方针在武汉的具体落实。第一，调整服务对象，降低就医门槛。各医院大幅降低门诊费、住院费、手术费、药费，取消不合理收费项目，对工人、贫苦市民、军人、烈军属实行减费、免费、优先就诊。医院增设普通病房、简化挂号手续、延长门诊时间，方便底层群众就医。许多过去“不敢进医院、进不起医院”的普通市民，第一次能够获得正规医疗服务。第二，强化公共卫生与预防保健职能。旧公立医院重治疗、轻预防，对传染病、流行病应对乏力。武汉各医院在改造中大幅加强预防业务，比如开展天花、霍乱、伤寒等传染病防治；组织大规模种痘、疫苗接种、饮水消毒、环境卫生整治；建立疫情报告制度，做到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深入工厂、农村、学校开展健康宣传、妇幼保健、新法接生推广。公立医院从单纯“治病机构”扩展为“医疗 + 预防 + 保健 + 宣教”的综合性公共卫生机构。第三，开展巡回医疗与救灾医疗。武汉作为中南大区中心，承担大量救灾、支农、支工任务。各医院组织医疗队下乡、下厂、下工地，为水灾、旱灾、疫情中的群众送医送药。通过大量实践，公立医院真正深入社会基层，成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纽带。第四，团结中西医，推行中西医结合。贯彻中央“团结中西医”政策，医院改变歧视中医的旧风气，吸收中医参与门诊与病房治疗，鼓励中西医相互学习、共同会诊。中西医结合既扩大了医疗资源，也符合群众就医习惯，受到普遍欢迎。业务改造从根本上改变了公立医院的功能定位，使其真正成为人民健康的守护者、公共卫生的主力军、政府卫生政策的执行者。

（五）经济与供给改造：确立公益性运行机制

经济改造的目标，是破除旧医院的商业化倾向，建立政府投入为主、公益优先、不以营利为目的的运行模式。优先实行财政补助与公益导向。武汉市政府逐步加大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投入，承担人员工资、基本建设、设备购置、药品补贴等主要开支，改变旧医院“以药养医、靠收费维持”的困境。医院不以赚钱为目标，而是以保障群众健康、提供基本医疗、完成公共卫生任务为考核标准。然后统一药品采购与价格管理。针对旧药价虚高、中间盘剥等问题，武汉对药品实行统一采购、统一定价、集中供应，减少流通环节，降低药价，保证药品质量，杜绝医药购销中的不正之风。此外还需要保障职工生活，稳定医疗队伍，实行“原薪保留、逐步调整”政策，保证医务人员收入稳定、生活安定，同时对技术骨干给予适当优待，解决住房、家属就业等实际困难。经济上的保障，最大限度稳定了旧有医疗人才，为医院持续发展提供人力支撑。经济改造从根源上削弱了商业化逻辑，确立了公立医院公益性、福利性、公共性的本质属性，奠定了社会主义医疗制度的经济基础。

武汉公立医院的改造，是一场政治、组织、制度、业务、经济全方位的深刻变革。它不是简单的名称更换与人事调整，而是对旧医疗体系的结构性重塑。通过思想上确立人民立场、组织上强化党的领导、制度上实现规范运行、业务上转向预防与大众服务、经济上坚持公益属性，武汉公立医院彻底摆脱了旧官僚机构与商业化医疗的双重束缚，转变为适应新中国国家治理需要、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的新型公共服务机构。这一改造过程，既吸收了上海公立医院改造的成熟经验，又体现了武汉和平解放、稳步推进、注重实效的地方特点，为新中国中部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总结

新中国成立初期武汉公立医院的接管与改造，是中国共产党在华中中心城市开展医疗卫生治理的重要实践，也是新中国早期城市治理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央 “先接后管、逐步改造”的总体方针下，武汉充分借鉴其他地区公立医院接管的组织模式与制度经验，结合自身和平解放、医疗机构保存完整、以省市立公立医院为主体的地域特点，形成了平稳有序、渐进推进、重在稳定、务求实效的接管路径。

参考文献：

[1] 李珊珊 . 中国共产党对武汉市的接管（1949.5--1952.12）[D].武汉大学 ,2010.

[2] 《武汉政令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

[3] 《武汉政令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

[4] 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武汉市志·卫生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

[5] 毛泽东：《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1951 年 9 月9 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178 页。

[6] 《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年版，第 46 页。

[7] 毛雅琪.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公立医院的接管研究（1949-1950年）[D]. 上海师范大学 ,2021.

作者简介：周诗荷（2001 年 6 月 29 日），女，汉族，湖北武汉市，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