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媒介权利逐渐下放，大众的自主权不断提升。与此同时，传播过程中的“噪音”也在不断增大，信息碎片化加深，使得事实真相逐渐褪色甚至不再重要，更重要的则是在事件发展过程当中大众情绪的释放与宣泄，即 “后真相”时代的到来。本文以“刘学州”事件为例，探视后真相时代下的媒介环境，并进一步剖析网络新闻受众的心理特征。

关键词：后真相；受众心理；刘学州事件

一、环境探视：后真相时代下的情绪宣泄

（一）“后真相”时代概念简述

“后真相” （Post-truth） 是指“情绪的影响力超过事实”。2004年，美国传播学者拉尔夫·凯伊斯提出了“后真相时代”（Post-truth）的概念，认为人类不仅仅拥有真相和谎言，还有一大堆模棱两可的说辞，既不能算作真相，又不能归为谎言[1]。2010年，罗伯茨提出“后真相政治”（Post-truth politics）一词，把它看作是一种新的政治文化，认为“媒体报道、公众舆论与政策讨论完全脱钩”[2]。

2016年“后真相”这一词汇跳出了政治学概念范畴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下的突出特征，即为“真相”变得不再重要或者处于次要位置，“客观事实在形成舆论方面影响较小，而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会产生更大的影响”的情形[3]。传播主体将情感化、带有偏见和指向性的表达传递给受众，而非对新闻客观事实的呈现和挖掘，偏离事件的原本真相，造成舆论理性的缺失。

“后真相”在不断解构新闻传播行业一些基本原则，挑战人们对新闻本来固有的认知。同时，它还重构着人们看待新闻传播的视角，使意识形态领域出现许多不可把控的变量[4]。

（二）“刘学州”事件始末概述

2021年12月6日，河北邢台的刘学州在网上发布了寻亲视频。15日，山西临汾警方通过DNA比对找到了刘学州的亲生父亲。27日，刘学州在石家庄见到了生父丁某。2022年1月初，刘学州又前往内蒙古见到生母。17岁的他网络寻亲成功后，自称因住房问题被生母拉黑。19日，新京报官方账号发布的一则新闻内容是：“1月17日，河北邢台刘学州寻亲成功后，自称被生母‘拉黑’。其生母告诉记者，‘拉黑’只是想重新获得平静生活。张女士表示，认亲后本想弥补孩子，没想到刘学州多次要求他们为其购房，还威胁生父母分别离婚，使两家生活受到影响。”24日，刘学州发微博长文称，“阳光照在海面，我也归于大海。从这里结束自己的一生，也带走了这个世界上最美的风景”。

二、事件剖析：网络空间中的受众心理特征

（一）情绪化驱使道德谴责

格里格认为，情绪是一种基于身体和精神上的波动变化特征，包括生理过程、感觉、认知以及行为的反应。在后真相时代，受众心理最显著的特点是情绪化表达与释放。受众情感是受众进行信息传递与言论表达的内在动因，网络平台中技术的匿名性与可供性则进一步放大了受众的需求与行为，成为了受众在虚拟空间中自我表达的外在驱动因素。特别是在事件经过视觉化与符号化的媒介呈现时，技术平台所提供的言语表达空间形成了具有相同能量与合意的群体空间，受众则在群体间价值与意见交流的过程性强化的以往的态度，并进一步在彼此情感链接中达成圈层化的共识。在后真相舆论场上有一个共同点，则是以受众道德感为中心的群体极化传播。

（二）标签化引发敌视心理

在特定的社会情景下，当一个社会群体中的个体对另一个群体中的成员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和行为时，就会产生群体敌视现象。以标签化为基础的刻版化的影响的启动通常是自动而无意识地迅速发生，人们在对一个人或事物形成知觉时，会无意识地根据其已有标签的显著性特征将其归入某一个类别中，自我知觉按群体类别形成的一定的结构有时很难达到理性和公正，人们头脑中刻板印象的激活是一种自动加工过程，这种心理过程不由自主且不用付出任何努力就可以自然发生在意识之外，事实上这种无意识的自动加工过程中所包含的情感成分是远远大于认知成分的，更多地反映了人们对某一群体的情绪反应，而不是基于事实信念来对该群体进行的控制性信息加工。

（三）情感需求大于事实需求

后真相时代，受众将更多的注意力投放到发泄自身的情绪上，事件真相所真正占据的注意力少之又少。通过经验和直觉，受众会自发地对某些现象或新闻事件产生不全面的观点，并将这些观点转变成一个固定的思维模式。甚至为了使自己的判断与预想的模式相同，否认自己观察到的东西，认知失调在网络新闻舆论中屡见不鲜。其根本原因在于，受众在开始求证自己并不确定的信息时，其内心己有倾向于该信息为真实的判断，受众进行求证的过程，不如说是寻找更多的线索和证据来证实自己判断的准确性。在这个过程中，符合自身判断的情感事实远比真相给受众带来的满足感要多，受众的求证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而非事实需求。最后，受情绪驱动的网络受众总会认为自己是客观公正、抛除偏见的一方，并永远站在道德的至高点上。

三、结语

综上，正如勒庞所言，人一旦成为群体的一员，他的所作所为就不会再承担责任，这时每个人都会暴露出自己不受到的约束的一面。后真相时代，网友追求和相信的不是真相和理性，而是盲从、残忍、偏执和狂热，只有简单而极端的感情。后真相时代下受众对情绪表达的追求、标签化引发的敌视心理以及情胜于理的思维模式，都是舆论场上新闻反转与群体极化的缘由。因此，相关媒体应提升新闻把关与核查能力，对舆论进行有力引导，受众也应提升网络素养，理性看待舆论事件，共同营造良好的网络发展环境。

参考文献：

[1] 余沐苓.后真相时代下舆论特点及引导策略一以“江歌案“为例[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8（5）：106-110.

[2] 李金梅.探析后真相时代的特征及其原因）.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学报，2018，（2）：73-76.

[3] 胡泳.后真相与政治的未来.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24（4）：5-13+126.

[4] 张华.后真相时代的中国新闻业[J].新闻大学，2017，（3）：28-33.

[5] 马迪.“后真相时代“网络舆论的引导策略分析一以“重庆公交坠江“事件为例.今传媒，2021， 05：67-69.

作者简介：郑文凯；性别：男；出生年月：；籍贯：民族：汉族；最高学历：本科；目前职称：研究方向：网络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