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那么“大思政课”如何善用“社会大课堂”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资源，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下文均简称“思政”）老师应当紧密关注并深入思考的问题。电影作为意识形态输出的特殊场所，是中国价值应当占领的重要阵地。以国产科幻片《流浪地球2》为例，该片总票房已突破39亿，在传播中国价值方面十分成功，且具备思政“社会大课堂”各项要素，其制作与内容符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两个结合”内容，是国产电影作思政社会大课堂的实践资源典范。本文根据科幻电影《流浪地球2》在故事表达与价值引领这两个维度的表现，联系党的二十大会议精神，以“两个结合”思想为试金石，提出了思政教师选择国产电影作为社会大课堂的方法。

关键词：社会大课堂；国产电影；两个结合

1.作为意识形态传播重要阵地的电影

为何强调影视作品在主流文化宣传中的重要作用？我国电影产业经过三十几年的发展与锤炼以及大众传媒技术的不断升级，当下社会中，人们逐渐从“文字文明”过度到“视听文明”，影视作品在人民大众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传播作用中已经逐渐超过了文字阅读的影响力。[1]电影在“整体性”、“结构性”、“叙事性”这样的连贯的对人产生沉浸式的价值输出体验上，电影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性作用。在价值传播领域，中国影视俨然已是大国的文化重器。[2]因此，电影也是抓好大学生思政政治教育的重要文化载体。过去的二十来年，美国以科幻商业片入侵我国文化领域，将个人英雄主义不断输出给我们的青少年。无奈过去我国电影行业发展较美国落后，技术上和制作能力都有待提升。现如今，随着我国国力的不断提升，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也能拍出不逊色于好莱坞的科幻大片。这是抓住意识形态阵地的绝佳机会。以《流浪地球2》为例，无论是从电影叙事内容，还是镜头语言表达，都十分深刻而细微地雕琢着我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从主流价值观或中国精神的维度上看，《流浪地球2》选取我国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的科幻小说《流浪地球》为故事原型，使得一部未来向科幻电影来源于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故事，并以科幻视听享受作为中国价值的载体，将原著小说中宏大浩瀚的科幻场景实现为可见的影视画面的过程中，以中国精神的叙事逻辑展开故事线，非常巧妙地将“两个结合”精神贯彻到了电影的制作与电影的内容当中。与电视剧作品相比，影院观影给人的体验更加集中、沉浸；与短视频相比，电影更加生动、丰富、完整地呈现了传播内容。《流浪地球2》在此基础上化身为十分自然的主流文化输出场景，用相当震撼的视听效果，揭露了一个与我们生活中相似又完全不一样的地-月-太阳系宇宙空间，展开一场全人类的生存危机与彻底的社会矛盾，给出中国式的解决方案与个体行动策略。因此，该影片实现了电影作为主流文化载体的重要功能。《流浪地球2》成功地向整个社会传递了新时代社会主义道德观，传递了老少皆宜的社会主义正能量，从影片的主题和内容来看，它作为大学生的思政“社会大课堂”文化教育场景是合理的。

2.国产电影可作为思政大课堂的判断依据

“社会大课堂”思政实践课对应“社会大课堂”（下文简称“大课堂”）需具备足够的思政课堂要素，即教育主客体即师生、教学目标、要有课堂要素、资源转化。同时强调“社会大课堂”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把握和运用，“社会大课堂”的教育活动也以社会实践的形式呈现。“师生在“社会大课堂”中并非漫无目的 地体验社会活动或生活，而是在明确的实践目标和具体教育任务指引下追寻个体之于社会及自身的价值意义。”[3]在影院播放《流浪地球2》时，观看电影的师生作为“社会大课堂”中接受教育的客体，故事里的正面人物成为老师，电影的故事情节与人物的价值选择则是大课堂的内容，电影的价值取向就是这堂思政课的价值引领。整个观影过程中师生的情绪变化以及思维变化则是思政内容从外部（电影）转向内化（师生认知）的过程。

除了以上大课堂需要具备的硬指标，思政老师如何判断一部国产电影是否能成为思政实践资源呢？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展开论述了“两个结合”是一项十分有效的检验公式，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徐奉臻教授在解读“两个结合”的历史贡献时谈到，“两个结合”将从实践层面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原生版”转化为“中国版”；推动中国古代优秀文化从“古代版”转化为“当代版”。[4]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历史中往往作为方法而非教条出现，那么，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电影的叙事具有指导作用。因此，检验一部国产电影是否可以成为思政大课堂用于学生实践，就需要思政老师严格审查电影的主题、内容、叙事逻辑是否符合“两个结合”的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迪士尼电影《花木兰》上映时强调，“（中国电影）要根植于人民，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用当代中国的故事影像表现崇高价值和美好情感，用时代发展的光影色彩呈现恢弘画卷和万千气象。电影创作既要有当代生活底蕴，也要有文化传统血脉，要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好莱坞拍摄的《功夫熊猫》《花木兰》等影片，不就是取材于我们的文化资源吗？”。[5]然而，《功夫熊猫》与《花木兰》始终在用西方人的眼光审视中国传统与中国文化。这两部影片虽然选材来自中国的，其内核依然是西方的，那么它们就不足以成为大课堂的社会资源。“两个结合”要求电影制作人在电影选取的故事内容上，聚焦于中华文化的过往与未来、从我们的上下五千年、从神话寓言到历史典故、从我们百年革命历程中选取故事原本来用电影讲述。在电影的叙事逻辑上，就要用新中国的发展哲学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内涵来把握，具体而言，就是在影视创作中要运用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坚持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始终以服务人民为核心，提取中国精神与党的伟大精神植入到角色人物的行动中，通过情节的设定使故事具有真实感。

3.电影《流浪地球2》剧情内容对“两个结合”的运用

用“两个结合”来检验电影的思政内核，《流浪地球2》是过关的。该片为观众提供了一种以社会主义道德观来推动剧情发展的编剧思路，以一种在党的百年奋斗中不断淬炼而成的道德逻辑来表达人物情感、支配人物行动的“中国叙事”的方式。在科幻设定中的人类末日危机中，影片给出了十分典型的中国答案。

在宏观层面，人类整体对抗地月危机的过程中，联合政府中的中国代表将团结一致、抗争到底的态度贯彻到底，坚持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基本国家关系观。第二，在躲避灾难的地下城名额发放情节中，编剧选择的方式是抽签。这里可以和好莱坞灾难片《2012》中的诺亚方舟十亿欧元一张的船票进行对比，中国人不以金钱地位作为生存机会的分发标准，而是以一种更加公正的方式将机会交给命运。最后，在月球核弹引燃计划里，宇宙战士们不分人种地“主动出列”更加融入的中国革命道德色彩。影片向观众呈现了制作精良的末日科幻场景，并且通过各个场景的人物行动告诉观众，2044年的人类科技已经远远超过当下所处的时代。而这些伟大的进步都有中国人的参与。体现了中国乃至全人类的伟大创造精神。影片中的每一条故事线都在展示人类面临生存危机事，中国视角上的伟大团结精神与艰苦奋斗精神。

在微观层面，中国精神在个体人物命运上也充分得到展示。影片中两位男主角刘培强、图宇恒，在各自的故事线中，既是集体中的“人民英雄”，又是一个有期待、有苦难也有私心的普通个体。刘培强是一名万里挑一的中国宇航员，他展示了一名英勇斗争的中国军人形象，同时他也是个为家人的地下城名额苦恼的普通中国人。图恒宇是一名精通量子通信技术的太空工程师，他有自己专业知识带给他的执念，同时也是一位不愿意接受女儿去世的父亲。地球联合政府中代表中国的领袖角色周喆直及其助理郝晓晞，他们站在决策层面，在人类生存危机不断加深，各项拯救计划屡次受挫的情境中直接展示中国人的理智与坚韧，坚持以伟大团结精神和艰苦奋斗精神联合全人类的有效力量一起解决地球危机。影片中的个体命运与人类整体的奋斗历程相互交织，将史诗叙事与个体叙事的合理融合。本片剧本创作中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贯彻群众路线，比较妥地处理好了英雄与普通个人的关系。创造一个英雄的风险在于英雄同时成为了一个神，受人崇拜，而普通人难以企及。那么相应的故事就不再是人民群众去创造历史的故事，而是神来拯救人的故事，影片中拯救人类的中国人们同时也都是普通的、鲜活的人民群众之一员。

4.《流浪地球2》作为思政大课堂的美中不足

在本片的前一小时中，如果能将支持数字生命，反对官方“移山计划”的恐怖分子与主流文化的核心矛盾揭露出来，让矛盾的双方对话，让中国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真理观与其辩论，也许会增加剧情的精彩程度，也能更加深刻地向全世界观众展示中国人的深层逻辑与我国意识形态的优越性，而作为大课堂的角度看，这是一次向学生演绎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身边的问题进行解构的机会，让学生在关于过程中强化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遗憾的是影片未能更多具体地展示这两个派别的分歧所在。

尽管在刘慈欣的原著中，女性角色在人类计划中的贡献较为有限，两位男主角的妻子都遗憾地死去，成为这两个人物背后一抹悲伤的底色。作为面向全年龄段的贺岁电影，应当根据我国社会现状做出适当的改编，使电影更加能照应我们生活的现实空间。毛主席曾言，“妇女能顶半边天”，而我国的各行各业，都存在着优秀的女性推动着社会主义的进步。如果《流浪地球2》能够在精美的科幻背景和宏大的人类叙事中展示一些女性的力量，无论是从情感还是创造的角度，也许会给年轻的女大学生们一些正向的鼓舞，激励她们像电影角色韩朵朵那样巾帼不让须眉，在为社会作出贡献的同时实现个人理想；讲好女性的故事，尤其是男女合作完成艰巨任务的故事，而不是把女性放在被拯救和照顾的一样，也是利用电影文化调和男女群体关系的一次好机会，呼吁男性与女性团结起来，共同促进社会和谐与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徐兆涛，《从“文以载道”到“影以载道”——“中国精神”的内涵与影视文学实践》，载《当代作家评论》[J]，2022（3）：4-6.

[2] 周安华，《中国影视：大国文化重器》[J]，载《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生成——“第三极文化”论丛》，2018：43.

[3] 吴增礼，李亚芹，《“大思政课”视域下“社会大课堂”的多维阐释》[J]，2022：73-74.

[4] 徐奉臻，《“两个结合” 的历史贡献及实践要求》[J]，载《哲学动态》2022：5.

[5] 李现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指导电影事业高质量发展经典故事》，载《齐齐哈尔文艺》公众号，属中共齐齐哈尔市委宣传部。

[6] 潘加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大课堂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与践行路径》[J]，载《毛泽东研究》，2022：44-46.

[7] 欧庭宇，《在社会大课堂中讲好“大思政课”的话语观照》[J]，载《现代交际》，2022：99-100。

基金项目：成都理工大学2022年思想政治理论课人才培养质量和教学改革专项课题“高校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协同育人机制研究”。

作者简介：岳媛（1993—），女，汉族，四川南充，专任教师-助教，硕士研究生，四川工商学院，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与女性主义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