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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视角生态安全评价研究综述

莫金宵
  
作文指导报·科教视野
2022年8期
云南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摘 要】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人类活动对于生态系统的扰动不断增强,城镇生态系统安全备受关注,城市群作为城镇化的产物,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生态安全问题。本文以生态安全评价为切入点,阐述了生态安全评价的发展历程和国内外城镇生态安全评价研究现状,介绍了目前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模型、权重确定和主要研究方法,指出城市群尺度下生态安全评价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城镇化;城市群;生态安全评价

生态安全是指在人的生活、健康、安乐、基本权利、生活保证来源、必要资源、社会次序和人类适应环境变化等方面不受威胁的状态,包括自然生态安全、经济生态安全和社会生态安全,三者组成一个复合人工生态安全系统。这是由1989年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ASA)提出。生态系统安全关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带动下,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方式不断发生变化的同时,也促使现代化产业和人口向城镇的转移,我国城镇化率呈现不断上升趋势,大中小城市的聚集也诞生了“城市群”。城市群的快速发展带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其相伴生的问题和矛盾也日益凸显。例如城镇规模的不断扩张,导致基本农田,生态用地被逐渐侵蚀;人口规模过于集中和庞大,导致城镇生态环境恶化;资源过度集中消耗和大量环境污染物的排放,导致区域性气温上升等一系列环境问题。因此,生态安全评价作为生态系统评价的重要分支,如何对城市群生态系统安全等级进行定量化评估,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对于我国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生态安全的提出及概念内涵研究

由于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产生了一系列环境污染事件,国际研究学者和国际社会加强了对于环境安全的关注。环境安全(Environmental Security)的概念最早于1977年由学者Lester R Brown提出[1],1989年IASA阐述全球生态安全检测系统问题时,首次提出“生态安全”的概念[2]。随后生态安全概念被国际社会所认可,世界各国相继提出要加强生态安全合作。国外学者积极对其概率进行定义,例如Rogers[3]在论述生态安全重要性的基础上,指出生态安全应该是在不破坏现有的生态环境前提下,获得人类生产生活所需的自然资源Buzan[4]进一步拓展了安全概念的范围,提出经济、社会、环境、军事和政治五方面在内的“复合安全理论”。

我国对于生态安全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国内专家学者对生态安全也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和看法,进一步丰富了生态安全的概念和内涵。大多数学者主要是从人与自然生态系统耦合的角度对生态安全概念和内涵予以界定。如,肖笃宁[5]为了更好的突出人类在安全预警和管理方面的能动性,将生态安全定义为人类在生产、生活和健康等方面不受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等影响的保障程度。曲格平[6]基于对生态不安全所产生的后果,认为生态安全包括两层含义:一是防止生态环境的退化对经济发展构成威胁;二是防止由于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短缺而引发人民不满而产生大量的环境难民。综合来看,国内外对于生态安全的研究都始于对生态安全概念与内涵的研究,虽都没有达成完全一致的生态安全定义和内涵,但有助于推动“生态安全”内容的丰富与发展,为生态安全评价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国内外生态安全评价相关研究进展

2. 评价体系构建及评价模型

国外生态安全评价是在生态风险评价和生态系统健康评价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其主要评价方法是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和模型对生态安全进行评价。但国外学者对生态安全问题的研究给予大量关注和探讨,对生态安全评价的相关研究较少,研究的重点多为生态系统健康评价和生态风险评价。例如Whittaker RJ[7]通过分析对草地生态系统抵抗力和恢复力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对美国亚特兰大的生态系统健康进行评价。Hayes E H[8]等对华盛顿西北部的海滨区域进行了生态风险评价,从评价结果来看,人类活动是区域风险的主要原因。随着生态系统健康评价和生态风险评价的研究不断深入,国际环境保护组织提出了一系列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模型。主要包括由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出的P-S-R(压力-状态-响应)评价模型以及OECD和UN的环境政策报告中发展而来的D-S-R(驱动力-状态-响应)评价模型[9]。但PSR模型适用于小尺度的生态安全评价,在大尺度生态安全评价过程中,缺乏对社会经济以及人类活动因子的考虑。因此为了更好的描述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关系以及相互影响,欧洲环境局(EEA)将驱动力和影响两大指标与PSR模型进行结合,从而建立了更加科学的生态安全评价模型D-P-S-I-R(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PSIR模型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积极讨论和应用,如Gari S R[10]等运用DPSIR模型对沿海环境进行评价,并指出模型存在的问题和优势。除PSR及其拓展模型外,国外学者还基于不同视角和研究目的构建不同的评价模型和方法,例如Glinskiy[11]尝试从经济,环境和人类活动干扰选取评价指标对研究区的生态安全进行评价。

在国内,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方向也从生态安全概念相关研究上升到不同研究对象、不同方法、不同评价体系的生态安全评价研究。目前较为常用的模型框架有以下三种。一是基于PSR及其拓展的模型框架,例如,徐珊[12]等基于PSR模型对青岛市7区3市进行土地生态安全评价,并提出相关的意见和建议。崔馨月[13]等对长三角城市群内的41个城市,运用DPSIR模型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各城市生态安全进行分等定级。林佳宁[14]等为了减小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压力,维持良好的生态健康,规避潜在生态风险,建立了PSFR(压力-状态-功能-风险)模型对太子河流域水生态安全进行评价。李坦[15]等在DPSIR模型中引入M(管理)模块,运行DPSIRM模型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森林系统进行了生态安全评价。二是基于经济-环境-社会(EES)模型构建指标体系,即从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综合考虑评价因子并构建指标体系。例如李洁[16]等在充分考虑经济因素,环境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前提下,从土地自然生态子系统、土地经济生态子系统、土地社会生态子系统以及土地环境生态子系统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兰州市土地生态安全进行评价。冯文斌[17]等从生态环境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江苏省土地生态安全进行评价研究。三是依据具体评价对象特征以及存在的生态安全问题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例如迟妍妍[18]等通过对沙漠化过程影响因素的分析,构建基于土地覆被类型,土壤侵蚀度和植物生长的沙漠化防治区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对浑善达克沙漠生态安全进行评价。李梦怡[19]等基于塔里木河下游区域自然环境状况,从水文、土壤和植被要素构建评价指标指标体系,对塔里木河下游水生态安全进行评价。国内对于生态安全评价体系的构建虽然能够较为客观的反映评价对象实际状况,但是由于评价的目的和侧重点不同,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任然存在主观因素的干扰,所以应该更多的考虑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运用更加全面的评价模型,才能更好的了解研究区域的生态安全状况。

2.2评价方法

目前国内运用较为广泛的是数学模型法和景观生态模型法。其中景观生态模型法主要包括景观格局分析法和生态足迹法,例如武泽民[20]等运用景观格局分析法对滇池流域1995-2015年生态安全状况进行评价。杨雪荻[21]等运用生态足迹法对甘肃省生态安全进行评价,并做时空变化分析。数学模型法主要包括综合指数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物元可拓评价法以及人工神经网络等。如王恒伟[22]基于PSR模型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综合指数法对重庆市渝北区生态系统进行综合评价。戴文渊[23]等在对甘肃省水生态安全评价过程中,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优化后的指标体系进行评价,并对生态安全评价结果进行分级处理。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3S空间信息技术也逐渐运用到生态安全评价中,如陈春荣[24]等,以川西地区为研究对象,运用3S技术从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俩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川西2000-2018年生态安全进行评价研究。综合来看,生态安全评价方法的选择随着研究目的,研究区域以及数据获取的难易程度等不同而不同,虽然方法多样,但尚未形成统一的生态安全评价方法体系。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现代空间信息技术的进步,生态安全评价方法有待进一步完善和创新。

三、城市群生态安全评价研究

城市群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骨骼结构和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随着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群的输入与输出平衡不断遭到破坏,各种生态安全问题开始逐渐影响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对其生态安全的科学诊断具有重大意义。国外学者对于城市群生态安全评价研究较少,但由于城镇化在我国发展迅速,城镇化带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国内专家学者对于城市群生态安全评价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和探讨,主要是从评价框架体系,研究方法展开的。在评价框架体系方面多运用PSR模型及其拓展模型来构建评价体系,例如胡志仁[25]等基于PSR模型,从资源、环境、人口和社会经济等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利用加权平均法对珠三角洲城市群及所含城市生态安全进行评价。马新平[26]等运用DPSR模型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陕西关中城市群内5个城市,2011-2018年生态安全进行评价,并给出改进生态安全的意见和建议。王毅[27]等以河西走廊城市群为例,对城市群内5个地级市为评价对象,运用PSR-EES模型,从社会,经济和环境角度构建指标体系对各市生态安全进行评价,并基于ARIMA-ANN模型对未来生态安全进行预测研究。在生态安全评价方法上,综合指数法、生态足迹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运用较多。例如,刘庆[28]等在对长株潭城市群土地生态安全评价过程中,以长株潭城市群为尺度,运用综合指数法计算生态安全评价值,并划分生态安全等级。魏黎灵[29]等运用改进后的生态足迹法,选取生态赤字和生态压力指数作为指标体系对闽三角城市群内3大城市生态安全状态进行分析。吕文利[30]以长三角城市群内16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PSR模型构建指标体系,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各市生态安全进行评价。总体来看,城市群尺度生态安全研究相对较少,但随着城市群建设以及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群在区域经济以及城市现代化发展中重要性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意识到城市群生态安全的重要性,但城市群尺度下的多尺度研究尚少,一般集中于单一的市域尺度或城市群尺度,多尺度的城市群生态安全评价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四、结论

综上所述,随着人类社会城镇化快速发展,显现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随着国内外学者研究的不断深入,生态安全评价模型、体系和方法日渐趋于完善和多元化,为未来生态安全评价相关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在生态安全评价指标选取方面,国内外学者大多选择PSR(压力-状态-响应)模型及其拓展模型作为构建指标体系的基础,围绕研究区域经济,社会和环境选取评价指标,虽然这种构建指标体系的方法较为成熟且具有代表性,但往往评价指标的选择并不能较为全面反映研究区域面临的生态安全问题,导致最后的评价结果与实际情况有所偏离。在研究尺度方面,城市群尺度生态安全研究相比于其他区域尺度研究相对较少,城市群尺度下的多尺度研究较为缺乏。城市群不仅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更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主动脉,城市群生态安全问题将严重制约着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所以应加强城市群生态安全评价研究,有利于在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了解城市群真实的生态安全状况,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见与措施,丰富生态安全评价实践研究,实现城市经济-生态协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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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莫金宵(1996-)男,汉,湖北襄阳,研究生在读,云南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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