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应物象形”是谢赫在《六法论》中提出的品评绘画的标准之一，魏晋之前的绘画大多为人伦之补助，政教之方便，以及帝王公卿晚上玩赏之用，至魏晋我国绘画才开始展现自由之艺术萌芽，晋唐众多人物画家，诸如阎立本、周昉等人将绘画中的应物象形发挥到了一个新高度。此篇文章以晋唐人物画为中心，浅析晋唐绘画中的应物象形。

【关键词】人物画;传神;线描;形态

一、象形以传神：

南齐谢赫著有《古画品录》，在画论中提出了气韵生动、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六条品评绘画的标准。其中就“应物象形”而言，则是之绘画中对于形态的把握，而此处的“象形”并非是指“像”、“相似”，而是指绘画中通过对于形态的描绘达到传神写照的境界。

东晋时期，我国山水画尚体现为“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早期山水画状态，花鸟画也尚未发展起来，而人物画在这一时期在继承秦汉帛画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创变。其中顾恺之则认为绘画中人物形态的美丑不是做重要的，绘画要追求“传神”，而“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顾恺之擅长用绘画的艺术形态来表达刻画对象的心理特征与精神风貌，通过观察，以极小的细节来刻画人物的性格特征。而他的《洛神赋图》以春蚕吐丝般的高古游丝描，用笔细劲古朴，曲折细致而又层次分明的描绘出了洛神与曹植的爱情故事。以看似简单的勾勒，表达出人物之间含情脉脉，若往若还的精神状态，以“象形”表达出了一种可望不可即的惆怅情意。

并且，顾恺之在这一时期还提出了“迁想妙得”“以形写神”等观点，它所倡导的形神关系论主张“神”以“形”为依据，如果仅仅形似，而不能够反映出绘画对象所特有的神气。强调通过线条勾勒来表现人物的精神气质，但“传神”必须由一定的“形”体现出来，以此达到形神兼备。也就是说“应物象形”的目的在于“传神写照”，绘画之蕴在“似与不似之间”，“似”乃为神似，而不囿于形态。

二、象形以论史：

至唐代，人物画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阎立本以画笔评判历史、褒贬人物、扬善抑恶，画家通过对各个帝王相貌、表情、形态的刻画，揭示出他们不同的内心世界、气质和内心特征。那些开朝建代之君，在阎立本的笔下无不展现出王者气度和伟丽仪范;但是，那些昏庸亡国之君，则呈现出猥琐庸腐之态。从画像来看，虽然仍然具有程式化的倾向，但是在人物刻画上不落俗套，个性分明，画中也按照“主大从小、尊大卑小”等级森严的封建伦理理念来进行任务刻画。后又以重色晕染衣纹，色彩效果凝重，人物造型准确，用笔舒展，用线多为粗细均匀的铁线描，也体现出了初唐人物画的特征。虽为历代帝王之画像，但阎立本通过“形”的创变，以对比的方式描绘出不同帝王在历史中对华夏之所献。而他的《步辇图》也是以“形”绘神，路东赞及其随从的举止，相貌特征在阎立本的笔下描绘出了强烈的高原民族特色，太宗的神情显得深沉而又谦和。以均细挺拔的线条忠实的表现出了唐代中央政权与边远民族的友好交往，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三、象形以万物：

与阎立本纪实风格的绘画作品不同的是唐代画家吴道子，以其“吴带当风”的绘画风格在宗教绘画上做出了突出贡献，也因此又有“吴家样”之称。吴道子之画“笔才一二，像以应焉... ...虽笔不周而意周也。”从而呈现为“天衣飞扬而满壁风动”的视觉效果。是继张僧繇疏体“张家样”之后的一种更加成熟的中国佛教美术的样式。他首先是以书法用笔，创作出有抑扬顿挫的“兰叶描”，状若“莼菜条”，组成形象的线条富有运动感好强烈的节奏感。而周昉的绘画特征则是衣裳劲简，色彩柔丽。菩萨端庄，妙创水月之体，也被称为“水月观音”。由此可见，“形”有万形之分，“形”为“神”之寄托。

四、象形以我心：

绘画之法，是天底下最讲究创新的方法，以形表现名川大山的英气，刻画古今人物造物的美好，记录历史长河中的繁星点点，借助笔墨以描绘事件万事万物。“应物象形”并非对山水人物的照搬照抄，而是以“我”为能动主体，诸如四僧般以山水之态抒发亡国遗民之苦，山还是明朝的山、水还是明朝的水、人还是明朝的人，可这天下却是满清的天下，这抑制不住的亡国苦以笔墨肆意挥洒在画面之中，萧瑟而又淡然。“应物象形”乃是“我”眼中之“物”，“我”心中之“形”。

参考文献：

[1]潘天寿著.中国绘画史.上海书画出版社，2016.08：第28页

[2]王树良，张玉花主编.中国美术史.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08：第40页，第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