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航空安全对全球航空业至关重要，有效的跨文化交际在确保安全方面扮演关键角色。国内外研究已覆盖了文化对航空通讯、语言和口音、标准用语和非标准用语、文化意识、跨文化能力以及人为因素和CRM等多个方面。国内研究也有所进展，包括跨文化能力评估、交际能力模型、认知能力和通话绩效研究以及民航中的中西文化冲突等。然而，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如对非语言因素的研究不足、跨文化范围有限、标准用语和非标准用语管理方面存在问题。未来研究可考虑拓宽跨文化范围、增加非语言因素研究、改进用语管理、加强国际合作等方向，以提升航空安全，确保民航从业人员能够有效地跨越文化障碍进行交际，降低航空事故风险。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民航安全；国外研究；国内研究；未来研究

一、引言

全球航空业的迅速扩张和国际航班的增加使得航空安全成为焦点。高度训练的机组和先进技术虽然至关重要，但实现航空安全还必须依赖有效的跨文化交际。这意味着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乘客、机组人员和地勤必须协作和沟通。文化差异常导致跨文化交际问题，可能严重威胁安全，如误解指令、沟通问题、文化敏感性不足。这些问题可能导致航空事故，危及乘客和机组人员生命安全。本文旨在梳理国内外在民航领域的跨文化交际研究过去和现状，以深入了解已有研究的重点和突破，同时找到研究领域的不足之处。通过对现有研究的回顾和分析，我们将为未来的相关研究提供方向和建议，以进一步促进航空安全和通讯效率的提高。

二、国外研究现状

由于文化因素对飞行安全和通信效率具有重要影响，跨文化交际研究在航空领域的应用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国外的相关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并涵盖了以下几个重要领域。

2.1 文化对航空通话的影响

不同文化背景的飞行员和空中交通管制员之间的文化差异可能导致误解和交流问题。一些研究使用Hofstede的文化维度分析了文化因素对航空安全和飞行员行为的影响，这些研究在揭示文化在航空领域的作用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Helmreich， 1994; Merritt & Helmreich， 1996; Helmreich and Merritt， 1998; Merrit， 2000; Hazrati， 2015）。Hazrati（2015）关注了文化维度在航空英语环境下的影响，为陆空通信的跨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础。Merritt（2000）的研究发现，国家文化对飞行员的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不仅在专业文化层面，还在驾驶舱内产生影响。此外，研究还突出了权力距离和文化差异对CRM的影响（Merritt， 2000；Merritt， 1996）。这些研究为深入研究陆空通信的跨文化问题提供了基础。

2.2 语言和口音因素

一些研究聚焦于语言和口音在航空通信中的作用。Cushing·Steven（1994）在Fatal Words： Communication Clashes and Aircraft Crashes中通过案例研究详细探讨了语言因素如何引发飞行安全问题。这些案例研究提供了深刻洞察，展示了语言问题如何在紧急情况下导致飞行安全问题。不同语言背景和口音可能导致误解和沟通问题，尤其在紧急情况下（Judith Orasanu， 1996）。深入研究不同语言组合的通信至关重要，以识别潜在问题并采取纠正措施。语言和口音问题在航空通信中复杂而关键。

2.3 标准化用语和非标准化用语

一些研究关注航空领域中标准和非标准用语的使用。尽管存在标准用语，但在实际操作中，飞行员和空管员可能使用非标准用语，这可能导致误解和甚至航空事故（Pacheco， 2018；ICAO CIR 302，2004）。Locher（2014）通过实证研究数据探讨了非英语母语的空中交通管制员和英语母语的飞行员之间的沟通，发现英语母语的飞行员更容易在通话中偏离标准术语使用，可能引发误解。Ferrer等学者（2016）调查了菲律宾民航局和国际航空公司的通话记录，发现航空通话规范术语的使用可能导致歧义和潜在错误。

2.4 文化意识和跨文化能力

研究认为，提高飞行员和空中交通管制员的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能力对有效的航空沟通至关重要。这包括了对不同文化之间礼仪、沟通期望和文化期望的了解（Helmreich， 1999；Cookson， 2015）。Markus Bieswanger（2018）用航空案例研究了陆空通话中语言意识和跨文化能力的影响，还指出了跨文化通信可能涉及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礼貌概念。以上研究均体现了跨文化意识和能力在跨文化沟通中的必要性。

2.5 人为因素和CRM（Crew Resource Management）

研究表明，人为因素在航空安全中扮演关键角色，而一些研究关注了文化因素对人为因素的影响以及如何改进CRM培训以解决跨文化问题（Krivonos， 2000；Helmreich， 2004）。Paul D. Krivonos的研究强调了有效的通信对机组协作至关重要，并呼吁将有效通信教育纳入航空安全培训的必要要求。Robert Helmreich的研究关注了文化对人为因素和CRM的影响，强调了文化在沟通和协作中的重要性。国际民航组织（ICAO）也在人为因素领域做出了努力，在CIR 302 Human Factors Digest No 16（2004）中特别强调了跨文化因素对航空安全的影响，并呼吁各相关方关注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以提高航空安全水平。

国外跨文化交际研究在航空领域取得显著进展，但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跨文化培训需更多研究，以确保航空人员能应对不同文化的乘客和同事。其次，管理和改进非标准用语方面仍需深入研究。还需要拓宽研究范围，比较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的文化影响，以促进国际化的航空安全。总之，国外研究为航空跨文化交际问题提供了见解，但仍需更多工作来改进培训和提高飞行安全。此外，这些研究也对其他高风险环境中的团队协作提供有价值的启示。

三、国内研究现状

中国在民航领域的跨文化交际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3.1 跨文化能力评估

王金等人与英国学者合作，使用SPSS 22.0数据分析方法和Delphi方法，构建了一个针对民航学院学生的跨文化能力评估模型。该模型包括四个一级指标：态度、意识、知识和技能，并通过语言运营商的准确性和便捷性将主观定性分析定量化。这项研究为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提供了科学依据，但需要在不同背景下进行进一步验证。

3.2 交际能力模型

学者吴土星等（2013）在交际能力模型研究中提出了一个涵盖语言能力、策略能力、背景知识和心理生理机制四个要素的无线电陆空通话英语交际能力模型。该模型强调了策略能力在培养和评估通讯技能中的关键作用，为提高交际能力提供了理论支持。

3.3 陆空通话研究

多位学者关注了陆空通话的有效性和质量。肖凌（2013）强调了话轮结构的重要性，而肖娅琳（2013）则揭示了中国亚洲国际航线上的陆空通话中的语音特点和不规范现象。这些研究突出了通话的关键作用，为提高通讯效率和飞行安全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

3.4 认知能力和通话绩效研究

王宇（2019）基于认知能力理论研究了飞行员陆空通话的信息加工过程，为提高通话质量提供了理论支持并提出相关建议。乔璇（2020）则着重于通话内容准确性分析，通过建立语义分析与校验模型，强调了这对航空器飞行安全的重要性。相关研究有助于提升通话绩效，确保飞行安全。

3.5 跨文化交际理论和实证研究

戴琨（2016）在跨文化交际理论与实证研究方面表现突出，他研究了中国民航领域的跨文化交际问题，尤其关注中国航线飞行员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交际特点，并提供了理论支持，以应对跨文化交际挑战。

3.6 中西文化冲突研究

Hung-Sying Jing和Allen Batteau所著的The Dragon in the Cockpit（2016）强调了中国文化在飞行操作中的体现，以及西方技术与中国文化可能发生冲突的方式。此研究有助于减少技术和文化误解可能导致的事故和损害。

尽管中国民航领域在提高飞行安全和通讯效率方面已有显著进展，但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仍相对狭窄且数量有限。特别是，研究更多集中在航空安全中的语言因素，而非语言因素和跨文化要素的关注度不足。为推动领域的发展，需要更广泛的实证研究来验证提出的模型和方法的有效性，同时也需要加强国际合作。

国内外在民航领域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存在差异。国外研究历史悠久，广泛涵盖文化、语言、标准用语、非标准用语、文化意识、跨文化能力等多方面。国内研究相对新，需要扩展研究广度和深度，采用更多创新方法和国际合作，关注不同文化背景的交际，并进行实证验证。国内研究有潜力借鉴国外经验，促进跨文化交际在民航领域的应用和发展。

四、未来研究方向和建议

基于前人在跨文化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我们看到了跨文化交际在民航领域研究的必要性，这为今后的研究重点指明了方向。未来的研究可以在以下方面展开：首先，扩大研究范围，比较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的文化影响，以深入了解全球航空领域中不同文化因素对通讯和安全的影响。其次，加强对非语言因素的研究，包括手势、肢体语言、面部表情等，以全面提高通讯效率和飞行安全。第三，需要广泛实证研究，验证提出的模型和方法在不同情境下的有效性，以确保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和可行性。此外，继续研究如何更好地管理和改进陆空通话中的标准用语和非标准用语的使用，以减少误解和提高通讯效率。最后，跨文化交际是全球性挑战，国际合作至关重要。中国的研究者可以积极与国外团队合作，扩展到更多国家和地区，以共同推动跨文化交际在民航领域的研究和实践发展，为国际化的航空安全提供更多洞察。

五、结语

跨文化交际在民航领域的研究对提高航空安全和通讯效率至关重要。国内外的研究已经为航空领域的跨文化交际问题提供了重要见解，并在其他高风险环境中的团队协作方面提供有价值的启示。国内在此方面的研究仍旧处于起步阶段，在未来研究中应该继续深入探讨这一领域，以确保飞行员、空管员和其他民航从业人员能够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有效地沟通和协作，从而降低航空事故的风险，确保旅客和机组人员的安全。

参考文献

[1] Cushing， Steven. （1994）. “Fatal Words： Communication Clashes and Aircraft Crash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Ferrer， Ramsey. （2016）. Standard and Nonstandard Lexicon in Aviation English： A Corpus Linguistic Study.

[3] Hazrati， A. （2015）.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ase of Aviation English.” 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192， 244-251.

[4] ICAO CIR 302. “Human Factors Digest No 16 – Cross-cultural Factors in Aviation Safety.”2004.

[5] Merritt， Ashleigh （May 2000）. “Culture in the Cockpit Do Hofstede’s Dimensions Replicate？”.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31（3）， 283–301.

[6] 乔璇. “民航陆空通话语义分析与校验方法研究.” 中国民航大学， 2021.

[7] 王宇. “基于认知能力的民航飞行员陆空通话差错研究.” 中国民航大学， 2020.

[8] 吴土星， 何建平， 张永忠. “无线电陆空通话英语交际能力模型研究.”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学报， 2013， 24（01）， 55-58.

[9] 肖凌. “从话轮转换看陆空通话中的会话语篇特点.”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学报， 2023， 34（04）， 44-47.

[10] 肖娅琳， 黄大勇. “民航陆空通话会话分析.”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学报， 2013， 24（06）， 47-49+53.

作者简介：田媛（198707-），性别女，民族：汉族，籍贯：河北省保定市，学位：硕士，职位，教师 职称：讲师，研究方向：跨文化交际，英语教育，单位：中国民航大学

课题2022年中国民航行业文化研究中心开放式基金课题“中外民航文化的跨文化解读”，MHWH202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