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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4年Talhelm等人在《Science》期刊上提出“水稻理论”，核心观点之一是认为生活在水稻区的人群更倾向于使用整体思维，而生活在小麦区的人群更倾向于使用分析思维。该理论自发表以来受到诸多质疑，为进一步检验“水稻理论”是否适用，本研究采用行为测验、内隐联想测验，选取中国水稻区与小麦区的大学生被试，进行思维方式差异检验，结果发现：中国水稻区与小麦区大学生均倾向于使用整体思维，且在使用整体思维上不存在差异。

关键词：水稻理论;思维方式;整体思维;内隐联想测验

一、引言

中国南北方差异长久以来是人们讨论的热点话题，然而目前可以用来解释南北心理行为差异的理论依旧缺乏。2014年Talhelm等人提出“水稻理论”，可以解释中国南北方的部分差异，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种植水稻的南方区域会形成“水稻文化”，生活在水稻文化区的人群更倾向于使用整体性思维，更易于形成互依自我，更看重裙带关系;而种植小麦的北方区域会形成“小麦文化”，生活在小麦文化区的人群更倾向于使用分析性思维，更易于形成独立自我，更看轻裙带关系[1][2]。

该理论自发表以来，受到诸多学者质疑。Hu和Yuan从数据角度提出，水稻理论忽视了与研究结果高度相关的一些数据，例如他们把主要农作物为玉米、高粱和大豆的地区也归为小麦区[3]。Roberts纵向考虑，认为Talhelm等人没有考虑到不同省份间的历史关系，而将各个省份孤立开来测量各省份的文化特质，这容易导致偏差[4];Ruan等人从实证研究方法角度出发，详尽地分析了Talhelm等人的文章发现其中存在许多问题，例如测量误差、样本偏差、错误的模型设定等[5]。汪凤炎则以整体思维为突破口，认为用“水稻理论”来解释中国人偏向于使用整体思维时主要存在两个矛盾：其一，历史上多数中国人在南宋之前长期生活在小麦区，但思维方式中基本没有分析思维，仍以整体思维为主;其二，中国北方小麦地区的人群同样擅长使用整体思维，且目前没有充足可信的证据证明中国北方种植小麦的地区在文化上看起来与西方更相似[1]。以上学者从不同角度的分析结果均质疑了“水稻理论”的成立。

朱滢肯定Talhelm等人敢于挑战现有的东西方比较研究，从农作物种植方式差异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南北方文化的差异，观点新颖[6]。但朱滢认为水稻理论的成立还需要得到进一步检验，这不仅需要重复验证Talhelm等人已有的测量结果，还需要对他们此前所使用的仅限于量表测量、相对单一的测量手段进行升级，例如采用控制条件更为严格的行为实验以及神经科学的客观证据等[7]。

2018年Talhelm等人在中国南北方六个城市的星巴克咖啡馆中采用行为观察实验来进一步验证自己的理论[8]。行为观察法解决了自我报告法存在的一些基本问题，但Talhelm等人的行为观察法是通过观察咖啡馆中人群是否单独坐，以及在通过设置障碍的过道中是否移动椅子来说明水稻区与小麦区人群存在不同的思维方式，这种行为观察法无法控制其它额外因素的干扰，缺乏更为严格的控制条件，同时在对被试的选取上依旧是静态的、横截面式的，并未对被试的历史因素进行严格的把控。

通过文献回顾，发现“水稻理论”是否适用还需得到进一步检验。本研究采用行为测验、内隐联想测验对中国水稻区与小麦区大学生的思维方式进行检验，并对被试的历史因素进行控制。

二、水稻区与小麦区大学生配对任务测验

（一）研究目的

使用配对任务（the triad task）来测量中国水稻区与小麦区大学生的思维方式。根据Nisbett最初的实验范式进行，即分析思维者倾向于根据属性来分类，强调规则和范畴;整体思维者倾向于用相互影响来分类，强调关系[9]。

（二）研究假设

H1：生活于水稻区的大学生更倾向于使用整体思维，生活于小麦区的大学生更倾向于使用分析思维。

（三）研究方法

1.被试

根据2013年不同省份水稻种植面积占该省份粮食播种总面积的比例，水稻种植比例最高的是江西、湖南，所占比例分别为90%和83%，次一级的是广东、海南、福建等省，比例约占66%—77%，中国北方除东北三省外，水稻种植的比例大多低于1%;从各省份小麦的播种面积占该省粮食播种总面积来看，比重最高的是河南、山东和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50%—53%），次一级的是河北、陕西，大约占比为35%—40%[10]。因此，从以上南方水稻区的省份中选择福建省作为代表，北方小麦区中选择山东省为代表，前往实地调查，从两省份共选取大学生被试150名，排除7位特殊分类者（选择狗与萝卜的被试），有效被试比为95.33%。其中土生土长于水稻区（“土生土长”的操作性定义为出生于某个省市区并成长于相同省市区）的被试36名;从小麦区来水稻区生活学习的被试34名;土生土长于小麦区的被试37名;从水稻区来小麦区生活学习的被试36名。其中男生54人，占总人数37.8%;女生89人，占总人数62.2%。学科背景中为文科的被试66名，占总人数46.2%;学科背景为理工科的被试77名，占总人数53.8%。四类被试的年龄分布见表1。

2.实验设计

采用组间设计，自变量为被试类型，分别是土生土长于水稻区的被试、从小麦区来水稻区生活学习的被试、土生土长于小麦区的被试、从水稻区来小麦区生活学习的被试，因变量为卡片分类任务的结果。

3.施测程序

对四类被试进行测试时，要求被试说明自己的生源地以及主要生活学习的地方。正式开始时，主试将任务卡片随机呈现给被试，要求其尽快做出选择，以第一反应为准，在任务结束后对主试说明分类的原因。指导语为：“以下三张图片随机呈现，如果要从三个物体中选择两个物体放在一起，会是哪两个物体？为什么选择这两个物体，请您说明理由。”

4.工具

选择大小、材质相同的三张卡片，卡片上图案分别为兔子、萝卜和狗。

5.数据处理

使用SPSS 20.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四）结果

1.性别、学科背景对配对任务结果的影响

对不同配对任务结果的男女生人数进行卡方检验，结果显示配对任务结果在性别上的差异不显著（χ2=0.44，df =1，p =0.51>0.05，Fisher的精确校正值为0.60）。对不同配对任务结果的文科、理工科人数进行卡方检验，结果显示配对任务结果在学科背景上的差异不显著（χ2=3.47，df =1，p =0.06>0.05，Fisher的精确校正值为0.08），即学科背景对配对任务结果没有产生影响。

2.区域（水稻区与小麦区）、被试类型对配对任务结果的影响

对不同配对任务结果的区域（水稻区与小麦区）人数进行卡方检验，结果显示配对任务结果在区域（水稻区与小麦区）上的差异不显著（χ2=0.01，df =1，p =0.94>0.05，Fisher的精确校正值为1.00）。对不同配对任务结果的被试类型人数进行卡方检验，结果显示配对任务结果在四类被试上的差异不显著（χ2=2.75，df =3，p =0.43>0.05），

（五）讨论

根据数据分析可知配对任务结果在性别、区域以及被试类型上均不显著，该研究没有检验出中国水稻区与小麦区大学生在思维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

假如考虑边缘显著，学科背景对配对任务结果会产生一定影响，这可以解释为接受理工科学习训练的被试更倾向于使用分析思维，而接受文科学习训练的被试更倾向于使用整体思维。刘叶和邹晓东提出传统理工科人才培养模式是以线性思维、分析思维的培养为特征[11];而雷洪德和刘水君的研究发现文科硕士生的批判性思维处于较强区间中的低端，总体上文科研究生的批判性思维低于理科研究生[12]。因此，学科背景与教育水平或许对个体的思维方式影响更大。

本研究假设未能成立，可能的原因如下：其一，被试受其自身特殊经历影响，因而未从属性或关系这两个角度出发，例如被试选择“狗与萝卜”，其原因是此前养过宠物兔子并且兔子死亡;或者被试选择“兔子和萝卜”的理由是小时候被狗咬过，因此讨厌狗;还有被试选择“兔子和狗”原因是自己不喜欢吃胡萝卜。其二，被试选择上来看，除土生土长的水稻区被试与土生土长的小麦区被试外，其余两类被试群体在主要生活地区以外的生活学习时间较短，可能受小麦区文化影响较小。Talhelm和Oishi在星巴克咖啡观察的行为被试，其生活于该城市的时间都在两年以上[8]。因此，还需做进一步检验。

三、水稻区与小麦区大学生思维方式的内隐测验

（一）研究目的

使用内隐联想测验，从内隐层面证实水稻区大学生更倾向于使用整体思维，小麦区大学生更倾向于使用分析思维。

（二）研究假设

H1：生活于水稻区的大学生在内隐层面更倾向于使用整体思维，生活于小麦区的大学生在内隐层面更倾向于使用分析思维。

（三）研究方法

1.被试

被试群体与研究一为同一批被试。水稻区选择福建省作为代表，小麦区选择山东省为代表，从两省份共收集被试150人。其中土生土长于水稻区的被试37名，有效数据为34份，有效数据比为92%;从小麦区来水稻区生活学习的被试37名，有效数据36份，有效数据比为97%;土生土长于小麦区的被试38名，有效数据34份，有效数据比为89%;从水稻区来小麦区生活学习的被试38名，有效数据38份，有效数据比为100%。所有被试均是自愿参与该实验，均以汉语为母语，视力与矫正视力正常。

2.实验材料

材料评定阶段共收集整理32个体现整体思维的成语以及32个体现分析思维的成语，交与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40位硕士研究生和2位博士研究生进行评定。评定过程首先对呈现的成语是属于整体思维还是分析思维进行判断，并用五点评分来体现程度，1分代表“一般符合”，5分代表“非常符合”。其中分析思维定义为：依靠严谨地研究，进行逐步分析，最后得出正确结论的一种思维方式，包括归纳推理、演绎推理、证明等逻辑思考的思维方式;整体思维，也称整体观或者有机循环论的整体思维，认为天地（世界）是一个自组织的有机整体，整体中包含着许多部分，各个部分自身也是一个个小的整体，各部分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因此构成一个整体，如果想了解各部分，必须先了解整体[13]。最后筛选出评定比率前25%（降序），且词性均不包含贬义的成语作为正式施测时使用的材料。

回收评定材料后筛去8份数据缺失的评定材料，有效评定材料的数量为34份，有效回收率为80.95%。正式内隐测验使用的材料分为两种，目标词与属性词。目标词分为两类：体现分析思维的成语与体现整体思维的成语。其中属于“整体思维”的成语有8个：天人合一、齐心协力、融会贯通、兼容并包、牵一发而动全身、祸福相依、连枝带叶、一应俱全;属于“分析思维”的成语也有8个：抽丝剥茧、明察秋毫、盘根究底、说一不二、鞭辟入里、就事论事、析毫剖厘、条分缕析。属性词同样分为两类：“我”与“非我”。属于概念“我”的词语有8个：自己、本人、我、我们、自己的、本人的、我的、我们的;属于概念“非我”的8个词语分别为：别人、他人、他、他们、别人的、他人的、他的、他们的。属性词采用的是柏阳、彭凯平和喻丰已评定过的材料[14]。

3.施测程序

该内隐联想实验由练习测验和正式测验组成，正式测验包括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属性词进行练习，要求被试在属性词为“我”的词语呈现时按F键，在属性词为“非我”的词语呈现时按J键;第二阶段对目标词进行学习，要求被试在目标词为“整体思维”的词语呈现时按F键，在目标词为“分析思维”的词语呈现时按J键。第三阶段：将属性词与目标词混合呈现，要求被试在目标词为“我”的词语和“整体思维”的词语呈现时按F键，在目标词为“非我”的词语和“分析思维”的词语呈现时按J键。第四阶段：再次对属性词进行练习，改变已建立的习惯，要求被试在属性词为“非我”的词语呈现时按F键，在属性词为“我”的词语呈现时按J键。第五阶段：将属性词与目标词再次混合呈现，要求被试在目标词为“非我”的词语和“整体思维”的词语呈现时按F键，在目标词为“我”的词语和“分析思维”的词语呈现时按J键。

正式实验开始之前引导被试端正地坐在实验用的笔记本电脑前，指导语如下：首先在笔记本的显示屏中央会呈现一个“+”注视点，提示你实验开始，并要求注视显示屏中央。接着将呈现一系列字符，请你判断出现字符是体现“我”的词，还是体现“非我”的词。假如是体现“我”的词，请你按键盘上的“F”键;如果是体现“非我”的词，请你按键盘上的“J”键。刺激呈现时间较短（3000ms），请集中注意力，并快速准确地做出判断。明白以上指导语后，请坐好并将双手放在键盘上，将左手的食指放在“F”键上，右手的食指放在“J”键上，实验要求你用这两个按键进行回答。准备好后，请你按键盘上的“Q”键开始练习，练习结束后进入正式实验。

结果处理：上述每一反应的反应时及对错情况均由计算机自动记录。参考Greenwald计算内隐效应量的D值法，删去错误率高的反应时，分别计算四组被试在相容任务组和不相容任务组中的平均反应时，最后对四组被试相容任务组和不相容任务组中的平均反应时进行均值比较[15][16]。

4.工具

使用E-prime编制实验程序。

5.数据处理

使用SPSS 20.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四）结果

四组被试相容组平均反应时与不相容组平均反应时的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相容测验反应时要显著短于不相容测验的反应时，这说明所有被试在总体上都倾向于使用整体思维方式，具体数值见表2与表3。对四组被试D值进行与0的单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所有被试的D值均大于0，且结果均显著，这说明该内隐联想测验敏感度较好。

对四组被试相容组反应时、不相容组反应时做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四组被试在相容反应组中的反应时差异不显著，F（3，138）=0.85，p =0.47>0.05，=0.02;四组被试在不相容反应组中的反应时差异不显著， F（3，138）=0.80，p =0.50>0.05，=0.02。这意味着四类被试在使用整体思维与分析思维的倾向上都不存在差异。该研究结果不能证实生活在水稻区的大学生在内隐认知层面更倾向于使用整体思维，生活于小麦区的大学生在内隐认知层面更倾向于使用分析思维。

（五）讨论

以上数据分析显示，在内隐认知层面上中国水稻区与小麦区大学生不存在思维方式上的显著差异，这与Talhelm等人提出的水稻区人群比小麦区人群更倾向于使用整体思维的观点不相符[2]。再者，根据相容组、不相容组的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四组被试在内隐层面上都倾向于使用整体思维，这跟汪凤炎质疑水稻理论时提出中国人都是整体思维的观点是一致的[1]。

该研究未能检验“水稻理论”的观点，其可能的原因是，该实验范式任务三是被试建立反应习惯后作出的反应时，因此任务三相容反应组的反应时偏短，而任务五不相容组是被试改变此前建立的反应习惯重新进行按键反应，因此导致反应时更长。不过，Greenwald于1998年提出目标词的位置、相容与不相容辨别出现的先后次序，反应键的选择，刺激呈现的间隔时间长短，及各部分刺激词的数量的多少对测量结果均没有显著的影响[17]。

四、总讨论

本研究采用配对任务测验及内隐联想测验来检验中国水稻区与小麦区大学生在思维方式是否存在差异。对比Talhelm等人的结论，即中国水稻区人群在思维方式上更倾向于使用整体思维，而小麦区人群在思维方式上更倾向于使用分析思维[2]，本研究得出的结果是中国水稻区与小麦区大学生在思维方式倾向上的差异不显著。

首先，借鉴Talhelm等人用于测量思维方式的方法，即采用配对任务（the trial task）来进行测验[2]，从结果上看中国水稻区与小麦区大学生在思维方式上不存在差异。其次，采用内隐联想测验做进一步研究，其结果显示不论是水稻区还是小麦区的大学生，对“整体思维”类的词语的反应时明显短于“分析思维”类的词语。这可以理解为水稻区和小麦区大学生与体现“整体思维”的词语连接更为紧密，因而推断不管是水稻区还是小麦区大学生在内隐认知层面上都更倾向于使用整体思维。

国内也有心理学研究者对南北方即水稻区与小麦区人群的思维方式做过比较研究，其结果也未能验证“水稻理论”。梁素佩采用概念表征、概念分类、行为归因和三段论推理等方式对中国水稻区与小麦区人群的思维方式进行检验，其研究结果显示水稻区与小麦区人群在以上各方面并不存在差异[18]。不过从被试角度考虑，该研究所选择的被试全部为聊城大学的在校学生，只从出生地来判断是属于小麦区还是水稻区，因此在被试选择上不够严谨。

其余参照“水稻理论”内容的研究，大多在其它方面予以验证。丁从明、周颖与梁甄桥在“南稻北麦”的种植格局下，研究不同农作物种植方式对中国南北方信任模式的影响。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南方水稻地区的家庭与村庄内部由于更高的短半径协作需求，导致亲友近邻间形成更高的受限制信任模式;而北方小麦地区为应对农忙时期的种植压力而产生出了异地雇佣关系，拓展了小麦区人群的协作半径，进而发展出跨越血缘与地缘的一般性信任模式[10]。这仅说明不同种植方式可能会影响到信任模式，但是否对思维方式有影响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乔艳阳、张积家和李子健考量宗教和经济对民族文化与思维方式的影响，对基督教景颇族和传统宗教景颇族进行考察，采用Talhelm等人分类测试任务，其研究结果显示基督教景颇族表现出更明显的分析型思维取向。他们认为由于信基督教景颇族被试有更好的经济条件，有更多的机会参加基督教宗教活动，因此更好地掌握了基督教文化，在此基础上表现出独立型自我构念和分析型思维方式的特点[19]。

合而言之，中国南北方是否存在思维差异，以及该差异是否由不同农作物的种植方式差异导致，还需要进一步考量，因此对“水稻理论”的检验还需继续进行。

五、结论

本研究采用行为测验与内隐联想测验来检验中国水稻区与小麦区大学生在思维方式上是否存在差异，结果未证实“水稻理论”的核心观点。具体而言，本研究的结论如下：

（1）中国水稻区与小麦区大学生在思维方式上不存在差异;

（2）中国大学生在思维方式上倾向于使用整体思维。

参考文献：

[1]汪凤炎.对水稻理论的质疑：兼新论中国人偏好整体思维的内外因[J].心理学报，2018，50（5）：572.

[2] Talhelm T， Zhang X， Oishi S， et al. Large-scale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within China explained by rice versus wheat agriculture[J]. Science，2014，344（6184）：603-608.

[3] Hu S， Yuan Z. Commentary：“Large-scale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within China explained by rice vs. wheat agriculture”[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2015，6：489.

[4] Roberts S G. Commentary： Large-scale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within China explained by rice vs. wheat agriculture[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2015，6：950.

[5] Ruan J， Xie Z， Zhang X. Does rice farming shape individualism and innovation？[J]. Food Policy，2015，56：51-58.

[6]朱滢.检验“水稻理论”[J].心理科学，2014，37（5）：1261-1262.

[7]再谈检验“水稻理论”[J].心理研究，2015，8（3）：3-4.

[8] Talhelm T， Zhang X， Oishi S. Moving chairs in Starbucks： Observational studies find rice-wheat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daily life in China[J]. Science advances，2018，4（4）：1-9.

[9]理查德·尼斯贝特.思维版图（李秀霞译）[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10]丁从明，周颖，梁甄桥.南稻北麦，协作与信任的经验研究[J].经济学（季刊），2018（1）：579-608.

[11]刘叶，邹晓东.提高理工科人才培养质量：思维变革的路径[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6（3）：111-115.

[12]文科硕士生批判性思维倾向的现状及其改进——以 H 大学为例的调查研究[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8，（2），48-53.

[13]张岱年，成中英.中国思维偏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14]柏阳，彭凯平，喻丰.中国人的内隐辩证自我：基于内隐联想测验（IAT）的测量[J].心理科学进展，2014，22（3）：418.

[15] Greenwald A G， Nosek B A， Banaji M R. Understanding and using the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 An improved scoring algorithm[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3，85（2）：197.

[16] Greenwald A G， McGhee D E， Schwartz J L K. Measuring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implicit cognition： the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8，74（6）：1464.

[17]蔡华俭. Greenwald提出的内隐联想测验介绍[J].心理科学进展，2003，11（3）：339.

[18]梁素佩.中国水稻区与小麦区人群思维方式的比较研究[D].聊城：聊城大学，2017.

[19]乔艳阳，张积家，李子健.宗教和经济对民族文化及思维方式的影响——以景颇族为例的文化混搭效应探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8）：199-204.

作者简介：彭扬震（1993—），男，汉族，福建省古田县人，硕士研究生，单位为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研究方向为文化心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