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812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9-9328（2024）10-275-04

摘   要  纪录片创作理念随着视听媒介的迭代产生变革，以奈飞为代表的流媒体平台需要商业价值与用户黏性，进而实现快速变现。奈飞的体育纪录片从以官方宣传为目的转向注重个人形象塑造，以不同车队、赛车运动员的蜕变与历练为线索，呈现出极具戏剧化风格的表达倾向。本文以体育纪录片的发展历史为起点，继简述奈飞纪录片的传播策略，再以奈飞纪录片《极速求生》为例探讨奈飞商业性体育纪录片在人物、情节、视听方面的叙事策略。

关键词  体育纪录片  奈飞  国际传播  叙事策略  F1

《极速求生》（一至六季）作为Netflix（以下简称“奈飞”）商业性体育纪录片的典型作品，强调情节、悬念与戏剧冲突。影片通过多视角、多载体、强采访等手法，加强视听体验，让观众仿佛置身于F1（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FIA Formula 1 World Championship，以下简称F1）的现场。与此同时，《极速求生》成功地将F1赛车运动推向美国市场，呈现出商业性体育纪录片成熟的制作模式和流量变现的可能。

一、体育纪录片的历史脉络

得益于人类对体育的竞技性、健美性和戏剧性的着迷，纵观纪录片发展史，体育纪录片一直占有一席之地。早在电影诞生之初，卢米埃尔兄弟的影片中就出现了诸如《德国骑兵跳栏》《工人套袋赛跑》等对体育运动的影像记录。

步入20世纪，思想文化运动带来的开放自由观念与人文主义与工业社会严苛的社会环境互相冲击，人们不得不寻求一种方式来追求自己理想的生活方式，以达到对身心的解放与改善。从《从克什米尔攀登喜马拉雅山》到《法国游泳冠军塔里斯》，展示着人们对于体育运动的热爱，也展现着人们对健美的体魄的赞美。现代奥运会的举办进一步激发了人们使用影像对体育进行记录和表达的热情。现存最早的奥运官方电影是《斯德哥尔摩1912官方电影》，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奥林匹亚》虽在意识形态表现上饱受争议，但体育运动影像的诗意表达贯穿了体育纪录片的发展之中，对今时今日的体育纪录片拍摄手法仍然有较大影响。1956年的自由电影运动影响了英国的一代电影人，《长跑者的寂寞》和《巴斯顿·基顿：无可匹敌》等纪录片以人物传记的形式展现了体育运动之美，记录了运动员的真实生活，也将此时期聚焦的性别、种族、政治立场等意识形态问题隐晦地进行表达，林赛等人呼吁的电影表现手法和价值传达也对未来的创作者们埋下了萌芽。20世纪80年代作为新的开端，奥运会成功助推了体育运动的商业化进程。通过电视大众传播媒介走进千家万户，人们观看纪录片的习惯和制作者创作纪录片的习惯都发生了改变，诞生了新的纪录片美学观念。进入“格林斯潘”时代的奥运会纪录片将叙事重点定为“美国英雄主义故事模式”，例如《光荣的奥林匹克一百年》《光荣的十六天》，以运动员如何历尽磨难实现梦想为故事线，辅以“上帝之声”式的旁白解说，构成具有新闻性、引导性的体育纪录片。20世纪90年代，独立纪录片制作者在体育纪录片的选择和拍摄上走出了一条与官方表现手法截然不同的道路，运动员化身为国家式英雄的文化符号，却难以激起民众的情感认同。在这样的创作大环境下，《篮球梦》《一代拳王：阿里》将镜头聚焦于小人物、少数族群和社会环境变迁，呈现出复杂交融的文化形态，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与社会批判意识。

21世纪美国新纪录运动兴起，民众社会观念变得更激进，积极寻求真相、人人平等。迈克尔·摩尔的纪录片成为这一时期纪录片的重要符号，一方面他的题材直指美国社会的痛点，另一方面他将纪录片的叙事降低姿态以取悦观众，加入充分的娱乐元素。娱乐性和戏剧性成为这个阶段纪录片的重要特征。十年来流媒体平台的搭建对纪录片生态的转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体育纪录片随着拍摄媒介和视听媒介的发展迭代。有别于传统体育以强健体魄和培养团队精神为目的，商业体育以盈利为目的，采取商业化的运作方式，追求通过竞技体育最大程度地实现票房价值。商业体育非常注重市场推广，通过宣传、社交活动、赞助合作等多种方式以达到提高赛事知名度和影响力的目的。此外，商业体育还会通过大型赛事的举办和体育明星的出现，让影响力和讨论度进一步扩大，成为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关注焦点。随着传播方式与观众需求的多样化发展，各方制作团队将目光瞄准发展迅猛的商业体育赛事，诸如NBA、NFL、西甲、F1等进行密切合作，拍摄了《姚明年》《皇马电影》《永远的车神Senna》《天才之击》《舒马赫》等与商业体育赛事密切联系，旨在吸引观众并产生经济效益的纪录片。

二、奈飞影视作品的制作传播策略

从20世纪80年代的电视媒体到21世纪的数字媒体，大众消费视听内容的媒介与方式在不断改变，流媒体的发展将传统视听版图打破和重组。作为全球最大的互联网付费视频平台，奈飞最早试水纪录片原创内容，纪录片也成为奈飞原创部分持续高质量输出的品类，涵盖了自然、历史、社会等多个领域，紧跟时代热点，关注全球性议题；而体育运动一直是奈飞原创纪录片的重要题材之一。

（一）贴合受众的传播逻辑与选择架构

基于奈飞向用户提供的VOD（视频点播）和OTT（互联网电视）服务，尤以OTT服务为主，它改变了传统的媒介传播方式：流媒体直接通过互联网向用户传输内容，越过了IPTV系统，门槛更低、系统更开放，只要在电子产品上安装相对应的应用就可以观看。这种方式让用户成为更积极而有参与精神的“精神股东”。投放逻辑上，SICAS模型的运用是互联网时代不可缺少的。通过大数据的收集、运用偏好算法优化问题，多维数据源对用户画像进行精细化、粒度化的描绘，随后奈飞对用户实施精准复调的投放。因此，喜爱纪录片的用户被记录下来并收集到相应的数据，基于数据库奈飞输出受众喜爱的纪录片，从而吸引稳定的观影群体。而奈飞并不将数据收集的环节止步于投放，它同样注重观众的反馈，通过会员评分、社交媒体评论等多方渠道了解观众对于纪录片的观感体验和意见，这些反馈为续集的创作和赞助的引入有指导性的意义。根据观众的反馈，奈飞可以有目的地调整纪录片的侧重点，确保受众的黏性，增强观影体验。

作为以内容为产品的流媒体平台，奈飞的目标是帮助用户找到他们愿意看的内容并愿意持续访问网站并支付会员费。观众或许认为选择看什么是完全由自己决定的，这实际上是一种错觉，外部因素很大程度会影响观众的选择，而选项的呈现方式会对如何选择产生深刻的影响。所谓选择架构，是指选项呈现方式的各个方面，它可以经过有意的操纵和设计以此影响到最终选择。这些工具都能够帮助设计者用更流畅的方式影响用户决策。奈飞的设计师通过对海量用户数据的抓取和分析，总结用户关注什么、忽视什么信息，来对网页进行微小地调整。奈飞组合使用“合理路径”和“选项排序”，将用户选择观看内容的路径设计得非常流畅。而当用户进入了这个路径后便会看到着陆页。“当前热门影片”“新片上映”还是“备受评论界赞誉的电视剧”放在第一行，每个用户都是不一样的。这些选项的排序都经过了精心设计，平台往往掌握着信息流流向的主导权。第二个工具是“默认选项”。如果有默认选项，那么无论它是什么，大多数用户都会选择接收。它会让决策看起来更简单，不用任何思考。比如当鼠标在某个节目封面上停留超过三秒钟时，预告片便会自动播放，这便是奈飞的默认选项。用户省去了做选择的过程，自然而然被自动播放吸引。而选择架构设计的核心是“选项描述”，好的设计者会竭尽全力确保呈现出来的信息是准确的。在选择节目封面时，奈飞要确定是想要所有推荐内容能吸引用户的关注，还是想要让特定的推荐内容更受欢迎。比如美国版《纸牌屋》，奈飞根据历史观看记录，为不同的观众设计了三个不同版本的预告片。第一个版本面向的是喜欢英国版《纸牌屋》的观众；第二个版本专为观看过《末路狂花》的观众而设计；第三个版本则面向喜爱制作人大卫·芬奇的资深影迷。奈飞会以百分比为衡量尺度，预测用户对每个节目的喜爱度。由于每天都有数百万用户访问奈飞的着陆页，对比实验可以提供大量的信息。奈飞追求效率最大化，要让为影视资源库投资的“每一美元给用户带来的愉悦感最大化”。

（二）多点开花的渠道投放与市场推广

奈飞对自己的定位是要打造一个流媒体帝国。因此，它早早在全球开始进行渠道布局。2013年，奈飞公司与英国维珍传媒开展内容分发合作。2016年，与美国自由媒体环球集团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一举进入30多个国家传统付费电视平台。2017年进一步与欧洲多个大型电信业务运营商开展合作[1]。同时，奈飞还积极拓展与智能手机以及智能电视制作商合作。在手机终端方面，奈飞公司推进与智能手机制造商合作，通过预置应用程序，直接与智能手机用户开展视频点播业务。在电视终端方面，奈飞公司在操作系统中预装奈飞应用程序，并授予制造商“奈飞推荐电视”品牌推荐许可。三星、乐金和索尼等都是奈飞合作伙伴。

三、奈飞体育纪录片的叙事原则

商业体育运动的普及极大推进着相关纪录片的生产制作，以期获得更多关注度和更大的经济收益。奈飞曾直言不讳地表明了对纪录片的看法：“我们更喜欢通过一种超赞的叙事、一个超赞的人物和紧凑的故事来讨论某个问题，吸引观众看下去。”[2]通过对故事结构的拆解重塑、将悬念最大化以及用丰富的细节和极致的视听体验触动观众，成为奈飞体育纪录片叩开观众心门的钥匙。

奈飞认为纪录片应该“只讲故事，不设立场”，如果一种观点的呈现占据了30秒，那对立的观点也需要展现30秒。在奈飞的纪录片中，旁白和解说的运用极为克制，奈飞较少采用解说词，它会采访许多运动员、与这项运动息息相关的专业人士，通过他们的话语和感悟，来展现这名运动员、这项运动千人千面的魅力。

同时，奈飞认为商业性纪录片迫切需要提供足够新奇的内容来对抗公式化和乏味的故事体验，例如车手的头盔视角、埋在赛道里的微型摄像头视角等，细节或局部的新奇化是对程式化故事母题的升华，也让观众欣赏到了全新的视听视角。

最后，纪录片的落点最终要落在感情的共鸣与感悟上。奈飞作为流媒体巨头，它的目标放眼于全球市场，纪录片必然会面临跨文化传播的问题。要建立不同文化之间的桥梁，必须能反映出大多数人的看法和意愿。观众从运动员身上不仅看到体育精神，也通过代替性体验来沉浸到故事中成为主角。

四、《极速求生》的叙事策略

2017年，美国自由媒体集团收购F1，有意拍摄相关纪录片对F1这项商业性运动进行全新包装并推销其进入美国市场。2019年，第一部《极速求生》拍摄完成，截至2024年该系列纪录片已经播放至第六季。

（一）人物叙事

在F1比赛中，总共有10支车队，20位正式车手。在围场之外的地方，还有着上千上万名工程师、工厂人员在为这项运动作贡献。得益于F1这项运动的长久持续性，部分车手的成长和转变甚至能够横跨好几年，在《极速求生》中得以形成一条完整的人物成长的叙事脉络。

1.英雄式主角塑造。F1车手里卡多职业生涯的一路坎坷成为《极速求生》精彩的天然叙事链条：2018年他在红牛车队担任车手，转年因为无法忍受自己成为维斯塔潘的“二号车手”而转会雷诺车队；2021年，他再次转会迈凯伦车队；而2022年，他又成为红牛车队的后备车手，并于2023赛季重返小红牛车队，在下半赛季代替了原本的车手德弗里斯。《极速求生》中毫不避讳地展露了里卡多与红牛车队、维斯塔潘的矛盾；他在雷诺和迈凯伦车队的挣扎冲突；还有2022赛季他作为后备车手的落寞和无所适从。他在雷诺车队屡屡碰壁的比赛经历让观众替他惋惜；他选择重返红牛车队的决定又耐人寻味。塑造立体而丰满的体育竞技人物形象，少不了失意故事的讲述和铺垫。当里卡多重返围场开上赛车的那一刻，他的故事线已经完成了英雄主义的叙事。

2.旁观者角色塑造。如上所述，在F1围场之外，领队、解说员、记者等人承担着旁观者的功能，为主要人物的叙事提供全面而立体的构建。制作团队通过独立的采访空间循循善诱，让他们说出真实的想法，回忆事件发生的时刻与内心真实的活动，无论是沮丧或恐慌或兴奋。例如，格罗斯让在2020年巴林站撞车起火、2022年银石站周冠宇翻车的事故，事故现场的视频慢动作配合记者、解说员事后的回忆，车手的家庭成员在镜头前的自述，以及车手的真情流露。如此让他们的情感参与为观众带来了共鸣，另一方面也为之后格罗斯让“浴火重生”和周冠宇重返赛场设置了悬念并吊足观众的胃口，提升了故事性。

（二）情节叙事

制作公司BOX TO BOX FILMS坚持“情节、悬念与戏剧性冲突”是商业性纪录片的基本娱乐要素，对故事性的追求优先于对原生态的记录。

1.故事化情节的强化。F1围场的十支车队中，除了法拉利、迈凯伦等颇具影响力的车队，也有威廉姆斯、索伯等日渐式微的老车队以及哈斯这种新兴车队。制作团队会根据每一年的车队的情况变化而选择不同的创作侧重点。

2022年，车队之间的博弈重点是以梅奔和红牛为首的车队对法拉利新车引擎进行“围剿”，并上诉至国际汽车运动联合会。制作团队利用大量篇幅对几个车队的领队进行采访和行为追踪。他们与股东进行联系、互相通气，对国际汽车运动联合会进行施压，通过快节奏的情节设置推进增加事件的紧迫感。这正是大众喜闻乐见的“强强联手”与“强强对抗”的故事。

2023年，哈斯和威廉姆斯两支中下游车队围绕积分争夺的博弈成为F1的主要矛盾。威廉姆斯作为家族企业不愿放弃在F1的辉煌成绩，为了一扫颓势不得不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另一边，哈斯车队在表现平平的赛季之后面临冠名赞助撤资。为了车队能够继续留在F1，领队斯泰纳四处斡旋。他们的每一个决策都有可能对车队、车手和工厂造成重大影响。奈飞将故事着眼于老牌车队的改革阵痛与小车队的夹缝生存。显然奈飞纪录片制作团队非常清楚，在F1这项体育竞技中所散发魅力的除了车手故事，也有车队故事和车手领队的故事，给观众展现出F1台前幕后的故事，展现出了不一样的F1世界，让观众欣赏到别样的赛车运动魅力。

2.叙事视点的交错。视点的选择是纪录片情节叙事的重要环节。《极速求生》中，制作团队来回切换全知视点和限知视点，让故事整体处于第一视角和第三视角的动态流动叙事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全知视点与限知视点得以互补，共同完成故事的构建。观众既是“上帝”又是“我”，既了解了故事的全貌洞悉一切，又代入“我”的视角限于目前的所知。例如，2022年以梅奔和红牛为首的几个车队对法拉利新车引擎进行“围剿”，作为“上帝视角”的观众看到了梅奔领队托托和红牛领队霍纳的计谋，作为“我”观众代入法拉利领队比诺托，对潜在的危险没有做好任何准备。视点的流动加上平行剪辑，制造了强有力的矛盾冲突和戏剧悬念。

（三）视听叙事

1.多维度听觉盛宴。除了采访和跟拍，在体育比赛中解说是不可忽视的一环。围场中的精彩博弈片段配上天空体育恰到好处的激情解说，让观众仿佛回到了比赛现场，再次感受到了追逐和博弈的激情和热烈。商业化体育纪录片中，解说词是人类肾上腺素与快感的自然流露，是对比赛的即时反应和情难自抑。这类解说词没有破坏观众对比赛的完整体验，相反作为优秀的辅助为感官体验提供了深度沉浸空间。

2.第一视角的奇观化。在自由媒体集团收购F1之前，观众只能通过比赛录像来观赏F1这项极限运动，而场边录像的视角受限于机器，难以呈现F1赛车超过300千米/小时的速度，这让观众的参与感大打折扣。2017年之后，《极速求生》在视觉呈现上增加了车载视角和赛道迷你摄像头视角。作为奇观化体验的第一视角，车载视角可以通过选手头盔，让观众代入车手在赛场中的风驰电掣，通过视觉和听觉引起一连串的通感体验，从画面的速度和力量中体验到直接的刺激，将身体拖入长时间的幻觉中造成高强度的身体沉浸感。

五、商业体育纪录片的叙事趋向

故事化叙事手法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叙事手段。在拍摄中要善于发现和记录生活的戏剧性，在后期制作中对矛盾冲突要进行选择和突出。《极速求生》让F1运动成功进入了美国市场，这正是自由集团和奈飞想要看到的结果。这既是《极速求生》成功的策略，也成为制作团队被诟病的源头之一。作为一部纪录片，很多人认为制作团队通过剪接放大车队之间的竞争，甚至是捏造出“假竞争”“假对立”。这或许让初涉F1的观众感受到了围场内的戏剧张力，足够抓人眼球，然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有违纪录片的初衷。

早在2020年，红牛车队的车手维斯塔潘便直言不讳：“我不觉得片中的那个我是真正的我，问题是奈飞对车手们的角色已经有他们想要的预设。这是一部纪录片，无论我说什么，他们都会将我塑造得很鲁莽，或是将大家变成配合他们设定的角色。”2022年，里卡多接替赛恩斯成为迈凯伦的另一位车手，此时迈凯伦车队内的恶性竞争变成了老队员诺里斯作为“反派”对新队友里卡多的困境表现出冷漠无情。即便事实并非如此，奈飞还是按照他们的设想和剧本给每个人贴上了标签。毫无疑问，奈飞的制作团队深谙如何吸引观众的眼球、制造热点和引发讨论度。纵观六季《极速求生》，镜头最少的车队当属索伯车队以及他们的车手博塔斯与周冠宇，他们两个人的相处太融洽，缺少足够戏剧性的话题来吸引观众的眼球。奈飞更希望主角们能够给观众带来“方便面式”的故事体验，够快速、够娱乐、够“美味”。

纪录片是以真人真事作为基本表现对象，在借助适当形式的艺术化加工处理的前提下形成的影像艺术作品[3]。奈飞似乎将《极速求生》的制作全然戏剧化且故事化了，他们只想将围场内外最有冲突且最有看点的场合进行剪辑和展现，而非是完整的F1生态和故事。另一方面，纪录片越来越倾向于戏剧化和娱乐化，不仅仅是制作团队的选择，也是观众的选择。对于大多数首次接触F1这项商业运动的观众而言，他们并不在意《极速求生》中有多少夸大“造假”的成分，只要足够有趣他们就会乐于观看。

六、结语

毫无疑问，《极速求生》对于奈飞和车手们都是一把双刃剑。奈飞能够通过镜头和剪辑将车手们塑造成“好人”或者“坏人”，将他们推进大众的眼帘，拉近顶尖F1赛车手与普通大众之间的距离，使他们变成众人追捧的“偶像”或者不讨喜的“反派”。车队与车手在商业流量池中沉浮博弈从中获利或失利，风险与机遇并存。同时，F1母公司自由媒体在低级别方程式中积极寻找女车手、少数族裔车手出现在F1赛场的可能性，显然他们的目光瞄准着更大的全球市场，并期望着借助奈飞的传播之手打造出下一个F1巨星。总而言之，奈飞已经打造出一系列体育运动IP并成功制作了一系列原创体育纪录片，它的成功无异于让其他流媒体公司看到了商业性纪录片目前可行的方案，并思考将自己的触手覆盖至体育领域的机会与可能。

参考文献：

[1]李宇.国际传播视域下美国奈飞的全球发展策略与启示[J].现代视听，2023（01）：85-89.

[2]李智，王雅璇.网飞（Netflix）纪录片的跨文化传播策略探析——以《美国工厂》为例[J].电影评介，2020（15）：35-39.

[3]王竟成.体育人物纪录片《飞驰》作品阐述报告[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