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代际矛盾心境理论是代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理论之一，国内外学者运用该理论对不同层面的代际关系进行分析。代际矛盾心境理论启发我国的代际关系实践要理解代际矛盾产生的来源，正确处理代际关系；平衡家庭中的传统与现代；为相关的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关键词：代际矛盾心境理论；代际关系；个人；家庭；社会

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传统家庭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在此背景下，我国家庭代际关系研究不断深入，出现了代际团结（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和代际冲突（Inter generational Conflict）视角的诸多研究。代际团结理论强调家庭代际之间的团结和凝聚力。代际冲突关注家庭成员冲突的一面。但研究都是孤立地考察家庭代际关系中或正面或负面的性质，忽略了代际关系中的协商和互动过程，同时也忽视了冲突和团结的相互联系和共生性，难以解释当代社会中复杂多样的家庭代际关系。为了弥补代际团结理论和代际冲突理论的缺陷，Lüscher 和 Pilleme提出了代际矛盾心境理论（ Intergenerational Ambivalence），认为家庭代际关系中的团结和冲突并非截然对立，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往往是矛盾的。因此，本文主要研究代际矛盾心境理论在我国代际关系研究中的应用与启示。

一、代际矛盾心境理论概述

1.代际矛盾心境理论的形成过程及内容

代际矛盾心境理论（Intergenerational  Ambivalence）是1998年德国学者卢休（ Lüscher）提出的。从20世纪初开始，随着涂尔干、滕尼斯、帕森斯等人的理论影响，“家庭衰落论”在西方家庭代际关系研究中占据主流。受西方“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的影响，“家庭结构核心化”“核心家庭孤立化”“夫妻轴取代亲子轴”“抚育-反哺模式被打破”等观点也成为了我国家庭代际关系研究的主流。但随着研究的发展，有些学者开始质疑“家庭衰弱”理论中，关于家庭代际关系变迁的某些研究结论。比如有研究者发现，核心家庭并不孤立，相反，在现代城市成年子女与父母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唐灿等人通过对比我国五城市的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发现：现代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广州，亲属之间的互助高于杭州，兰州，哈尔滨等其他城市[1]。中国家庭代际关系出现了“家庭代际关系联系密切[2]”“回归主干家庭”“反哺模式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等现象。亲子关系越来越平等，亲子关系越来越重要，意味着亲子轴并没有被夫妻轴所取代。然而随着家庭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研究者们逐渐发现，以上关于代际团结的观点也存在着一些缺陷。比如Bengtson和Roberts提出的著名代际团结模型，太过强调代际关系中团结的一面，将“融合”视为家庭代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忽视了家庭代际关系中相互冲突的一面。刘汶蓉通过我国与欧洲五国和美国的代际关系紧密度的国际比较发现，我国代际支持最紧密，但代际满意度不高，相反代际关系比较疏远的挪威、英国的代际关系满意度超过75%。因此，他认为工具性代际支持不能反应代际间的情感亲密度，反而过多的代际依赖会增加代际关系的紧张和冲突。但在现实生活中父母不会因为与孩子有冲突，而不去帮助遇到困难的成年子女；子女也不会因为与父母有矛盾，而不去照顾或支持自己年迈的父母。无论团结或冲突，代际互动依然会持续。同时，家庭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必要的调整，发挥它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但已有研究对这种家庭策略，尤其家庭成员之间的实际协商和互动过程，以及背后的家庭观念和社会结构关注得很少。代际矛盾心境理论试图回答以下三个重要问题：代际行动主体和结构之间的矛盾性，团结和冲突相互转换的动力机制及家庭成员解决这些矛盾的过程和策略。根据该理论影响代际关系的因素有社会、家庭和个人。首先，急剧的社会变迁，削弱了一切固定的观念和结构性的东西，有关家庭关系应如何操作的传统道德规范被淡化，相关的社会角色和规范也发生了变化。其次，“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随着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家庭会逐渐小型化、核心化和多样化，家庭的诸多功能也会被社会机构所替代，但在低生育率、长寿和老龄化等人口因素的催生下，代际关系形成了更为复杂的多世代关系。最后，代际关系互动中家庭成员个体的特质、身份、角色、责任、需求、能力、资源等影响着与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和互动模式。三种因素在每一家庭的生命历程中，以不同的形式相互影响，并融合在一起，形成代际关系的特点。

2.代际矛盾心境理论在代际关系研究中的功用

（1）代际矛盾心境理论将代际关系研究延伸至个体心理层面

以往的代际关系理论主要从宏观社会结构变化为依据，分析代际关系疏远还是紧密。“衰弱理论”认为，社会结构的变化，比如“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转变；“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变，使非亲属网络在社会结构中成为主要的成分，家庭功能被替代或丧失，代际关系疏远。但有些学者反对代际关系“衰落理论”，认为中国家庭代际关系并未出现根本性变化，代际关系紧密，代际支持充分，子代赡养亲代的反馈模式仍然是我国家庭的主要继替方式。宏观社会结构对家庭代际关系产生影响，但在此过程中，忽略了“情感人”的个体的主体性。代际互动会伴随矛盾的想法、感受、愿望和目的，只有回到家庭代际关系中的微观层面才能理清复杂而多变的家庭代际关系。

（2）代际矛盾心境理论揭示了冲突和团结在代际关系中的相互联系和共生性

代际团结理论强调家庭代际关系中团结的一面，忽视家庭代际关系中相互冲突的一面，相反代际冲突理论只关注代际关系中的冲突的一面。但任何一个群体不可能永远处于团结、也不可能一直冲突。代际矛盾心境理论认为现代家庭代际关系中普遍存在着暂时性或永久性的矛盾的心理境况。这是家庭关系中正负情感并存的一种状态。在寻找个人、社会关系和事实的意义时，人们会在随后而至的感觉、想法、意愿的两极之间进行摇摆，这种摇摆引发矛盾的心境或情绪，这种矛盾的心境或情绪可能是暂时的，也可能是长期的或永远无法解决的，这种摇摆通常是不对称且不平衡的，反映出了不同力量的影响力。代际矛盾心境理论关注产生这一矛盾心境的结构性原因，分析不同个体处理这一矛盾心境的策略、过程及最终的家庭代际关系行为。

（3）代际矛盾心境理论分析了家庭成员的主体性对代际关系的影响

代际矛盾心境理论关注代际关系中的实际的协商和互动过程以及背后的原因。当代社会中个体化进程使个人设计家庭生活的逻辑变得越来越复杂，个体把自己的兴趣、感受、利益、经验和愿望都纳入到“家”这一私人空间的设计当中。结果个体既想“独立自主”，又要满足“家庭延续性”的要求，即渴望行动自由，同时又期望得到源于家庭的支持。代际矛盾心境理论认为人们会主动去应对这种矛盾心境，强调个体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其应对复杂多元化的家庭中的调整与适应，并对自身的利益和家庭的运行和发展，做出合理的安排。

（4）代际矛盾心境理论关注矛盾心境在福利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

由于矛盾心境理论强调结构在矛盾心理产生和应对过程中的作用，因而突出了社会政策的重要性，社会福利政策可减轻结构带来的矛盾心境。矛盾心境理论从政策的角度关注家庭代际关系中的矛盾心境，指出政策制定应考虑家庭代际关系主体在社会规范转变中的矛盾心境和老年人面临的巨大风险，受这些变化影响的社会应该分配新的资源以应对老年人日益增强的对非家庭性照料的依赖，制定相应的政策激励家庭照料者，而不是用道德来约束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行为，公共政策为化解和缓解家庭成员普遍存在的个体纠结，应进行积极的探索。

二、代际矛盾心境理论在我国家庭代际关系研究中的应用

2014年，国内学者第一次发表论文详细介绍了代际关系矛盾心境理论。目前受到了一些研究者们的关注。对代际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论基础。目前国内对代际矛盾心境理论的研究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代际矛盾心境理论在代际关系变迁研究中的应用

石金群认为代际关系变迁研究经历了从“家庭衰落”到“代际团结”，从“代际冲突”到“矛盾心境”的演变。马春华等以广州、杭州、郑州、兰州和哈尔滨5个城市城市居民的家庭数据为基础，运用矛盾心境理论，分析最近十几年来中国城市家庭代际关系变迁的趋势，发现代际传统与现代因素之间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融合甚至相互补充，在不同的情境下出现不同的组合。石金群在《独立与依赖：转型期的中国城市家庭代际关系》研究中，把家庭代际关系的变迁简单或笼统地归结于中国社会制度改革及不发达的社会组织状况，或是根深蒂固的家庭伦理文化的作用是很难解释中国现代家庭代际关系变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因此，以矛盾心境理论作为分析框架，研究转型期的中国城市家庭代际关系，发现家庭代际关系的变迁并非是直线的，而是充满着多样性、矛盾性和复杂性的[3]。杨善华从代际矛盾心境理论的分析视角出发，研究城乡家庭制度的变迁。但以往考察家庭制度变迁的研究只关注其变化的一面，却忽略了其还有未经改变的一面。因此，研究提出，一种完整的变迁应该包括“改变”与“未经改变”两部分。重点考察“未经改变”的内容和背后的社会底蕴。此外，杨善华还运用代际矛盾心境理论的宏观社会结构与主体之间的互动观点，对当代中国家庭变迁与家庭凝聚力进行分析，发现随着中国社会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日益深入，中国传统的“家本位文化”及其主导的价值观与另一种功利主义文化以及与此相连的个人本位的价值观相互矛盾，对家庭变迁与家庭凝聚力产生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年青一代身上尤为明显，由此产生的两代人之间在价值与文化方面的代沟，导致家庭关系的疏离，但是，由于与“家本位”文化相联系的“责任伦理”是向下倾斜的，因此随着年青一代步入婚龄并生儿育女，社会会教育他们，促使他们向家本位传统的回归[4]。

2.代际矛盾心境理论对代际团结和冲突的解释

石金群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式，从代际结构团结和规范团结两个维度，观察和分析广州家庭代际关系中的矛盾心境及其行为。发现个体在处理代际关系时摇摆于独立与责任之间，并寻平衡，采取不同的行为策略，维持代际关系的团结。鲁兴虎和兰青基于矛盾心境理论，对生活在都市子代家庭中的“老漂族”群体所面临的代际关系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行理论分析和解释。并认为代际间的矛盾冲突是导致“老漂族”在子代家庭生活中产生消极心理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期望通过政策层面的介入来构建积极的社会环境，进而对“老漂族”及其家庭起到支持作用。卢跃文以代际关系矛盾心境理论作为理论视角，从代际团结和代际冲突两方面分别对代际关系中的财富与情感进行考察，分析两者的作用机制，发现个体在人生的不同成长阶段做出不同的代际行动，付出情感与财富，同时还根据对方的行动而对自己的行动不断调整，在双方的互动中营造出代际之间财富与情感的循环[5]。姚睿在研究“漂妈”的代际关系与城市适应的研究中主张代际团结和代际矛盾可以兼容并存，代际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向团结转化，因此，将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判断代际关系，强调了从动态的角度去分析代际关系的重要性[6]。杨爱水基于矛盾心境理论，从关系适应、生活适应、心理适应三个维度分析了随迁老人的社会适应状况，从代际团结和代际冲突两个维度展现了随迁老人的代际关系，并分析了随迁老人的代际关系对其生活、心理产生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7]。齐玲云根据代际关系矛盾心境理论，分析农村家庭互助育儿实践中的冲突于协商，发现代际关系的表现形式受矛盾情感的表达方式及解决和协调这些基本矛盾的努力[8]。钟张宝等人运用矛盾心境理论中的个体的主体性作用，研究孝道在当代社会的自适应变迁，发现孝道的自适应变迁使得亲代降低孝道期待的同时，又赋予子代多样化的尽孝方式，化解了代际关系的矛盾心境，减轻了子女的赡养压力。苗瑞凤在《孝道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中，引用代际关系矛盾心境理论的观点，阐述当前的社会转型期，人们孝道观念的变迁或转型还没有达到很确定的程度，儒家道德在实践中遭遇了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的矛盾[9]。张晶晶在新西兰华人新移民家庭的代际关系研究中，受代际矛盾心境理论的主体策略影响，指出中国伦理思维与西方社会福利思维对个体代际行为的影响，反映出个体家庭隐性的文化传统在显性的制度环境中的策略性妥协[10]。刘汶蓉上海两类“啃老”家庭的比较研究中，运用代际矛盾心境理论，分析“啃老”家庭的代际情感与团结的表现，发现代际关系最终是走向团结、冲突还是解体，取决于个体与结构之间的协商和博弈，以及应对这些矛盾心境时采取的不同行为策略[11]。辛昌泽在乡村亲代的代际矛盾心境研究中，运用代际矛盾心境理论中的隔代抚育现状调查研究中，运用代际矛盾心境理论中的不同行为方式模型，提出如何通过代际协商缓和矛盾，维护和谐代际关系的应对策略[12]。李芬和风笑天运用矛盾心境理论，分析老年人照顾“第二个”孙子女的意愿以及影响因素。发现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和代际关系和谐程度是对未来照顾行为最为关键的制约因素。陈辉基在农村老年人流入城市为子女提供家务劳动的代际支持研究中，揭示了老漂群体的矛盾心境以及在城市化给家庭功能带来的各种压力时，个体如何通过代际支持来缓解和消化这种矛盾和压力的具体策略[13]。

3.代际矛盾心境理论在福利政策制定中的启示

一些研究从政策制定的角度关注家庭代际关系中的矛盾心境，提出应该看到家庭代际关系主体在社会规范转变中的矛盾心境和老年人面临的巨大风险。社会应该分配新的资源以应对老年人日益增强的对非家庭性照料的依赖，制定相应的政策激励家庭照料者承担起日益增多的老年人的家庭照料责任，公共政策应为化解或缓解这种普遍存在的个体纠结进行积极的探索[14]。酒宇航研究政策与矛盾心境的关系，指出受家庭代际矛盾的影响而面临风险的人群应该给予更多的政策分配，通过政策激励家庭的正向功能得以发挥，主张公共政策应为缓解或化解个体纠结进行更加积极的探索[15]。鲁兴虎和兰青遵循家庭代际矛盾心境理论的政策意义，提出依靠整合社区资源解决社会结构对个体及其家庭带来的负担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代际矛盾心境[16]。张晶晶认为代际矛盾心境理论能够为政府相关部门和社会机构摸索更好的家庭服务模式，提供政策参考和实践依据[17]。谭诗赞的研究表明，家庭代际矛盾心境理论分析框架可用于解释流动迁移家庭城市融入中的制度排斥与家庭策略。他主张影响流动迁移家庭城市融入度的因素既有社会结构的因素，也有其自身的能动因素。家庭的主体性在流动迁移家庭城市融入进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家庭的主体性依旧会受到结构因素的制约。因此，研究提出需要构建家庭友好型的公共政策，促进流动迁移家庭的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增长，以加快流动迁移家庭的城市融入进程，进而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三、代际矛盾心境理论对我国代际关系实践的启示

1.个人层面：理解代际矛盾产生的来源，正确处理代际关系

代际矛盾心境理论将代际关系矛盾心境视为当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认为代际行动常常会伴随矛盾的想法、感受、愿望和目的以及对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力量和利益的矛盾的评估，这些评估相互刺激、影响导致矛盾情绪的聚焦。代际矛盾心境理论很好地呈现社会转型情境下，个体面对结构性张力时的心态与感受，以及“责任”和“独立”在内心的平衡过程及其相互关系，也反映了人们在现代化进程中家本位观念与个体主义间的价值倾向。代际矛盾心境理论关注社会结构与行动主体之间的矛盾，已有研究指出，中国人的传统家庭关系和价值观不可能因为快速变化的家庭结构体制的建立而立刻发生“断裂”，但也不可能对这些变化不做出应对和改变。因此，出现一系列的矛盾心境，反而是正常的。个体应在这种“变化”和“不变”的社会结构中，接纳自己矛盾的想法和感受并寻找符合家庭和个体利益的代际模式。

2.家庭层面：平衡家庭中的传统和现代

中国一直以牢固的家庭凝聚力闻名于世，家庭代际关系是互惠的，成年子女与父母居住在一个屋檐之下，成年子女照顾父母，老人与孙子女共享天伦之乐。但锁着社会的发展，家庭作为传统与现代融合的场所，家庭一面保护着传统观念的延续，一面拉扯着现代价值带来的独立与个人。而家庭策略与个人决策的冲突，也一面体现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对私人生活与价值观念的影响，一面体现了家庭，家庭决策，个人决策这三者本身及其相应关系在社会环境的变迁中的互构。

3.社会层面：为相关的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现阶段应该充分认识到中国家庭在养老中的特点，制定相应的家庭政策，缓解家庭目前遇到的困难，赢得一定的时间去发展社会保障。从长远来看建立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但在养老制度设计和实施过程中重视家庭某些不可外移和替代的功能，如家庭对老人的情感支持作用，家庭对制度的扶持和补充作用，那些愿意自己照顾老人的配偶或子女也应得到护理资助，政府应该针对不同的家庭类型制定灵活可变的制度。制度设计的关键在于适度剥离家庭的责任，在帮助家庭减负和维护家庭功能之间做到平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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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石金群.独立与依赖：转型期的中国城市家庭代际关系[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58-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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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姚蓉. 隔代照护：“漂妈”的代际关系与城市适应[D].山西大学，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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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石金群.独立与依赖：转型期的中国城市家庭代际关系[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25.

[15]酒宇航. 代际关系的冲突与调节[D].郑州大学，2020.

[16]鲁兴虎，兰青.融合与排斥：都市“老漂族”代际关系矛盾心境分析[J].人口与社会，2019，35（02）：15-23.

[17]张晶晶.西方福利制度下新西兰华人新移民家庭的代际期待与伦理文化冲突[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7（01）：68-76.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1年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中国城市家庭代际冲突研究”（项目编号：2021C17）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金银实（1985年6月27日），朝鲜族，吉林延边人，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为老年社会工作和老龄化研究，工作单位：长春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