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红色文化是中华文化与时代文化的交融。红色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蕴含着丰富的红色革命精神、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爱国主义高尚情怀，彰显中华民族底色。弘扬红色文化，对加强青年价值观教育、培育育人土壤有着重要作用。多模态叙事方式的传播与运用给红色文化的转写和发扬带来了机遇与挑战。本文以多模态翻译理论为出发点，依托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结合我国优秀红色文化资源传播经验和红色文化传播现状，探讨如何更好地通过多模态叙事，创新弘扬红色文化传播渠道和方式。

【关键词】多模态;新媒体;红色文化

一、红色文化需依靠多模态传播手段和路径

（一）红色文化与多模态的含义

红色文化是具有中国本土特色意识形态的文化，拥有历史的厚重感的同时也富含当今现代文化特点，如何传播好红色文化就显得十分重要。从其特点来看，相较于其他的传播手段，依靠多模态传播手段更贴切红色文化本身的意义。

首先，何谓多模态？“模态”是指“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创造意义的符号资源”。[1]这一概念的核心在于模态可以建构意义，并由特定的社会文化塑造并约束。“多模态”指的是“在设计一个符号产品或事件时使用的多个符号模态”（同上）。意义的生成根据具体的情景语境，由包括言语、图像、听觉符号等在内的符号模态以特定方式组合，通过一定的媒介系统实现。当然，这些传达信息与意义的桥梁——所选的信息传达方式的不同，其相互间组合而成的模态也互相影响，表达信息的效果也不相同。当图像、文本、图表、姿势等多元符号组合在一起来表达时，所形成的复合话语和社会现象就叫做多模态话语。

翻译学研究在较长时间内并未充分关注多模态翻译现象，虽然言语符号与图画、音乐等视觉与听觉符号系统共生，但翻译研究多只关注语言维度，以文本为主要研究对象，鲜有研究涉及对非言语符号意义生成以及翻译转换的过程、属性、方法的论述。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随着翻译活动日渐摆脱纸质文本书写的单一特质，对于翻译活动的剖析不仅要考虑言语系统，同时也须考虑因翻译活动穿行的介质不同而产生的模态编码系统。尤其在互联网迅猛发展的21世纪，人际交往方式与特征的变化，将多模态翻译研究从翻译研究的边缘地带推至显著位置，这对于重新认定翻译研究的内涵与性质意义深远。

（二）红色文化多模态传播现状和迫切性

根据如今红色文化与多模态交叉的研究现状以及红色文化传播中的向内和向外两个角度出发，对现有相关文献的整理分析发现，“多模态”和“红色文化”两者分别皆不乏累累学术硕果。以前者为关键词检索，可知其探讨的广度之大涉及视觉语法理论、文化传播、教研教学、政治隐喻、公共卫生危机等等许多契合时代背景的命题研究，对于后者红色文化的研究则呈现数量海量视角多样的特点，领域涉及教育、乡村振兴、数字化资源保护、文旅建设、融媒体乃至于文创产品、文艺创作、景观设计等。

然而，对于红色文化的多模态传播的交叉研究方面则较为缺乏[3]，现存多涉及红色出版物、文旅资源、红色文艺为主的多模态研究，多以“点”方式切入而对整体关注不够;又根据多模态传播注重整合的特性，因此本研究采取对红色文化传播案例的多模态整合性研究。其次，文献研究发现集中于多模态传播理论视角乃至细分到多模态翻译视角的研究较少，而注重媒介技术手段如新媒体、融媒体、数字网络媒介更新的时代技术背景较多。

另外对于既有研究[4]结合当前红色文化传播实践的现状出发，多数红色文化研究侧重于对内传播，导致对内与对外传播出现规模、效果、质量上不平衡的结构性特点，而传播实践则处于传统媒体向新媒体的转型期，现有传播方式结构较单一，民众对于新媒体形式创新化、形式“软话语”传播的红色文化更为青睐，现有红色文化传播效果尚待提高。文化作为一个国家软实力的象征，尤其是具有“红色基因”的中国革命文化的传播对于本国社会氛围的塑造、价值观的引领，对时代新人的培育重任，对外树立中国特色的国际形象和文化话语权等方面都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性，同时应用多模态理论作为整合全方位的理论对于引领其进行传播方式升级，效果提质也回应了“随着数字时代科技发展，不同模态资源互相依存成为常态”[5]的时代声音。

（三）以多模态翻译对中国红色文化进行创新叙述

中国红色文化的对外传播，仅仅靠传统书面文本翻译，难以取得成效。想要对外讲好中国文化，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对原有红色故事进行创新，打破原有叙事方式，其中，叙事渠道至关重要。翻译活动自身就是一种“叙事”行为，可以依据参与读者的喜好和传播的需要，进而决定在译本中是遵循原有叙事或是采用新叙事。 黄友义提出，“针对对外传播和对外翻译，特别是为了争夺话语权，要打破传统的研究领域，创新对外翻译。”[6]中国红色文化的对外传播有利于塑造中国在国际上的文化软实力地位，因此，在尊重原文的前提下适当创新叙事表述方式和叙事渠道，以适当且合理的“新叙”增强中国故事的传播效力，是一个亟待解决的任务。

中国红色文化的多模态翻译，可以改变传统翻译模式，它在文字符号的基础上，加入了更多新媒体带来的多种其他符号，包括图片、音频、影像等等。实现叙事方式上的转变，要利用新媒体传播方式进行多模态翻译。在信息技术时代，信息传播的过程中，除了文字符号以外，非语言符号的使用日臻便捷与频繁，多模态话语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传播形态，利用新媒体传播效果显著。在中国红色文化的对外译介中，除了言语策略的运用（如时态改变、语码转换、修辞使用等）或叙事特征的改变（如故事时空、情节设置、材料选用等）以外，翻译行为还可以运用非语言符号对中国红色文化进行创新叙述，即符际翻译，而这正是多模态翻译关涉的重点领域。 以多模态翻译重新讲述中国红色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一，经过多模态翻译后的中国红色文化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与认知中国传统和中国历史。具有中国人思维的中国红色文化故事，以及中国化的红色文化，在对内传播时用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而在对外传播时，这些特色话语就有可能出现误解与误译，中国红色文化的对外传播就受到了阻碍。相比文字符号的单一阐释，以直观、形象的多模态符号共同阐述特色话语，不仅可以进行更好的阐释、润滑和修饰，还可以大大地增进读者的理解与认知。第二，多模态翻译的创新叙述，会给中国红色文化注入新的文化内涵，这有助于中国红色文化在异域传播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中国红色文化从传统的文字叙事到多模态叙事的转换，为中国红色文化的文字文本注入了新的叙事。 在一定程度上，多模态叙事最为重要的不是对原著的绝对忠实，而是展现了译后的多模态文本与译前的文字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中国红色文化所衍生的多模态阅读维度，不仅有助于拓展中国故事在域外传播之中的生命力，还有助于激发读者阅读中国故事的原作品、各种译本以及衍生作品的兴趣。

二、符际翻译视角下对红色文化传播的深入探讨

如下，将结合上述提出的符际翻译的理论框架进行分析其值得借鉴之处和应当改进的方面，结合叙事三大维度包括叙述者、叙事内容、叙事渠道三方面论述，详细包括：维度一、基于叙事者的角度研究最佳叙事者或叙事视角;维度二、基于叙事内容的角度研究叙事结构和叙事时间构建内容的有效表达方式;维度三、重点是基于叙事渠道的角度研究叙事传播，并依托多模态的方式进行故事的对外输出。

深入探究多模态的内涵，就会发现其具体形式如Liu[7]所指出的那样，是当视觉元素用于传达语言信息，图文符号同时呈现，图像以不同的模态“翻译”文本。而就其本质而言，显而易见的是多模态翻译也多用于我们文化传播的过程以及相关文化产业的沟通与发展中，因此也有学者如Gonzalez[8]提出随着科技快速发展和翻译走向主流文化产业，多模态必将成为未来翻译界的研究焦点。前面指出，不同的信息传达方式混杂在一起来表达的组合方式有很多种，因此也有从模态之间翻译出发的学者如许勉君认为，多模态翻译包括多模态话语翻译、不同模态之间的翻译转换和多模态理论的翻译应用。而从翻译的本质出发，我们不难将翻译与多模态那“相辅相成”的传播方式进行类比。

倘若将翻译进行划分，引用Jakobson的理论[9]，翻译分为语内翻译/词汇重组同一语言的其他符号诠释语像符号）、语际翻译/规范翻译 （某种其他语言诠释语像符号）和符际翻译/形式蜕变（非语像符号系统诠释语像符号），前者从属于系统内的阐释系统，后两者隶属于跨系统的诠释体系。由此可知，符际翻译涉及两种不同媒介之间的翻译，如语言媒介翻译为图像媒介，因此“插图”的图像可以视为文本的翻译形式。符号包含象似（Icon）、指示（Index）与象征 （symbol）三种类型，分别对应符号第一属性（本质）、第二属性（事实）和第三属性 （关联），这些符号类型可解读为符号（Sign）、对象（Object）和解释（Interpretant），符际翻译是象似符号依附目标和解释的过程。相比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符际翻译具备最大的创造潜能。

将红色文化与符际翻译放在一起并相互比较，不难发现，符际翻译的“插图”理念是最具代表性的，而结合上面提到的，在红色文化中，有许多的第二属性与第三属性是难以理解与领悟的，更如文本的翻译也局限于不同语种间语言习惯与表达方式的不同，使得传达出的信息是有偏差的，此时插图——文本的另一种翻译形式便派上用场，诸如政治思想与战场文化之类与平常生活相差较大的文化，仅凭单纯的语言文本翻译是难以理解的，而富有颜色以及视觉冲击效果的插图便可充当良好的媒介，这便是符际翻译最明显的方式——将文本元素翻译成视觉元素，而这也是Pereira[10]提出图像翻译文本的模型。

此模型的提出，从功能性和系统性给翻译模式带来的新鲜血液，Pereira基于此提出的多模态符际翻译框架，认为图像翻译文本的类型分为图像适应（依照图像的制作时间和设计者的价值理念/意识形态，图像可以针对特定的观众群体、意识形态和艺术趋势）、文本强调（文本叙述中的一个或多个元素指导图像的视觉描述）和文图复制（出现在文本中一件事情或一段时间的语篇元素全部或大部分被复制在图像中）。这就可将符际翻译的优点充分应用到了红色文化的宣传等相关上，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能使文化概念不像以前单纯用文本传播般浮于表面难以理解，更能深入人心。

三、基于叙事渠道的角度研究的红色文化叙事传播的分析

（一）保留传统媒体，发扬新媒体的作用，实现多模态翻译的传播形式

信息时代下的传统媒体受到了巨大打击，主要原因是其自身的形式单一、信息滞后、缺乏创新。传统媒体依托纸质印刷文字进行信息输入和输出，耗时长、效果不尽人意，从时效性的角度来说已经明显落后于新媒体。传统媒体在新时代下逐渐没落，不仅是其自身的限制，更重要的是新媒体的催生。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为自媒体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信息化已然成为了时代发展的趋势。新媒体作为时代产物，能结合包括色彩、线条、图像、言语符号等在内的多模态话语，更好体现及传达文化中的非言语符号内容，在文化多模态传播方向有着良好优势。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融合，也将成为信息传播的主流方式。因此，也能弥补传统媒体作为单一媒介在当前时代发展中在信息传播方式及途径等所受到的局限。

红色文化的对外传播不仅需要传播内容足够准确，更重要的是传播方式的创新要足够新、足够吸引读者。目前的文化翻译难以真正将红色文化传播出去，主要原因是传统翻译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文化产出和文化转换中的多模态属性。随着翻译活动日渐摆脱纸质文本书写和印刷的单一特质，我们对于翻译活动的剖析不能仅仅停留在分析言语系统上，也须考虑因翻译活动穿行的介质不同而产生的模态编码系统。[11]当今科技飞速发展，信息传播需要创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与以往大不相同。科技带来的种种变化，已将多模态翻译研究从翻译研究的边缘地带推到更加显著的位置，这无疑对于重新认定翻译研究的内涵与性质意义重大。新媒体为通过多模态翻译进行红色文化传播创造了可能性。翻译研究的“媒介转向”，是对目前各种翻译新型研究动向的展现，也是对翻译研究拓展的总结。红色文化的多模态翻译与其传播媒介相辅相成。在媒介转向下，不同媒介形态推动不同模态参与翻译过程，不同模态的翻译又要通过相适应的媒介对其进行传播。红色文化的多模态翻译在内容和思想上都有其权力，具体体现为模态符号会参与到意义构建的整个过程当中，成为影响读者理解内容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融媒体模式转向的社会价值探讨

从整体模式角度出发，“借助语内改编、符际翻译以及多模态传播等方式，构建跨语言、跨媒介、跨模态一体化的整合式文化符号传播模式，有助于更有效地实现文化符号传播的范围，提升受众覆盖面与触及度” 。[12]红色文化可以依靠此种整合文化符号的传播模式在多模态话语框架下开展传播。具体融合路径可以分为翻译和传播两大部分，首先在红色文化资源中寻找具有传播价值和可以从较佳叙事角度传播的文化资源，如延安文化中的典型事迹和历史遗址如凤凰山中共中央旧址、陕甘宁边区政府旧址等等，提炼典型的文化符号和红色革命优良传统精神。下一步可以通过语内改编的方式，将史料或人物故事改编为多种文本作为原始材料，再融合各种模态进行传播，如借助声音模态、图像模态还有复杂的行为、动作等等手段，调动起观者的听觉、触觉、视觉等多种感官。现存红色文化资源中值得一提的是各类舞台剧目的改变和传播，即提升了观众体验，也充分利用到了多模态的形式。

从聚焦于该模式对于传播媒介变革创新的角度出发，“语篇转换过程中媒介的形式和内容直接影响了符号模态的面貌与功能”[13]，如今新媒体媒介的种类多种多样，而特别是数字化模态的广泛取代了传统模态和多模态互动分析[14]所适用的原有人类即席交流的解释背景。在肖珺等学者关于新媒体跨文化传播的见地进一步探析，数字化模态在如今新媒体时代有多种表现形式以红色文化为主体举例：即时弹幕红色旅游直播互动、VR加虚实主播同框讲解红色经典、图文并茂包含音频的推文、短视频如青年大学习主题团课视频、表情包、互动网页超链接等等。从原有传统媒体如纸媒等注重图像——文字的二元多模态不断丰富到多个模态，同时注重观众的互动性。

融合转向后的优越性在于，数字媒介形式和内容使得传统红色文化语篇的模态呈现出更多元的面貌，继而提升了传播的功能。数字媒介打破时空局限、使得观众对内容的互动成为可能，红色文化语料不再是单向的叙事者讲述，观众单向接收的局面，观众可以与之互动如“点赞”表情符号的模态反馈给叙事者，其他观众也可以通过评论、弹幕等实现观众间互动、观众与叙事者互动的功能。此外对于其教育功能也得了长足发展，以《青年大学习》主题团课为例通过讲述延安革命老区历史辅以现今的现代化成就的音视频加动画形象和答题互动等可以从知识的学习、应用到沉淀为价值观的逐层递进，今昔对比的讲解、青年喜闻乐见的动画形象、视频画面的多模态结合，提升了传播效果，对培养青年的红色秉性、努力奋进和培育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重大意义。

四、结语

本研究就红色文化传播现状以多模态和符际翻译理论为框架，分析了我国红色文化的多模态采用现状和未来叙事传播的方向，提出了利用多模态和新媒体媒介传播方式对于红色文化传播实践的路径创新和意义衍生到其从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融媒体模式转向的社会价值的探讨，最后总结了其转向后的优越性，对于红色文化传播实践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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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洪林.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符际书写路径研究[J].宁波工程学院学报，2021，33（3）：8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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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黄友义. 讲好中国故事 引领国际舆论[ J]. 公共外交季刊， 2015（1）：4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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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Pereira， N. Book Illustration as （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Pictures Translating Words [J]. Meta ：Translators’ Journal （1）. 2008 ，（1） ：104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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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吴赟. 媒介转向下的多模态翻译研究[A]. 外国语， 2021 ， 1月第44卷第1期

[13]郭磊，吴赟，牟宜武.中国红色文化的多模态翻译传播研究[J].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21，40（3）：116-123.

[14]肖珺.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模型及其对新媒体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方法论意义[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7，70（06）：126-134.DOI：10.14086/j.cnki.wujhs.2017.06.015.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东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攀登计划“红色文化经典多模态叙事建构研究”（项目编号：pdjh2022b0207）的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陈颖珊，广东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2020级翻译专业本科生;

胡红辉，广东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李嘉敏，广东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2019级翻译专业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