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朝末年连续十余年大饥荒造成的危害十分严重，为历史所罕见。大饥荒直接导致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爆发，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以前，很多人都被官方的有关记载所迷惑，以为此次饥荒是旱蝗等自然灾害所致。但如果我们仔细考察明末历史，就不难发现，明末大饥荒还有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明朝后期政治腐败，土地兼并加剧，加征不断，苛捐杂税繁多，流民日众，大量良田被弃。因此，人祸实乃造成大饥荒的最主要原因。

【关键词】明末;政治腐败;土地兼并;苛捐杂税

凡是有点历史知识的人似乎都知道，在古代中国这么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几乎年年都有。如果是在政治清明的年代，灾荒造成的危害就会减轻许多，不至于酿成大的社会动乱;如果是在政治腐败的年代，小灾荒也会酿成大灾荒，甚至本来不应有灾，但因农民大批逃避苦不堪言的赋役，也会使大片农田荒芜，造成人为的大饥荒。

明朝末年，尤其是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崇祯年间，发生了连续十余年的大饥荒。此次大饥荒，人们大都以为是旱蝗等自然实害所致。然而，实际上造成这次饥荒的最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另外，当时的封建士大夫对皇帝毕恭毕敬，都不愿也不敢直接指责皇帝，因此便肆意夸大天灾的严重性，极力掩饰当下所造成的“人祸”。也正因为如此，人们查阅史书，便以为真是由于天灾导致农民饥寒交迫。但凡对历史稍加留意就很容易发现，一个新兴王朝在刚开始发展的几十年间，基本看不到关于天灾连年不断的记载，这类对天灾接连不断的记载大都出现在王朝末期。事实上，上天不会特意眷顾哪个皇帝，当然也不会给哪个皇帝皇帝降灾。这种现象利用现代科学知识可以解释，一般来说，旱涝灾害的分布有规律可循，而不是平白无故出现的。这也更加说明了连年的大饥荒主要是人为的，而不是天灾，非要说成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话，很大程度上夸大了天灾的作用。

一、明末大饥荒苦难深重

读关于明末大饥荒的记载，就能想象到当时的情况十分凄惨。很多农民为逃避税赋而流离失所，有的则投身到农民起义军，有的饿死沟壑，有的则小股为盗，甚至以人为食。这种状况在崇祯前期就已经存在。崇祯二年，官员马懋才给皇上写奏章，描述陕西饥荒的惨状：老百姓先是以山间蓬草为食，继而以树皮为食‚后又以山中的青叶石为食。吃青叶石的人没过多久就会下坠而死。后来，出现小孩子失踪的现象，原来是被人吃掉了。可以想象这种景象何等凄惨。到后来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当地官员为了征足赋额，只能将逃户的赋税转嫁给未逃户。未逃户难以承受如此重的税赋，也只能逃亡，导致土地大片荒废，从而出现“一望萧然”的景象了。许多有志之士的进言丝毫没有打动崇祯帝，他非但没有免除辽饷，还在辽饷的基础上又加征了剿饷、练饷，这无疑将天下老百姓逼上了绝路。

二、导致明末大饥荒的原因

2.1明末政治腐败，宦官当权，派系纷争，贪污贿赂成风

明王朝统治时期，我国封建社会进入了自身发展的晚期。这个时期的特点在政治上的表现是统治集团的全面腐朽，尤其是到了明朝末年，政治更加腐败：皇室腐朽，宦官专政，奸佞当权、结党营私、党派纷争日剧、贪污贿赂成风。明末皇帝不亲理政事，事事依靠宦官，政治大权常常被贪婪的宦官集团所把持。明熹宗朱由校时，宦官魏忠贤权势之大，达到了顶峰。许多官僚认魏忠贤为义父干爷，有所谓“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丑名。当时，内外大权一归忠贤，魏忠贤自领东厂，以义子田尔耕、许显纯掌管锦衣卫。他们凭借厂卫组织的爪牙，四出侦探，用来打击异己和镇压人民的反抗。民间有说魏忠贤坏话的，立即就被擒戮，甚至剥皮割舌，所杀不可胜数，造成民间惶惶不安。

与此同时，内阁官僚也是派系林立，互相纷争。公元1605年，在斗争中遭到失败被革职的吏部郎中顾宪成，回到他的故乡无锡县，和高攀龙等在东林书院讲学。一批在政治斗争中落职的官僚士大夫也会合拢来，他们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并与在朝当官的同党遥相呼应和结成当时所谓的东林党。与东林党同时的还有浙、齐、宣、楚、昆等党派。他们互相争夺内阁权位。东林党攻击宦官专权时的种种弊政，如反对当时矿监税使的暴政等，在客观上是具有一些积极意义的。但到崇祯时，魏忠贤被诛后，两派之间就成为官僚集团内部的派别之争。东林党用定逆案来打击阉党，阉党则翻逆案来排斥东林派。结果是争斗不已、朝政日非。

明朝末年，卖官鬻爵，贿赂成风，贪污腐化更加重了明末的腐朽。到了崇祯时，有人说：“贿赂之盛，莫如此日。都下有白变黄，黄变白之谣。”意思是官吏行贿原先用银子，后来改用金子，再后来又改用金灿夺目的珍珠。当时官场，诚如贴在长安门上的一首讽刺诗所云："督抚连车载。京堂上斗量。好官昏夜考，美缺袖中商。”崇桢六年，朱由校在文华殿召谕朝官说：“吏兵二部，用人根本，近来弊窦最多。未用一官，先行贿赂，文武俱是一般。近闻选官动借高债若干，一到任所，便要还债。这债出自何人身上？定是剥民了。这样怎应有好官肯爱百姓？”官员们的职位既然是花钱买来的，上任后自然要竭力搜刮，追求本利，满载而归。

明末政治的官贪吏残必然加重对人民的压榨，使人民根本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活动，这势必严重阻碍社会生产的发展，致使社会财富的流失。毋庸置疑，受害最深的，首当其冲的是普通百姓，迫使他们不能安居乐业，只能背井离乡，以致社会混乱，到处出现催人泪下的饥荒现象。显然，这都是由统治阶级的腐朽统治所致。

2.2明末土地兼并加剧，水利失修且加征不断

明朝末年，官府和私人地主都竞相伸出魔掌㩴取土地，甚至在官府和私人豪富两种不同封建土地占有者内部亦狼吞虎噬，因而使土地兼并恶性发展，恶性循环，以至陷入无法挽回的绝境。

除了贵族地主之外，一般的官僚之家，也都千方百计地兼并土地。他们利用在政治上的优越地位，巧取豪夺。就每一户来说，他们固然比不上宗室诸王、勋戚、太监的占田数，然而，他们人多势众，在各地是地主阶级中最有权势者。史籍中有关明末官僚地主占田的记载很多，郑廉记载河南的情况说："缙绅之家，率以田庐仆从相雄长，田之多者千余顷，至少也不下五七百项。”崇祯初年，河南巡抚毛九华上言：“势豪之家，仆隶多至数百，奸民趁势投献、百姓受其鱼肉。”正是在地主阶级的疯狂兼并下，明末土地高度集中，绝大多数农民被剥夺了土地，变成官绅地主的佃仆，或者被迫四处流亡。这种情况在当时人的笔下屡见不鲜，比如说：“富者动连阡陌，贫者地鲜立锥。饥寒切身，乱之生也，职此之由，富者极其富。贫者极其贫。”顾炎武曾说：“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这些都表明明末社会由于地主阶级疯狂兼并土地，致使两极分化达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大量农民在困苦中挣扎，到处流亡。

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社会，兴修水利对发展农业生产至关重要。但在明朝末年，尤其是崇祯帝在位的17年间，从未看到过官府组织农民兴修水利。从万历年间起，朝廷一面从国库提取大笔金钱供自己穷奢极侈的耗费，一面又要筹措庞大数额的军饷用于镇压少数民族和农民的反抗，国家财政陷入了不可摆脱的危机。政府根本无力顾及水利的维修，常年有限的一点河土经费又被官员们贪污私肥。以黄河来说，明代原来定有“三年一小挑，五年一大挑的疏浚制度，万历以后，凡大挑、小挑之费，俱入上下私囊，致使河床淤积的泥沙越来越厚，河堤连年冲决。”管河的官吏甚至幸灾乐祸，“天启以前，无人不利于河决者。侵克金钱，则自总河以至闸官，无所不利;支领工食，则自执京以至于游闲无食之人，无所不利，……于是频年修治，频年冲决，以致今日之害，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这正是崇祯年间“河患日棘”的根本原因。其他水系的情况也差不多。崇祯初年，给事中黄承吴面奏：“东南时患水灾，皆水利不修之故。”崇祯帝问：“水利何为不修？”大学士周道登、钱龙锡回答说：“水利是东南第一大事，但修理须要钱粮。”朱由检一听要钱，立刻沉默不语，过了好半天才拐弯抹角地说：“要修水利，可扰民否？”于是，在不愿扰民的幌子下把这件“东南第一大事”轻轻地放在一边。水利不修严重地削弱了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而政府的一味追逼钱粮迫使农民大批逃亡，又加重了灾荒的破坏性，小灾也会变成大灾。

然而，尤其可怕的是，统治者对农民敲骨吸髓式的加征却接连不断，而且越来越重，直至亡国。

加征并非始于崇祯时期，却以崇祯时期为烈。嘉靖时因延续多年的倭寇问题，始行加征时称“提编”。万历末年，因辽东兵事紧急，连续加征三次，每亩加征九厘，“凡五百二十万有奇，遂为定额。”此项加征称之为辽饷。这种加征已使老百姓不胜其苦，而崇祯时的加征则把老百姓逼上绝路。崇祯初年，后金军队在宁锦一带与明军展开阵地争夺战，军饷开支再次膨胀，崇祯三年（1630年），“兵部尚书梁廷栋请增田赋，户部尚书毕自严不能止，乃于九厘之外复征三厘，称为‘新饷’，全国共加征田赋银一百六十五万。”崇禎八年，加征助饷，先是“总督卢象升请加官户田赋十分之一，民粮十两以上同之，继而概征每两一钱，名曰助饷。”崇祯十年以后，西北、西南一带的农民暴动日益激烈，为了镇压农民暴动，兵部尚书杨嗣昌于是年三月建议“增兵十二万，增饷二百八十万，”“每条银一两加银三分，名为因粮就饷。”这就是通常所谓的“剿饷”。加征剿饷原定为一年。但是，这次加征的饷钱很快用完，而农民起义军并没有被剿灭。崇祯帝想减半征收，但督饷侍郎张伯鲸请予全征。崇祯帝也就不管失信于民还是不失信于民了，剿饷的加征遂成定额。崇祯十二年，杨嗣昌又建议加派“练饷”，“每亩一分，增练饷七百三十万。”至此，除加征辽饷外，“复增剿饷、练饷，先后增赋一千六百七十余万两，超过常年岁入一倍以上。”

明朝政府在加派田赋的同时，还实行所谓的带征和预征。带征是指追征历年拖欠未完的钱粮;预征指除了完纳当年赋税外，提前征收来年的部分钱粮。这种田赋的带征和预征，实际也是一种变相的田赋加派。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种敲骨吸髓式的加征不是一年而止，而是一开征就没有停止过。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加征使普通百姓苦不堪言，许多人为了躲避加征而背井离乡，成为流民。这实际上是对社会正常生产活动的一场大破坏，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2.3赋税、徭役、苛捐杂税繁重，流民日众

前面谈到明朝末年由于土地兼并的激烈进行，大多数田产落到了王公贵族、官僚地主的手里。按道理说，农民失去了田地就不该再承担田税，实则不然，地主阶级虽然占有大量土地，但却不愿输纳，常常以各种方法逃避田赋而将其转嫁于贫苦农民。地主阶级转嫁赋税的方法有多种名目，“派于现在谓之活洒，藏于逃绝谓之死寄，分于子户谓之带管，留于卖主谓之包纳。”结果造成了“富者得岁收，免课，贫者代输”的极不合理现象，使得贫苦农民“有以产偿者，有自鬻以偿者，有卖牛以偿者，有鬻妻以偿者”。

崇祯时，同时向农民征收辽饷、剿饷与练饷三种税赋，使农民承受了相当大的负担，这在历史上闻所未闻。其实，压在农民身上的还不止这些税赋，还有许多额外的税也得农民承担。这就如吏科给事中刘汉儒所言：“自发难以来，征派无虚日，最苦者莫如招买豆料，给价常少，给价常迟。是名招买，而实加派也。”这种“招买”的方式还能给予农民一些银两，而那些被地方官员随意派去征战的将领没有任何报酬。崇祯时战事十分频繁，一些年轻壮丁被肆意抓走，派去战场，给老百姓的生活造成了特别沉重的苦难。崇祯时，孙承泽任给事中一职，他在当时对这种现象有过真实的描述：“孰知军前之需，取之于部额者有限，而私派之于地方者，正无纪极。忆臣待罪县令之时，倏奉一文，取米豆数千石，草数千束。送之某营交纳矣;倏奉一文，买健骡若干头，布袋若干只，送至某营交纳矣;倏奉一文，制铜锅若干口，买战马若干匹，送至某营交纳矣。并不言动支何种钱粮，后日作何销算，惟曰：‘迟误则以军法从事！’州县之吏，懔懔恐后。……是以私派多于正赋，民不堪命，怨声四起……近者军前派征益厉，甚至小县有派米稻三千石者，黑白豆二千石者，计价不下二万余两。此剿饷乎？抑练饷乎？是驱民以为贼也，又何平贼之有！”这些话是孙承泽在担任县令时说给崇祯帝听的，所以丝毫没有夸大。孙承泽还在奏折中言道：“大江以外，几无宁宇。人不归咎于天行之灾，而归咎于部派之繁重。”一语道破了当时老百姓雪上加霜的生活困境！也说明了当时天下残破，主要原因不是天灾导致，而是人为造成的。他只是没有将这种人祸归因于崇祯帝身上而已。

在正常的税赋外还加征其他税赋，明征以外还有私派，除了这两种极不合理的现象祸害农民，还有一种祸害农民的“火耗”。它是指铸钱时需要的损耗。明后期在交纳正赋时需要折银，农民按数交足还不行，还必须额外交一部分以补贴熔铸时的损失。这种现象在当时已成为通例，而这部分有很大的伸缩性。如果遇上一个不贪污的好官，火耗自然就会少些;如遇上贪得无厌的大贪官，这部分的火耗就会非常大，从而使农民又担负一项额外的负担。当时的世道也是贪官多，好官少，因此，农民的负担就变得越来越沉重。刘宗周描述当时的情形说：“今吏治之败，无如催科火耗。”这句话表明当时朝政存在的一个很普通的重大弊端。为了搜刮农民的钱财，明廷无所不用其极。在崇祯十一年，户部尚书程国祥曾这样建议，凡京师旅舍与出租房屋者，必交出一季度租金，以充国用。当时京师的各地会馆，虽然不收租金，但也要交纳若干修理费。“其初谓可得五十万”，因为有一些戚畹权要的人从中作梗，费了好大劲，“所得仅十三万而已”。一直到崇祯末年，一直未停对农民的各种搜刮。直到崇祯十七年二月，当时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向京师逼近，大明江山马上就要灭亡，崇祯帝又下了一道诏书，以“边饷甚急”为名，责令百官加紧征敛钱粮，“完额则升京堂，否则除名”。很明显，官员的升降是靠征敛钱粮来决定的。朝廷对农民无尽的搜刮造成大批农民逃亡。为了维护地主阶级国家机器的职能，明末统治者除了经常向农民征收田赋外，还向农民征派徭役、向市民（铺行）征收捐税，并且数量日益增加。采取一户逃则令九户分赔，九户逃则勒逼一户独承，甚至“民有丁壮逃窜，而掠童稚以索赋”。这样辍转相索，往往出现整村农民逃散一空的情况。大片耕地在正常年景下本来可以有些收获，这样一逃，良田变成了荒地。本来不应成为荒年的年头却也要闹大饥荒。人们外逃，或可偶尔找到一条生路，倘待在家里，则无论如何也交不足众逃户的赋额。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到头来全被搜刮光不算，甚至还会因欠赋而被打的皮开肉绽。无穷无尽的横征暴敛，无休无止的搜刮，迫使农民大批地逃亡。离乡外逃成为一种连锁反应，而且是一种很普遍的连锁反应，这种连锁反应必然造成人为的大饥荒。在当时，这种人祸的危害比天灾的危害不知要大多少倍。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明末政治的极度腐朽、土地兼并的加剧和各种赋税的日益繁重造成整个社会民穷财尽，一片饥荒，恶性循环，日甚一日。因而，明末连年的大饥荒主要来自人祸，而不是天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