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美术史是中国美术艺术发展的结晶，是大量学着研究的热点。中国美术史与西方艺术史有着本质的区别，表现在艺术发展观念、研究方法及文化背景等方面。由于中西方文化存在差异，促使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方法极具本土特色，本研究重点分析中国美术史研究方法的历史沿革，梳理我国美术史的研究历程及各阶段的研究特征。

【关键词】中国美术史；研究方法；历史沿革

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建立在渊源与美术艺术的本质上，中国美术史中国文化的体现，是中国人的精神寄托与历史轨迹的印证。中国美术史拥有一套完善的系统及特色，在研究之中无需依附西方，而是站在本土绘画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来分析美术艺术的具体表现。中国美术史研究方法包括观念论、社会论、泛性欲论、唯物史观等等。在对中国美术史进行研究时，需遵循美术艺术的发展历程，从不同时间节点梳理美术艺术的变革经历，以此勾勒出中国美术史学的新样貌。

一、中国美术史研究方法建立在传统美术史学研究的基础上

中国美术史学是中国美术艺术的史论融合体，注重画作的评论与寓意的评述，其确定了美术史的视觉地位。黄宾虹在著作中提出了美术的变迁历程，从画作的历史、画作的学说、画作的鉴赏、画作的传颂、画作的技法等角度分析中国美术的评述侧重，他为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建立了独立的绘画史学观念。俞剑华表示，美术创作及作品鉴赏均是美术史学研究的元素，所有元素均以视觉作为核心，所以说美术史的研究是一种从视觉上评判画作内蕴的方法。从古至今，我国学者从未止步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在新旧史学研究的碰撞下，美术史学书籍的写作方式开始转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陈师曾及潘天寿。潘天寿结合画史及画论等阐述了美术艺术风格流派的演变，并对不同流派给予价值评判。陈师曾从系统的角度对中国美术绘画历程进行研究，指出了画家、画作、画派、技法在不同时期的传承及变革。

二、中国美术史研究方对编纂方法进行了协调归整

中国美术史研究方法中最基础的就是按照特定顺序将美术艺术的历程进行排列。在编年史方面，中国学者未按照朝代的方式编纂，而是打破了朝代附带的美术意蕴，采用专题论述的形式，走出时代序列对专项问题宏观把握的局限。这种编纂方式可追溯到腾固的理念，其利用创造性思维将进化论融入美术史的流变，从生物生长、繁荣及衰败、自然演化等找出美术史的顺序，突破了时代层面的限制，让美术史学的研究更有条理性及逻辑性。在协调归整理念的促进下，中国美术史凭借“进化论”将历代美术艺术的发展按照系统的模式叙述，对当代美术史的变个性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上世纪中叶，中国美术史的画学依旧注重文献资料，将古代治史的传统沿用其中，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美术史学的研究将文献和考古结合，在原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让研究模式更具科学性及完整性。

三、中国美术史研究融入新观念

随着美术史文化观念的复现及古物的大量现世，中国美术史研究迎来了新的视角，即结合考古学、文物学等对美术艺术的历史沿革做出清晰的表述。传统中国美术史研究方法沿用了史学的写作手法，多使用作品著录及画家传记的形式记载，伴随史学研究观念的改革，众多领域融入到中国美术史研究中。在我国传统史学挂念下，梁启超指出了史料的文字记录与非文字记录的双重价值，这为中国美术史学研究将实物与图像结合奠定了基础。上世纪初期，我国考古产业大兴，极大程度上推进了史学研究的创新，大量的古物相继出现，尤其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及上世纪七十年代之间，为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及编纂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新视角。其一，考古资料消除了美术史学研究断层或资料不全的问题，上世纪下半叶，黄河流域及长江流域的文化遗址被相继挖掘，如商周遗址带来了大量的器物，这为商周美术的研究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再如，敦煌藏经洞的现世让大量的艺术品出现，填补了中国绘画史及书法史资料的空缺，让美术史学研究愈加丰富。除此之外，在文物学的发展下，也为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提供了更为科学的视野。目前，考古学与文物学与美术史学研究的相互渗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持续更新着美术史学研究的方法，对美术史学研究观念的更新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四、中国美术史研究融入了丰富的研究方法

中国美术史学研究融入了社会学、图像学等。上世纪中期，美术史学家潘诺夫从图像学的角度对美术史进行研究，梳理出美术史的发展历程，美术作品的研究经历了视觉形象识别、形象相关习俗的研究、作者身处时代的审美理念、深层次的日常活动四个阶段，这为中国美术史学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中国美术史领域的成果利用潘诺夫的理念，如巫鸿在著作中提出了图像及文本协同构筑的作品，美术作品是内部文本与外部形象的交织物。随着不同观念的涌入，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方法实现了多样性融合，将美术史研究带向全新的视野。首先，利用视觉文化的研究范式拓展了美术史研究的语境，其次从空间的语境下阐述历史变迁中艺术品的象征，体现了环境与作品的文化互动。最后，物质文化、博物馆及美术史学实现了跨领域融合，博物馆陈列的文化遗址均对美术史产生巨大影响。张弘星和胥瑾在《〈女史箴图〉在１９世纪的流传：一个假说》一文中，通过《石渠宝笈初编》记载、乾隆题跋、印鉴、档案等线索对《女史箴图》1903年流入大英博物馆以前的流传过程进行追溯，推断其可能在慈禧当政期间被移至颐和园的经历。

五、结束语

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方法实现了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如融入了考古、文物学、视觉、空间语境等，为理顺美术艺术的发展历程、分析不同时期的美术文化意蕴提供了有力保障。目前，中国美术史学的研究仍在探索各种学科的融入，势必会为美术史学的研究提供全新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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