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理一分殊”是宋明理学中非常重要的哲学命题，同时也是朱熹哲学思想中非常关键的部分。首先，其代表了朱熹向儒学转变的关键要点，其次，为朱熹构建其理学系统提供了重要构架。朱熹师从“二程” （程颐、程颢），通过“理一分殊”便能捕捉朱熹的思想变迁，朱熹通过“理”、“气”关系总结出“理一分殊”思想核心概念，从而确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关键词：朱熹理学；理一分殊；宋明理学

一．宋代理学发展背景

自陈桥兵变到宋代结束，宋朝历经320年。是在秦朝统一之后执政时期维持最长，也是最久的朝代。在漫长的执政期间，对外抗击异族，对内稳定内部矛盾。在这样的背景下，宋朝将军事、政治、经济等一切权利集于一身的同时，社会意识也在发生改变。传统儒学再次受到重视，为统治阶级所用，形成“理学”又被称作是“新儒学”。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为统治阶级服务。只是过于执着便会导致偏激，在过于关注自我修养限制和道德完善的追求背景下，政治上对外显得过于孱弱，对内禁欲、道德规范的要求又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君主集权政治的腐败，最终导致宋朝灭亡。

佛学在宋代日益渗透到社会文化的各层面之中，在中国的历史上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无论是在文学上还是在绘画、雕塑等艺术形式上均能体现出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宋明理学的产生，这一产生代表着宋代佛学与儒家的全面融合。

宋朝的文人士大夫发现要复兴儒学需要“修其本以胜之”。所以理学家们纷纷采用出入佛老之学，用佛老之学的理论精华来丰富儒家的伦理纲常。宋明理学包括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大部分。程朱理学构建了以“天理”为本源的哲学体系。“理”的范畴在中国哲学史上很早就有存在，只是那时“理”用来表明事物运行的具体规则、原则，并没有本体论的概念。程朱理学提出“动物有知，植物无知，其性自异，其理则一”。天理是宇宙之间唯一的本体，千差万别的事物都是天理的具体体现。朱熹认为“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源，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如为君需仁，为臣需敬”。他们认为，儒家纲常是天理在人际间的必然表现，如此论证，是用代表宇宙普遍法则的天理来提高封建纲常的普遍性和必然性。

在时代背景下，宋明理学不断与佛学吸收发展的过程中，逐渐为中国哲学体系的建立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二．朱熹“天理”的提出

“圣贤之言，夫子言‘一贯’，曾子言‘忠恕’，子思言‘小德川流，大德教化’，张子言‘理一分殊’，只是一个。”（《语类》卷27，第692页）可见，“理一分殊”在《论语中》就早已有渊源，早期儒家就已有理一分殊这一概念，在宋代理学中明确的将其提出并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这一思想具有着处理一般和个别、整体与部分、统一性与多样性等方面的哲学智慧，并且在佛老哲学、西方哲学之语境中，都可见与其相似的影子。朱熹把“理”从儒家传统伦理纲常上升到本体的范畴，又为理学构建出特有的本体论，一改“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从而对本体论有了新的思考，构建出儒家的思想体系。

朱熹强调“天理”是世界的根本，把理看作是万物之根。“天理”普遍存在“唯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天理主宰一切，是永恒不变的，世界万物万象，最终也是“天理”。朱熹认为“理”不仅是阴阳五行之变化，更是儒家伦理纲常道德之核心，即使君臣之间、父子之间的关系会发生变化，但理确实永恒不变。朱熹将“理”称为“实理”。

朱熹认为“要之，佛氏偏处只是虚其理：理是实理，他却虚了，故于大本不立也。”佛学只说虚空是他的道理，但是理是实理，反之却认为朱熹为虚理，如果一切是虚的，那事物的客观实在性怎么能否定呢。接着朱熹用“以君臣父子为妄幻”来指出佛学利用“空”来废弃纲常，实则躲避现实的消极人生态度。

所以，朱熹的理学之间出现了“实理”与“虚理”之争的问题。在本体论上，朱熹强调了理的重要意义，为儒家思想构建出了新的出路。

三．“理一分殊”的哲学思想

朱熹所谓的“理”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指事物的规律，也就是事物所共有的，一般的东西，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另一方面，朱熹认为“理”是道德的基本原则，把封建的道德标准，伦理纲常永恒化，绝对化。将其看作是万物之根本，一切事物的根源。这也是朱熹“理一元论”的观点。从“理一元论”出发，这一理包含万物之道理，万物也分别的体现出这一理出来，从而得出“理一分殊”的道理。他说：“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源，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如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异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这里所说到的一理和万理就是“理一分殊”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不是集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而是一般与个别之间的关系。

首先朱熹继承了二程（程颐、程颢）的本体论思想，并从中发展出了“所以然”和“所当然”之理，只是二者统一的关系需要在“理”中实现，这就成为了朱熹这一思想的核心构成，“所以然者”是事物之所以是其本质的规定者，具有形式或“规范”的意义，它使事物成为其本身而不是其他物。“所当然”就是“应当”，有一种应当去遵守的意味。“分殊”对朱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概念范畴，“圣人未尝言理一，多只言分殊”， 朱熹在《西铭解义》中写道：“天地之间，理一而已。既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则其大小之分，亲疏之等，至于十百千万而不能齐也。”“盖以乾为父，以坤为母，有生之类，无物不然，所谓理一也。而人物之生，四脉之属，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则其分亦安的不殊哉！”“一”与“殊”所指的是共同性和差别性。从“理一”出发，事物包括人，都必须遵循共同的“理”即封建社会的道德原则。从“分殊”出发，每个人在宇宙中都占有一定的位置，对他人、物都有一定的义务，每个人由于自身所处的位置不同，他对其他人所承担的义务也就不同，通过这一角度，朱熹归纳出了普遍与一般的关系。

朱熹从其理一元论出发，认为太极包含万物之理，万物分别完整体现整个太极，这叫做理一分殊。他认为，整个世界的最根本的理只是一个太极，太极是不能分割成部分的完整的整体，万物只是它的分别的整体体现。朱熹认为太极是万物的本源，是万物所以生成、存在的根据。每一事物都以太极为其存在的根据，每一物都含有太极。而“理一分殊”实际上是朱熹“理一元论”在对具体事物上的说明，实际上坚持的还是其客观唯心主义的立场，否认了具体事物的客观存在的实在性。

朱熹的哲学理论，为封建政权的内在稳固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通过尽“天人之分”，使君、臣、父、子等具体的纲常伦理成为了可执行的道德标准的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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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杜继文主编.佛教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4

[3]黄世福.朱熹理学与佛学之比较[D].安徽大学，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