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然环境是人类历史的重要参与者，历史研究不仅要着眼于人类社会还要将视角放宽到生态领域。甘肃在时唐以前曾是一个富饶之地，然而自明清以降，甘肃因自然环境的变迁和生态的破坏，逐渐沦为一个贫瘠之地。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生态恶化下甘肃土地肥力的流失和肥料的缺乏是其演变为贫瘠之地的重要原因之一。因肥料越加缺乏，肥料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民国甘肃农业发展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民国；生态史；甘肃；肥料

农业是人类文明得以延续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而肥料在传统农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正如《东鲁王氏农书译注》记载的“所有之田，岁岁种之，土敝气衰，生物不遂”[1]62和《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年—1968年）》所说的“提高粮食产量诸如投入工具、肥料和水利工程之类的资本”[2]42，农业肥料是维持地力和作物产量的关键。中国传统农业肥料大多由自然界植被转化而来①，因此传统肥料史学研究不仅与农业史、经济史和科技史有关，同时也与生态环境息息相关。正如美国学者所说“20世纪生态变化的巨大性强烈显示：历史与生态，至少在现代，必须要在一起加以考虑”[3]370，因此有关民国研究还应多从生态史角度去考量。同时从甘肃生态环境演变来考察民国甘肃的农业肥料也是一个有意义的研究视度。

一、民国甘肃环境变迁

甘肃地处我国西北，远古时期这里植被广茂，据考证“公元前2700年甘肃森林覆盖率约为77%”[4]7。秦代以降，甘肃因优渥的地理和自然条件，逐渐受到中央王朝的重视，其富饶之名也开始逐渐显现。到汉武帝时期，经过开发甘肃有“凉州之畜为天下饶”[5]1645之美称。唐代时期，甘肃农业进一步发展，在凉州地区出现了“牛羊被野，路不拾遗”[6]5111的盛况。经济的发展意味着人类活动频繁，这一时期甘肃大量森林被开垦为耕地，森林数量持续减少，此时生态环境虽有破坏，但环境依旧良好。到明清时期，因气候的变迁和人口的增加，甘肃农业与生态环境的平衡开始被打破，到清末时期生态已经处于危机边缘。

民国时期，甘肃生态进一步加速恶化。据有关统计在抗日战争前1935年“甘肃森林覆盖率有６％”[7]L3，而到“抗战结束时只有３％”[8]仅十年间甘肃森林减少约一半。其中森林面积减少的原因大致可以分为三类，首先是出于经济目的砍伐，如在“洮河上游，原河流两岸皆为森林覆盖，经四五年的滥伐，凡临近洮河的林木，几乎被砍伐一尽”[9]，同时这种出于利益的伐木现象大多还“有军人包庇砍伐，（洮州最甚）摧残最甚。故每处森林一经滥伐，再无更新之望，林日就颓败”[10]111。其次是开垦荒地，农业生产中土地持有量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农业收成的数量。民国时期迫于生存压力，人们在草原、林区等地大量开垦耕地，以此来增加收入。特别是在抗战全面爆发后，甘肃作为抗战大后方，它在国民政府支持下兴起了开发西北的热潮，在1939年调查渝中的“马啣、兴隆两山时发现林垦区内凡20度以内的山坡均已垦尽，甚至在25度之地垦种马铃薯等作物。在基本为天然森林分布之区域，后因林政废弛，经人摧残，今仅存兴隆山及马啣山分支曳木岔等山10万余株林木而已”[11]223。最后火灾对甘肃森林危害也不可忽视。相比较于自然火灾而言，人为所致火灾对其危害更大，如这些“滥伐人往往将林木斫完后，即将枝叶用火燃烧，听其燃烧自熄”[10]111，这种行为往往会引起森林火灾，致使大面积植被化为焦土，其危害性有时更盛于认为砍伐。在上述几种情况综合作用下，甘肃森林和植被面积大量减少。到1948年甘肃“森林面积总计约为4525km²，覆盖率仅为1%”[12]12，短短十多年间，甘肃森林面积减少了近六分之五。植被在生态系统里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植被的大量减少，会带来一系列的生态问题，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水土流失和土地的荒漠化，特别是在人口密集的地区“树木稀少，童山濯濯，因雨水冲刷，一草不生”[10]111，因此当时有人感叹“全省山脉，十之九均系童秃”[13]86，由此可见民国时期甘肃生态环境已被严重破坏。这些生态问题对于同属于生态系统的农作物而言影响是巨大的，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支持农作物生长的肥力的缺失。

二、生态恶化：土地肥力流失

地表植被是表层土壤的保护伞，地表植被的缺失导致耕地表层土壤遭受自然力量的侵蚀，其中风力和水力占据主导。在风力的搬运作用下“肥沃的表土会损失净尽，不肥沃的底土裸露；随着表土迁移，大量土壤有机物质和营养元素一去不返……甚至成为不毛之地”[14]，如在渝中的新隆山“在林毁废土带，表土之腐植质及表土，因冲刷作用，逐渐流失，岩层裸露，土层硗薄而干燥，即呈荒凉之景象矣”[15]。水蚀对于农业生产的危害也不可忽视。甘肃虽属于干旱区，降水减少，但受季风影响降水集中且量大。地表壤土在无植被的保护下，往往会被高强度的降雨所冲走，造成水土流失。而“水土流失最直接的危害是使肥沃表层肥分及有机质淋失，表土层流失变薄，结构粗化，导致土地肥力和生产能力降低，农作物及牧草产量下降，土地发生不同程度的退化”[16]196。水力和风力的侵蚀在甘肃的黄土高原地区体现的最为明显，据统计在民国时期黄土高原水土侵蚀量和人类侵蚀加速率较民国以前明显提高，“人类活动造成的生态破坏的侵蚀加速率是明清时期的近3倍，年平均侵蚀量达到16.8亿吨”[17]35。在风力和水力的双重作用下，地表土壤肥力快速流失。关于民国土地肥力流失量尚无数据，但可以参考建国后的一些数据，据现代学者统计“甘肃和陕西两省年流入黄河的泥沙达13.58亿吨，其两省的每年流失的氮、磷、钾就相当于1000多万吨化肥”[18]98。而在1947年调查中，甘肃一年所需各类肥料量为：“氮肥133489.5吨，磷肥117695.5吨，钾肥130853.5吨”[19]，三种肥料约共计38.2万吨，尚不及甘肃和陕西两省肥料流失量的4%。同样在建国初期陕县水文监测中也有这样一组数据值得参考“每年从甘肃境内的黄河支流流入黄河的泥沙约有3.3亿公方，如以甘肃境内黄河流域面积计算，即平均每亩土地面积上，每年要冲去1公方多的肥沃表土，这样严重的水土流失使甘肃地区土壤肥力减少，农作物产量低”[20]27，上述两组数据虽不是发生在民国时期，但这是发生在受生态破坏后的建国初期，建国后土地肥力的流失量就如此之大，民国时期也就可想而知了。表层土壤缺少植被的保护，以至于在有人在陕甘边区考察报告中对甘肃边区森林实况这样写道“在森林被滥伐的地方，沃壤冲刷得非常厉害……被冲刷的农地，肥沃度全无，植物无法生存”[21]91，大量水土流失导致原本富饶的黄土高原“今则童山濯濯，……地瘠而民贫，农村凋敝已极，其景象至足凄惨”[22]此外，在草地和草原植被的破坏也会导致土地肥力的流失。据我国著名植物营养学者李生秀研究，草地和草原在开垦为农田后，“经过长期耕作……原来的天然肥力几乎消耗净尽，长此以往只能靠肥料或轮作倒茬而维持生产了”。无序的开垦，不仅会造成草地和草原的生态退化，还会使其土地肥力的流失，逐渐沦为不毛之地。在生态环境的恶化下土地肥力也在逐渐减少，想要维持土地肥力维持农业产量肥料的重要性也就愈加明显。

三、生态恶化：肥源减少

“在国外，一般认为肥料在作物增产中的作用占30%—50%”[23]1，积肥的多少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农业产量，因此积肥自古以来都是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活动。“肥料积攒已深入到农业社会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24]，一切生活中的废弃物、排泄物和自然界的植物都是传统肥料的重要来源。据统计在传统农业社会中“肥料资源有129种，其中包括粪肥10种、饼肥12种、渣肥11种、骨5种、泥肥7种、灰肥3种、绿肥23种、藁秸肥3种、土肥4种、杂肥40余种、无机肥11种”[23]2，由此可看出，上述肥源大部分都是由自然界植物或植物间接转化而来。因此生态环境的良好与否直接影响到农业肥料的积攒。

同时相比较人和牲畜粪尿，由植物转化而来的肥料量更大且更易获取，因此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的人认为“腐藳、败叶、枯枝、朽根皆至宝也”[25]27。而作为由植物直接转化而来的绿肥、灰肥和厩肥等肥料也成为甘肃地区重要肥料来源。生态的持续恶化必将造成自然资源的大量减少，该时多数地方“草根灌莽，已被掘尽”[13]86，部分地区“半月一举火，常食霉馍”[26]212，因此作为重要肥料来源的绿肥、灰肥和厩肥等也会随之减少。

粪肥由于其中含有多种有机物质和多种作物营养元素，一直以来都是农业生产中的优质肥料。其中人粪尿产量较少，据民国时期人调查一人每年排泄的“大粪总量为48.5kg，尿的总量为483kg，总计531.5kg”[27]86，一人一年的排泄物总量仅为半吨左右。且排泄物主要为尿液，而大粪仅为其十分之一左右，尿液虽为主要排泄物，但是尿中所含的主要有机物氮素易挥发，其有机物随着时间的流逝会逐渐减少，且甘肃大部分地区“将尿液弃而不用”[28]33，因此仅每人一年百斤不到的大粪肥源数量实属稀少。城市地区人口众多虽有大量粪尿，但受交通运输能力和条件限制以及部分地区由城市中“‘粪霸’所垄断”[29]218，想获取实属不易，而将人粪尿作为主要肥料的地区仅限于城市近郊小部分地区，就全省而言人粪尿在农业用肥中所占比重不大。

牲畜粪尿相比人粪尿量更大，且机物质和多种作物营养元素与人粪尿差别不大，甚至某些元素更胜人粪尿[40]108-109，因此牲畜粪尿在农业肥料中占据重要地位。但由于生态破坏，植被减少，使得原本作为肥料的牲畜粪便被移作它用。究其原因，甘肃“四季分配也极不均匀，冬季全省一般在110—210天”[30]84，长时间低温需要大量燃料取暖。同时“甘肃许多地方虽出产煤炭，但是受环境条件的制约，煤炭使用并不普及，人们仍然把林草当作主要能源”[31]89，加之生态破坏，已出现“树木砍完，树根掘尽，久已在挖掘草根当柴烧了，不论是新坟旧墓，坟墓上皆无草迹。甚至人家门前有意种植的零星树木，秋后落叶时，他人也不能随意常来扫除”[32]304-305的现象，甚至在民国时期陇西地区出现“柴比米贵”[33]129的说法。在柴薪的极度匮乏的环境中，为了维持生存，人们不得不寻找柴薪替代品，而原本作为农业肥料的晒干牲畜粪饼也就成为柴薪代替品。用牲畜粪便作为燃料的也出现在各种的民国著作中，如：《游陇从记》中讲到甘肃“春初即冬间，居民无贫富皆燃马粪以暖其炕”[34]55；兰州地区“居民用羊粪煮饭”[35]9和“冬天能生起火的只有极少数殷实之家，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贫困户，用马粪或煤末煨炕取暖”[36]125；在平凉地区“土炕烧牛马粪”[37]46；甚至在酒泉地区“这里夏季也多用牛粪烧炕”[38]161。大量牲畜粪便因柴薪缺乏，被当作薪柴燃烧，被当作肥料投入农田也就所剩无几了，据统计估算牲畜粪便“最低有一半完全作为燃料”[28]33。

虽无甘肃民国时期施肥数量的变的具体化数据，但可以下从两组数据可以看出甘肃农田肥料施用量正在减少。1934年甘肃大部分地区“播种前每亩施人粪、畜粪、与土混合之厩肥约二三十石，或四五车”[10]87，到1943年“甘肃农田每亩作物仅有肥料37.1斤，购进肥料每亩仅有0.02元，仅及中国北部省份平均数的五分之一”[28]33。这与民国甘肃生态恶化不无关系，肥料不足，土地肥力长期得不到补偿，致使土地不得不“因养地力，须隔年一种，甚有隔二三年者，否则徒劳无益”[39]105。正如当时学者所说：“甘肃以地势气候关系，影响肥料之产额及损失甚大。农田肥料更感奇缺，致地力衰退，产量减低，形成农业上之极大危机。农民在无法解决不得已之中，多采用输流休地未能利用，实属可惜”[19]，综合以上分析，不难看出肥料问题已经成为民国甘肃农业生产中的重要问题。

四、结语

人类是自然界中的一部分，人类实践活动的历史，是人类社会活动史的同时也是一部生态史。因此在研究人类社会变迁的历史时，不仅结合人类自身社会，更要从其所处历史环境来综合探讨。民国甘肃在生态恶化的情况下，甘肃人民只能根据有限的资源在肥与薪之间做出选择。肥与薪的矛盾致使甘肃的土地肥力得不到补偿，再肥沃的土地长此以往也会成为贫瘠之地。这也可能是甘肃由“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 到“苦瘠甲于天下”历史嬗变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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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①民国时期甘肃工业肥料施用地方很少，因此论述中不涉及工业肥料。

作者简介：冉易（1995—）男，土家族，重庆酉阳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近现代西北生态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