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绪论

1.1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现代的公益基金会观念和制度产生于美国。国外有关基金会的问题主要围绕这样一些主题开展：①基金会的起源与精神研究。西方早期慈善事业的倡导者一致认为，基金会的产生直接来源于西方慈善事业的思想文化传统，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圣经》。从1601年英国议会通过《济贫法》和伊丽莎白女王颁布《英格兰慈善用途法规》之后，教会及其教徒在推进公益事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富兰克林使美国的公益思想趋于成熟和世俗化，同时也摸索出了一条适合美国热心理和传统特色的“志愿”服务社会的原则和付诸实践的途径。②基金会的具体运作问题研究。早期关于基金会的内部机构运作研究多是基金会的业内人士所为，20世纪50年代美国基金会主席弗兰克·埃默森·安德鲁斯所著的《慈善基金会》、《公司基金会研究》、《慈善捐赠》等书，对当时基金会的状况、设立、申请捐助以及基金会的活动领域做了较为详尽的介绍。1967年由沃伦·威弗在《美国的慈善基金会：历史、架构、管理与记录》，也对基金会的历史、组织框架、内部的法律与财政问题等开展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乔尔·J奥罗兹在《基金会工作权威指南：基金会如何发掘、资助和管理重点项目》，也对基金会具体运作上描述了最新研究成果。③基金会的外部影响力研究。伴随着基金会的壮大与发展，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基金会的发展与其他领域如公共政策、经济发展等之间的关系，如爱德华·H伯曼在《慈善思想：卡内基、福特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一书中，详细介绍了这三大基金会如何配合美国外交政策开展项目，传播自己的价值观。国内对基金会的研究始于1981年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的成立，对基金会的源起和概念、运作及影响力等方面的研究在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也因地制宜的发展了中国特色。除此之外，伴随着近些年来我国基金会领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如“郭美美事件”、“河南宋庆龄基金会事件”、“中非希望工程事件”、“尚德诈捐门”等，导致基金会公信力陷入危机，对中国慈善事业造成了致命伤害。我国学者对此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①基金会公信力的概念。李培秀（2015）明确从公众参与和基金会自身两个层面对基金会公信力的概念做了界定。②基金会公信力危机存在的原因。陈东利（2012）分别从“官办”和“民办”慈善组织维度解析了公信力存在危机的原因。③基金会危机治理的路径。国内学者主要从基金会自身内部的建设，如增强道德使命感、促进其专业化发展及增加其规范化程度等角度提出建议。

以上为本课题提供了研究基础、理论借鉴和基本素材，但纵观国内外现有研究可以发现：在泛媒体如微博、微信、自媒体不断更新换代的背景下，基金会面对的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其公信力危机的处理也更加棘手。同时，伴随着基金会的成熟壮大及“治理现代化”概念的提出，用治理理论分析并解决基金会公信力危机的研究会愈发成熟。

1.2研究意义和价值

理论意义：本篇文章在对泛媒体进行重新界定的基础上，对公信力危机的机理机制进行重新构建，厘清泛媒体、公众、政府以及基金会之间的关系；同时将“治理理论”引进基金会公信力危机的理论框架中，从预警机制的形成、防控体系的建立以及信息透明的完善这样一个纵向体系的治理路径重新探究基金会公信力危机的解决，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现实意义：在泛媒体不断涌现的新型时代背景下，在探究基金会公信力危机生成机理的基础上，提出应对公信力危机的治理策略，这对当前我国基金会如何应对公信力危机以及保护我国的慈善行业生态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1.3研究思路和方法

本课题遵循“现状分析→理论研究→案例分析→对策建议”的研究思路，拟采取以下的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课题通过文献搜集及分析的方法重新界定泛媒体的概念及其在此背景下基金会公信力危机的现状及主要问题。

（2）案例研究：课题将从多个角度对北京韩红爱心基金会进行研究，以此验证课题研究的适用性

（3）实证研究：课题从当前基金会公信力危机治理处理的实践经验提炼出其治理策略。

2.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2.1基金会与基金会公信力概念

基金会是指运用自然人捐赠的财产，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并依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成立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从根源上来说，基金会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贫富差距达到一定程度进行社会财富再分配的一种表现形式，是社会的第三次财富分配。公信力问题对任何一个公共组织的存续与发展都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而对于基金会来说，尤为重要，公信力就是基金会的生命线，基金会一旦失去了公信力，便失去了生命之泉、立生之本。根据公信力的内涵，基金会公信力可视为“社会大众对基金会的信任程度及在此基础上参与慈善事业的程度，也包括了基金会自身获取社会公众信任的程度和能力，它反映了基金会对广大社会公众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基金会实现良性运作的关键并不在于有多少钱或者有多大的权，恰恰在于其是否具有足够的公信力，公信力作为一种无形的权威资源，可以保证基金会的可持续发展。

2.2治理理论

着全球对公共治理的关注变得更为广泛和日益重要，对于这一概念的界定出现了多种说法，治理仍是一个相对模糊和复杂的概念。“治理”被定义为多种，如“在管理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权力的行使方式”，如“确定如何行使权力，如何给予公民话语权，以及如何在公共利益上作出决策的惯例、制度和程序”，这些定义有助于我们更加明确治理这一概念的内涵。然而，鉴于关系概念的性质，“治理”永远不可能被定义成一个具有普遍有效性的通用方式。

在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表述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于1995年对治理作出如下界定：治理是或公或私的个人和机构经营管理相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机构和规章制度，以及种种非正式安排。而凡此种种均由人民和机构或者同意、或者认为符合他们的利益而授予其权力。

3.基于北京韩红爱心基金会的案例分析

3.1北京韩红爱心基金会简介

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简称“韩红基金会”）由著名歌唱家韩红女士发起，成立于2012年5月9日，是具有独立法人和公开募捐资格的AAAAA级地方性基金会。基金会以“专注乡村医疗援助，守护生命健康”为使命，持续为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支持性的系统解决方案，助力其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积极响应重大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事件，助力受灾地区卫生防疫、特殊群体关怀和医疗秩序的恢复。打造有温度的，具有广泛公信力的公益参与平台，让更多需要帮助的群体因此受益。基金会的宗旨是：弘扬正气，奉献爱心，扶危济困，和谐共生。基金会的使命愿景是专注乡村医疗援助，守护生命健康。基金会的业务范围主要围绕四块内容：1.扶助危难贫困群众;2.帮扶少数民族地区;3.资助社会福利机构;4.传播慈善公益文化。

3.2北京韩红基金会进入公众视野，赢得公众质疑

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在疫情防控的紧急时刻，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即刻响应，迅速行动，发起“韩红爱心·驰援武汉”项目。该项目共计接收社会公众40余万人次捐赠善款3.3亿元，援助工作以武汉为重点，后辐射至湖北全省，分阶段开展了防疫物资支援、困境群体帮扶、医护人员关爱等工作。韩红作为演艺圈第一人在疫情爆发初期便进去疫区，在有些官方基金会物资未能及时发放的同时，韩红爱心基金会作为一家民间基金会，运作的反而更加快捷迅速，该基金会直接与医院对接，发放各类筹集到的物资。

在韩红基金会持续获得公众好感的同时，大量捐款也涌入了进来。韩红基金会随即发表申明，在声明中，基金会称：由于目前捐赠数额过大，基金会执行能力有限，必须暂停接受善款，才能保证民众的善意得以善用。韩红本人也自4月1日17时起，号召公众不再通过韩红基金会银行账户进行捐赠，可以选择其他渠道表达善意。公众普遍对这一行为表示理解，获赞数较高的评论还包括“暂停捐款，体现这是一个不贪婪且有公信力的慈善机构，谢谢你让大家的爱心还有处可安放”，甚至还有网友要等待基金会梳理好工作，继续“只给韩红基金会捐款”！

在这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战役中，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就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公众的信赖与支持，这不只是其本人具有号召力，更在于其信息披露的完整性与快捷的行动力上。

3.3北京韩红爱心基金会公信力遭受质疑

3.3.1事件起因

2020年2月13日，微博用户“司马3忌”在互联网上向北京市民政局公开举报“北京韩红爱心基金会”（以下简称“韩红基金会”）涉嫌违法，具体包括未依照规定公开年度工作报告、在未取得公募资格的情况下组织公募、未依法公布基金会对外投资信息、未依法公布公益慈善项目实施情况等四项违法事实。

3.3.2业务主管单位介入调查

2020年2月20日，北京市民政局在其官方微博发布调查结果通报称，韩红基金会自成立以来，总体上运作比较规范，但也存在部分投资事项公开不及时、在未取得公开募捐资格前有公开募捐行为等问题，已要求韩红基金会限期改正，依法规范运作。根据调查，韩红基金会确实存在一些操作不规范以及信息处理不及时的情况，如：韩红基金会确实曾在未取得公开募捐资格的情况下组织过公开募捐，关于韩红基金会未依法公布对外投资信息的问题。北京市民政局在通报中指出，韩红基金会自2018年9月1日至2020年2月16日期间，共发生了25笔投资，韩红基金会有对外发布消息，但是发布不够及时。

3.4泛媒体背景下韩红基金会公信力危机生成原因分析

3.4.1网络发酵，迅速传播。

通过上述事件的始末介绍得知，对韩红基金会公信力的质疑始于网络平台——微博，具有辐射广、传播快的特征。有的媒体平台也直接打出了“诈捐”的字样，助推了舆论的不断发酵，泛媒体背景成为了基金会公信力生成的助推器。在公众的“围追堵截”下，需要基金会快速作出回应。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外部因素及偶发性事件会让基金会公信力问题突然成为舆论焦点，基金会的处理是关键因素，泛媒体背景会促使这一事件向着更深更广的方向持续发酵，而向着哪一种方向发展这完全取决于基金会对舆论发酵的回应和处理以及公众的信任程度。

3.4.2回应及时，但没有针对性。

在“司马3忌”提出质疑的24小时内，韩红本人及旗下基金会并没有停止社交平台的更新，韩红在微博上发出每天工作进展，并对支持自己的朋友表示感谢，但都没给出正面回应。通过对韩红本人及其基金会微博评论的搜集，发现大多数网友虽然对韩红本人表示支持，但也有些网友还是希望韩红能针对问题一一回应。不能及时对质疑作出有效回应，会加重公众对基金会公信力的质疑。

4.泛媒体背景下基金会公信力危机的治理策略

根据上述从预警机制的形成、防控体系的建立以及信息透明的完善这样一个纵向体系的治理路径重新探究基金会公信力危机的解决，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4.1形成完善的预警机制

在瞬息万变的泛媒体环境下，基金会需要具备快速识别外部风险和危机的能力，正确评估外部风险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迅速采取行动。基金会治理主体——理事会应第一时间召开紧急会议，了解风险发酵情况，厘清事实，统一口径，采用积极的方法面对危机、处理危机。一般来说，泛媒体背景下的危机主要是舆论危机，基金会应快速针对舆论焦点问题真实回应，保证沟通渠道的通畅、有效，讲事实摆证据，做得对的拿出证据，做得不合格的地方勇于承认错误，并提出整改对策。

4.2建立有效的防控体系

如何快速控制舆论危机，是检验基金会自身能力的关键一环。基金会应加强内部防控体系建设，加强内部监督，把理事会、监事会的监督职能真正发挥到实处，争取让问题都暴露在内部，同时也要打造自下而上的反馈机制，能够让内外部信息快速流通。另一方面，基金会需要重点加强与公众沟通的能力，打通沟通渠道，保证沟通的及时和有效。

参考文献

[1]李培秀.我国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补救措施[J].鸡西大学学报：综合版，2015.

[2]陈东利.论中国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危机与路径选择[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5（1）：5.

课题项目：江苏省哲社项目；项目名称：泛媒体背景下的基金会公信力危机治理研究；项目编号：2018SJA2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