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鲁迅的《藤野先生》是为数极少的出现在日本国语教材中的中国作家的作品，中日两国在将这篇文章教材化的过程中既有相同点，也存在差异。本文着眼于中日两国《藤野先生》的词句表达、体裁、教学目标等方面存在的不同点，结合日本鲁迅研究的成果进行分析，由此考察中日两国在阅读模式、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的异同。

关键词：语文；鲁迅；《藤野先生》

基金项目：常州工学院2016年度科研基金重点项目《鲁迅文学在中日母语教科书中的接受研究》（YN1647），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2020年度研究基金项目《日语术语翻译法研究及术语库构建》（2020SJA1252）。

《藤野先生》发表于1926年，记录了他留日初期的生活经历和弃医从文的思想转变，是记录鲁迅以笔为枪，走上文学救国之路的重要文献。这一脍炙人口的名篇，被纳入中日两国的中学语文教材中，成为超越国家民族的中日两国友好交流的佳话①。

然而，这篇在中日两国知名度极高的作品，在体裁、主题等方面的解读在中日两国的语文课堂上有一定差异，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现象。本文围绕《藤野先生》在两国教材化过程中出现的差异，探讨其形成的原因，并思考日本的文本解读方式对我国的启示。

一 “物以希为贵”的对比

鲁迅初到仙台，把自己所受到的优厚待遇解释为“物以希为贵”。现行的东京书籍版教材上标注这是“机智巧妙的表达方式”，指出这里表现了鲁迅独特的幽默感。三省堂版的教师用指导书上则提出 “胶菜”和“龙舌兰”的名称暗示“我”到了日本后被贴上了战败国清国来的贫困留学生这样的标签，周围的日本人对我的优待不过是出于同情。因此，“我”虽然感激仙台人的关照，但也颇被这种怜悯伤到自尊。可以说，日本的文本解读注重人物的内心感受，对其心理活动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剖析。

在中国，人教版教师教学用书上是这样解释的：“（鲁迅受到的优待）反映了日本人民的善良的心地和友好的情谊。但作者感到的不是真正的尊重和友好，而是‘物以稀为贵’。这里包含着弱国国民的心酸，同时也反映出作者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不管在中国还是日本，对人物的内心进行剖析这点是相同的。不同之处在于日本对作品进行解读时倾向于和登场人物站在同一立场，从他们的视角去分析问题、体会情感，因此日本侧重于让学生感悟主人公被周围人的同情伤到自尊心的心理，而在中国，认为这部分内容表现了“弱国国民的心酸”“民族自尊心”，超越了登场人物的个人感受，是结合了这篇文章的时代背景对人物的内心进行深层次的剖析和情感升华。

二 “使我很为难”的裹脚问题

藤野先生想知道中国旧社会女人是如何裹脚，足骨变得如何畸形，这点让“我”十分为难。日本的教师用指导书中对于“我”感到为难的原因给出了两个答案。一是“我”对缠足不了解，无法回答老师的提问，因此感到惭愧，二是藤野先生的追问让“我”感到为难，表现出藤野先生对医学实事求是、刨根问底的研究精神。总的来说，日本的教材认为文中提到裹脚的话题是为了表达主人公知识的不足以及藤野先生孜孜不倦的学术精神。

在我国，人教版教师教学用书上给出了两种解释，一是作者没有亲眼见过裹足，所以说不具体和清楚而感到为难，以自己的“为难”衬托藤野先生尊重科学、重视调查的可贵精神，这个解释和日本是一致的；二是这句话表现了鲁迅对旧社会弊病的深恶痛绝。鲁迅本身学医，对于缠足后中国女子的小脚的筋骨毁坏程度应该十分清楚，因此鲁迅是以沉痛而又复杂的心情具体回答了藤野先生的提问。藤野先生的叹息，表示他对中国缠足女子的深切关注和无限同情。教师用书上认为两种解释均合情合理，第二种更符合原文含义，并指出此处的“为难”可解释为“难过”，表达了鲁迅对旧社会缠足女子同情却又无能为力的感受。

总的来讲，在日本对“缠足”问题的解释为“我”知识不足，无法回答藤野先生的提问而感到尴尬，主要目的在于烘托藤野先生严谨治学的科学精神。在中国，一方面有和日本同样的解释，另一方面，表达了鲁迅对旧社会陋习的憎恨，对深受迫害的女性的深切同情。将鲁迅的作品置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中，从民族的、历史的观点进行解读，这是中国语文进行教材分析的特点之一。

三 “幻灯事件”的真伪

“幻灯事件”使鲁迅受到极大的触动，促使他萌发“弃医从文”的思想，是鲁迅生平经历中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事件。这段经历在《呐喊》自序里面也有描述，因此在我国普遍认为这是真实事件。

然而在日本，质疑幻灯事件真实性的学者不在少数。片山智行在对鲁迅的传记进行系统研究后提出“（幻灯事件）很大可能不是事实”②。位于仙台的东北大学的研究人员对鲁迅当年的笔记和教学资料进行调查取证后指出，《藤野先生》一文中所说的幻灯事件可能不存在③。1995年出版的筑摩书房版教师用指导书里也写道：“（幻灯事件以及藤野先生热心为我批改笔记的事）毫无疑问是虚构的”。

日本鲁迅研究鼻祖竹内好在其著作《竹内好全集》中指出：“（幻灯事件）有一定的文学修饰成分，以回忆的形式描写当年的事情就是会这样吧”，对幻灯事件的真实性基本上是肯定的，但他又说道：“鲁迅自己解释说，以此（幻灯事件）为契机，他放弃了医学改学文学。这里所体现的文学观，即有助于精神改造的文学观，在包括我在内的日本人看来，很老旧，也可以说很天真。”④竹内好没有否认“幻灯事件”真实存在，但对于事件直接促成了鲁迅弃医从文的选择抱有怀疑的态度，鲁迅的文学和他的思想不会“天真”到由几张幻灯片就可以改变，他弃医从文一定有更加深层次的原因。

对于这一深层次的原因，人教版教师教学用书上是这样解释的：“看电影受刺激，固然是鲁迅“弃医从文”的直接原因，但不能理解为偶然的因素，如果我们分析当时的社会状况，鲁迅的思想转变还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这就是当时革命潮流推动了鲁迅。”鲁迅一直在寻找救国救民的途径，“幻灯事件”是他从医学转向到文学的导火线，而不是导致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弃医从文的决定绝不像竹内好口中所说的“天真”，而是经过长时间慎重考虑后的决定。鲁迅在文章中没有详细提及想法发生变化的过程，应该出于竹内好提及的“文学修饰”的原因。在中国，“幻灯事件”作为鲁迅思想发展史上重大的转折点广为人知，一直被视为标志性的实际发生的事件。因为鲁迅本人是这样描述意识变化过程的，且符合文中作者心理发生的变化，因此很少有人质疑其真实性。在教材化过程中侧重于让学生探讨这个事件对鲁迅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何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相比之下，日本学者的严谨考证显示出与我国鲁迅研究学者不一样的阅读侧重点，体现了对待作品细节谨慎求实的态度。

四 “小说”还是“散文”

《藤野先生》是鲁迅时隔超过二十年创作的回忆录，包括“幻灯事件”在内，有些情节和事实难免存在出入。鲁迅在《朝花夕拾》的《小引》中就写到：“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鲁迅亲自做了这样的说明，因此在中国普遍认为《藤野先生》是一篇回忆性散文，是基于作者亲身经历的自传。

而在日本，因无法确认文中真实和虚构的成分，大多数学者认为它是自传体风格的小说。在国语教育中，从最先收录这部作品的1959年日本书院出版的高中国语教材《国语》开始一直到现在，所有版本的教材都将其收录于“小说”单元。

既然《藤野先生》的体裁在日本被定为小说，在指导方法上也显示出了与我国语文教育的不同。比如，东京书籍教师用指导书中写到“在阅读本文前要跟学生确认小说最基本的特点，即作品中的‘我’与鲁迅不是同一人物”。那么，日本的国语课堂上将《藤野先生》当作小说来解读，又是如何解释主人公“我”和作者鲁迅具有同样的生活经历呢？对于这个问题，东京书籍教师用指导书上写道：

《藤野先生》是鲁迅的自传体回忆录。（中略）这部作品也可以作为传记阅读，在此，我们基本上把它当作小说来看。当然，为了理解明治三十年的中国留学生“我”所处的状况，有些地方不得不把“我”和鲁迅重合起来。（中略）这不过是借用鲁迅研究的成果来理解这部作品而已。

日本学者将《藤野先生》定性为小说，就不能将文中的“我”和鲁迅视为同一人物。但是，要指导学生正确理解这篇文章，又必须要结合鲁迅当时的社会背景，因此指导书上建议教师在“有些地方”把“我”和鲁迅等同起来。那么，在实际的教学中如何把握作品中的“我”和作者鲁迅重合的程度，应该是教学中的一个难点。

五 编入教材的目的和意义

三省堂《现代文》中，评价《藤野先生》是表达“超越国境的师徒情”的美谈，赞扬鲁迅和藤野先生之间深厚的师生情在各时代各个版本的教材中都是教学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东京书籍教师指导用书中指出：“生活在国际化时代的学习者阅读这篇小说是扩展他们视野的好机会。另外，通过这篇课文，能让学生关注到近代中日关系史（中略），扩宽学生的读书领域，这篇课文的学习就可以说成功了”。换言之，通过了解鲁迅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也是学习本文的目的之一。这一教学目标同样出现在三省堂和筑摩书房的教师指导书上。即希望学生能够体会“我”作为“弱国国民”感受到的屈辱和心酸，从而自觉做到不论贫富平等对待他国国民。

在中国，人教版教材中将《藤野先生》收录在名家名篇单元，关于学习意义是这样描述的：“《藤野先生》是一篇传统课文，是鲁迅对20世纪初自己在日本留学时的一段经历的回顾，重点叙述了与藤野先生的交往，热情歌颂了藤野先生的高尚品格，洋溢着作者的一腔爱国之情。学习这篇课文，不仅能学到叙事性文章的写法，也能从中受到爱国主义的熏陶。”在我国，歌颂藤野先生的高尚品格和表达鲁迅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学习本文的重要意义。对于文章的主题思想，指导书中这样写道：

一面是爱国主义的抱负和志向，一面是对于这种爱国主义的同情与尊重。爱中国、为中国是沟通两颗心的渠道，是维系两人友情的纽带，是作品的内在线索。（中略）写爱国主义精神与写藤野的品质，非但不相对立，而且是相得益彰的了。这正是理解主题思想的关键。

鲁迅的爱国心是贯穿全文的主线。藤野先生尊重鲁迅的爱国之情，对来自弱国的贫穷留学生不抱有偏见，进行了热情的指导。藤野先生的高尚品格打动了读者的心，让作品更有深意。综上所述，比较中国和日本将《藤野先生》收录进语文教材的原因可以看出，两国在思维方式、观察思考问题的角度逻辑上有明显差异，日本侧重于“个人对个人”，即关注鲁迅与藤野先生两个人之间的师徒情，每个学生对作者鲁迅的经历和心情产生共鸣，而中国倾向于“个人对祖国”，把个人的境遇和情感放在社会大环境下来观察，让学生学习鲁迅对国家和民族深切的爱。

中日两国在将《藤野先生》一文教材化的过程中有一致的观点，也存在明显差异。在中国，基于鲁迅自身在《朝花夕拾》“小引”中的记叙，一般认为这是鲁迅的自传性回忆录。而在日本，这篇文章被普遍认定为是一篇自传要素较多的交织着虚构内容的小说，在课堂上分析时常常采用将文章内容和鲁迅本人的经历进行对照、重合的方式。

笔者认为，中日两国对作品体裁的不同见解是基于两国在教育理念上的本质区别。在日本的国语教育学界，以作品论和文本论为主流，在中国则倾向于作家论。鲁迅在《朝花夕拾》文集序言中明确说明文章描写的是二十几年前的留学生活，和实际有一定出入，但都是自己的记忆。由于鲁迅自身做出的这个说明，在我国，《藤野先生》毫无疑问是“回忆性散文”。而日本的学者没有对作者先入为主的概念，对文中细节孜孜求证，后因无法确定真实和虚构的成分将文章定性为小说，可见治学态度严谨，也可以说摒弃了对鲁迅无条件的信任，是进行主体性阅读的体现。日本鲁迅研究界的学术成果被运用于国语教育，让学生在吸收文学滋养的同时进行批判性阅读，这种教育模式对我国的鲁迅研究和语文教育如何开展互动是一个良好的示范和启示。

注释

①在我国，《藤野先生》几乎收录在所有版本的语文教材之中；在日本，高中国语教科书从1958年由日本书院出版社开始收录《藤野先生》，目前三省堂和东京书籍的高中国语教科书中仍保留着该文，分别为《高等学校現代文》及《現代文2》.

②[日]片山智行：《鲁迅》，东京：中央公论新社，1996.2.

③[日]渡边襄：《评注<藤野先生>》《藤野先生与鲁迅——系别百年》，仙台：东北大学出版社，2007.4.

④[日]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三卷，东京：筑摩书房，19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