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老人与海》中狮子、大马林鱼、鲨鱼等动物形象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在生态文学视角的解读下，这些形象与老人圣地亚哥一同向读者传达了抗争自然、尊重自然、敬畏自然这三重主题。

关键词：《老人与海》；生态文学；象征

海明威的著名中篇小说《老人与海》是一本以古巴为背景探讨人与海洋、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文学作品。故事以海洋为空间背景，狮子、大马林鱼、鲨鱼等动物形象贯穿全文，以老人圣地亚哥在捕鱼和回程中的一系列抗争反映出作者深刻且独到的对生态问题的反思。

在以读者为中心的解读视角下，《老人与海》被赋予了强烈的象征意味。但是，现有的意象解读多从人生与困境等视角出发。本文将从生态文学视角来分析《老人与海》中典型动物形象的象征意义。

一、抗争自然——狮子

狮子在整个故事中一共出现了五次，每一次都出现在老人的梦境之中。狮子的形象源自于圣地亚哥年轻时在非洲海岸边的真实见闻。狮子的形象在草原环境下象征着力量、征服，而在西方人文语境中，狮子则象征着内心的力量和人生中积极正面的时光。

而在《老人与海》的生态文学语境下，狮子象征着圣地亚哥心中对自然的情感的一部分。圣地亚哥既敬畏自然、平等对待自然界中的所有生命；但同时他也想要与自然抗争，或者说是想要同与自然相交融的个人命运抗争。而狮子恰恰是这一部分抗争欲望的象征。但是这种抗争是在敬畏自然的前提下产生的一种突破命运困境的强大意志力，不带有任何征服自然的企图或愿望。

狮子在文中出现五次，有三次都与“捕鱼”这一事件有关。而在这三次当中的第一个梦境产生于圣地亚哥在出海捕鱼的前夜。这一次的梦境较为完整，交代了梦境中的具体环境，沙滩、海岬、海浪以及梦境的视角——小时候的圣地亚哥。而梦中狮子的活动就是“它们在暮色中像小猫一般嬉耍着”。这个时候圣地亚哥与自然的冲突尚未拉开序幕，狮子所象征的与自然抗争的欲望尚未被激发出来，它们以一种闲适的状态蛰伏在圣地亚哥的精神之中。

第二个梦境和第三个梦境都产生在圣地亚哥与大马林鱼僵持不下的第二天中。此时的圣地亚哥精疲力尽，他希望梦到狮子并从中获得能量。但是他在这一次睡眠中所做的第一个梦并没有如愿梦到狮子，这个梦是关于海豚的。海豚在西方文化中象征治愈和新的开始。而此时的老人刚刚从左手抽筋中恢复过来并且即将开始新一轮与大马林鱼的斗争，此处与海豚的象征意义是完全一致的。没有如愿梦到象征反抗自然之力的狮子，却反而梦到了象征治愈的海豚这一过程也象征了圣地亚哥对自然的反抗与对自然的顺应相融相交，对立统一。

对于紧接着发生的第三个梦境，作者这样描写道：“接着其他狮子也来了，于是他把下巴搁在船头的木板上，船抛下了锚停泊在那里，晚风吹向海面，他等着看有没有更多的狮子来。”文中对这个梦境只做了这一笔描述，没有详细去写究竟来了几头狮子。而圣地亚哥的梦境被鱼的动静突然中止，他立刻投入到和大马林鱼的斗争中去。实际上，狮群的不断出现和聚集象征着圣地亚哥对自然的情感中反抗的一面在与大马林鱼的僵持中正在逐步被激发出来。梦境的中断使得狮群的具体数目成为一个未知数，这也象征着圣地亚哥反抗自然、与自然斗争的力量是无穷的、未知的。

狮子是圣地亚哥对抗自然、寻求自我生存之路的决心与力量的象征。而狮子状态的变化则表明，这种与自然对抗的情感并不是圣地亚哥对自然的态度的主导方面——他对自然的情感仍是以尊重、敬畏为主的，这种抗争只在特定的环境下占据主导地位。

二、尊重自然——大马林鱼

文中重点写到的鱼一共有两种——大马林鱼和鲨鱼。如果以圣地亚哥抓最终捕获大马林鱼为分界线将老人捕鱼的故事分为前后两个阶段，那么大马林鱼和鲨鱼就是这两个阶段中圣地亚哥对抗自然的直接对象，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

在前一阶段中，大马林鱼的象征意义发生过两次转变。在大马林鱼还没有咬吊钩之前，圣地亚哥独自在海上航行，他的思绪没有主题，从人们对海洋的称呼跳跃到男孩再联想到棒球比赛、海龟与水母，而这些内心活动的无序性折射出了老人内心的无聊与寂寞。在生态文学视角下，圣地亚哥独自面对海洋而产生的孤独感正象征着个体独自面对庞大自然时产生的迷茫与不适。

当大马林鱼咬上鱼钩之后，圣地亚哥的思绪不再呈现出无主题的发散状态，而是开始围绕着鱼产生了一系列的联想。作者将圣地亚哥和这条鱼从自然界高等动物与其他动物的区别中抽离出来，使二者在空阔的海洋上达成一种精神上的陪伴，体现出生态视域中的齐物观念。而老人围绕鱼所产生的联想也包含着这样的齐物观念——他所回忆起的一次钓到马林鱼的经历中，雄马林鱼因为配偶被捕迟迟不肯离去，老人对此的评价是：“它们这情景是我看到的最伤心的了。”老人将这对马林鱼放在与自己平等的生态地位上，以同理之心去感受雌雄马林鱼之间生死离别的悲伤和痛苦；而在思考当下自己与大马林鱼之间的僵局时，“如今我跟它给拴在一起了……而且我和它都没有人来帮忙。”一句直接展现出在自然生态之下万物间平等的、都只能依靠自己的原始状态。此外，在僵持不下时老人还带有自责意味地反思到：“我一旦干下欺骗它的勾当，他便不得不做出选择了。”这种反思也是圣地亚哥将大马林鱼摆在与自己同等的地位，与大马林鱼共情的结果。

而第一阶段中大马林鱼象征意味的第一次转变发生在大马林鱼与老人最后一阶段的搏斗之中。“你要把我害死啦，鱼啊，老人想。不过你有权利这样做。我从没见过比你更庞大、更美丽、更沉着或更崇高的东西，老弟。来，把我害死吧。我不在乎谁害死谁。”老人的这一段话通常被理解为一种英雄主义精神的体现，但同时，这句话也是老人对自然的抗争意识爆发的标志。老人作为一名靠捕鱼为生的渔夫，他的命运是与自然紧密相连的，传统文学评论中所说的老人对命运的抗争其实也是个体对自然的挑战。在这句话中，老人的形象在生态文学视角下的崇高性体现在他无论何时都对自然怀有一种崇敬、赞美的态度。此刻的大马林鱼已从先前陪伴老人的另一个个体变成了老人所赞美和对抗的自然的化身。

大马林鱼象征意味的第二次转变发生在老人成功杀死大马林鱼之后。此时老人的思绪又回到类似于大马林鱼咬上钓钩前跳跃的、无序的状态之下。但与之前有所不同的是，此时老人无序的思绪中多次出现对杀死这条大马林鱼的反思。此时和大马林鱼已然变成了被人类所强制索取和占有的自然资源的象征。圣地亚哥对捕杀大马林鱼的反思实质上作者对人类索取自然的反思。但老人最终成功杀死大马林鱼的情节并不是对人类强制索取自然的吹鼓。人类作为自然中的一部分，向自然索取资源是必然的，但是适度原则是我们在向自然索取的过程中不可背弃的根本原则。故事在开篇就写到老人已经八十四天没有捕到一条鱼了，而他的生活困苦，需要依靠男孩的帮助。这个前情提示将老人的索取设置了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这也是我们可以将老人的抗争在生态文学视角下作为一个正向的素材来解读的前提。

三、敬畏自然——鲨鱼

在圣地亚哥捕捉到大马林鱼返航的过程中，一共遭遇了五次鲨鱼的袭击。这一阶段，圣地亚哥心中的情感主要分为两类——对鲨鱼的满腔恶意和对大马林鱼以及捕杀大马林鱼这一事实的反思与后悔。对鲨鱼的恶意源自老人与鲨鱼之间的生存资源的争夺，而反思和后悔则是因为老人认为大马林鱼被自己的捕杀，是无辜受难的。

总体上来说，故事中轮番前来抢食鱼肉的鲨鱼实际上是自然对人类索取的反击的象征。海明威于1951年在古巴写成《老人与海》这个故事。此时的美国在二战后经济繁荣发展的大背景下，工农业发展等经济活动所造成的自然环境问题逐步显露出来。而古巴作为一个物产丰富的第三世界国家，大量自然资源被发达国家无节制地开采，许多由环境破坏埋下的自然隐患逐步显露出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老人与海》自然会含有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反思。“这条鲨鱼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一句所描述的既是寻着血腥味接踵而来的鲨鱼也是因环境破坏而产生的一系列自然灾害。“老人时常对鱼望望，好确定真有这么回事。这时离第一条鲨鱼来袭击它的时候还有一个钟点。”一句则象征着当时的美国民众对飞速的发展兴奋和难以置信却全然没有注意到环境问题愈演愈烈，没有在意自然对人类过度索取的讨债。而“光景太好了，不可能持久的，他想。”一句更是借圣地亚哥之口警示沉溺于经济高速发展的人们。而这些灾祸的源泉正是因为人们一味索取，缺少对自然的敬畏之心。

鲨鱼的接连来袭也激发了圣地亚哥对出远海捕杀大马哈鱼这一行为的反思。“我原不该出海这么远的，鱼啊他说。‘对你对我都不好。我感到抱歉，鱼啊。’”圣地亚哥的反思实质上是作者对人们索取自然的限度的思考。但是，圣地亚哥最终打败了鲨鱼并不是在说人们可以战胜自然对人类过度破坏的反击、可以抛却对自然的敬畏。相反，圣地亚哥的胜利是对“索取自然的要有限度”这一观点的证明。前文说到，故事开篇老人连续八十四天没有捕到鱼的背景将老人强烈的渴望捕到鱼的欲望划定在了一个合理有度的范畴之内。但即使在合理的范畴之下，圣地亚哥成功击退了鲨鱼，他仍丢失了所有武器、大马哈鱼也被啃噬得只剩下了一副骨架。老人象征的适度索取、敬畏自然的人仍获得了这样一个结局，那么，可以想见，当人类的所求超出合理范畴之外、完全抛却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时，等待人类的结局便不会再有任何回寰的余地了。

四、总结

《老人与海》以一位老人置身茫茫大海并与海洋中的大马林鱼、鲨鱼相斗争的故事，用象征的方式传达了自然中万事万物相平等的齐物观念以及对人们过度向自然索取的行为的反思与警示。圣地亚哥最终回到海岸时的自言自语：“‘什么也没有，’他说出声来。‘只怪我出海太远了。’”以一种苍老、荒凉的整体氛围将对过度发展终将自食其果的担忧渗入读者心中。而从根源上解决过度发展的症结，就需要人们将自然万物平等共生的思想根植于脑海之中，将对自然的敬畏之情践行于生活之中。但同时，人类作为自然界中的一员，当自然环境恶劣之时，也要唤醒心中的“狮子”，积极地与自然抗争。抗争自然、尊重自然、敬畏自然三层主旨相互交融，为人们构建积极、完整的生态自然观念提供了范式。

参考文献

[1][美]海明威《老人与海》.吴劳.上海译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