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说新语》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一部志人小说，在我国古代小说史上具有重要价值。书中用精炼简短的文字为我们描绘勾勒了600多个率真自然、高逸不群的魏晋士人形象。通过《世说新语》展现的魏晋士人形象，有助于我们理解魏晋时期的审美情趣、社会风貌以及当时人们的精神状态。

关键词：《世说新语》；魏晋士人；形象

《世说新语》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一部志人小说，广泛反映了魏晋时代的审美情趣和社会风尚，宗白华先生甚至将魏晋时期称之为“世说新语时代”[1] 。小说由南朝刘宋临川王刘义庆编撰，现存通行本共3卷36门1166则，记录了上起汉末，下至刘宋，300余年间士人的琐闻轶事。全书人物众多， 帝王将相， 权贵豪富， 外戚士家， 隐者僧侣， 狂徒贤媛， 都有记录，根据美国学者马瑞志的统计，全书人物总计约有626人[2]，如果算上刘孝标注中的人物，则有1500余人。虽然涉及人物众多，但是书中还是用简短精炼的文字，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一个个率真自然、高逸不群的魏晋士人形象。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并评价它“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

讲到魏晋士人，我们通常会提到魏晋风度这个概念，这个概念由鲁迅先生于1927年所作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的演讲中首先提出，学界亦广泛接受了魏晋风度作为魏晋士人形象的一个精炼概括。通过《世说新语》展现的魏晋士人形象，有助于我们理解魏晋时期的审美情趣、社会风貌以及当时人们的精神状态。但是何谓魏晋士人？《世说新语》给我们展现了怎样的士人形象？这两个问题似乎并不能找到明确的答案。

一、《世说新语》中的魏晋士人分类

一般研究魏晋士人，常常根据时代不同，将之划分为建安士人、正始士人、竹林七贤、西晋士人、东晋士人等不同群体进行研究，突出他们的不同个性。但是应该看到，《世说新语》中展现的士人形象是存在较多的相关性和共性的，姑且将之统称为“世说新语时代”的魏晋士人，以便于进行整体分析。

“士”这个这个阶层的内涵和外延的发展演变比较复杂，在各个历史时期士人的面目大有不同[3] ，在先秦时为“游士”，秦汉以后基本上指“士大夫” 。《世说新语》所记载的600多个人物中，除了一部分作为次要人物出现，主要起烘托陪衬作用的武夫、仆从，以及谢道韫这类深具“林下风气”的传奇女子之外，可归为士人一类的人物大致可分为以下一些群体：

皇族：中国向来就有“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传统，魏晋时期又是门阀势力较强的时期，皇族与士族的界限不是很清晰，关系也比其他历史时期更为密切。《世说新语》的编撰者刘义庆本身就是刘宋皇室，书中有大量当时皇族言行的记录。如魏武帝曹操、魏文帝曹丕、晋文王司马昭、晋武帝司马炎、晋明帝司马绍、晋简文帝司马昱、晋孝武帝司马昌明，这当中有的热衷文艺，且建树颇高，如曹氏父子；有的才情丰赡，堪称士人典范，如司马昱。从书中记录可以看出，这些皇族一般是士人活动（如清谈、游玩等）的组织者和活动场所的提供者，有时候本身就是士人活动的直接参与者。

门阀士族：东汉时门阀士族的势力就已经很强，如四世三公的袁氏家族，到魏晋时期，门阀势力更是大涨，东晋时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这里的“王”就是指的以王导、王羲之为首的琅琊王氏。其他势力较大的还有以谢安、谢玄为首的陈郡阳夏谢氏，以桓温、桓玄为首的谯国龙亢桓氏以及诸如陆氏家族、庾氏家族、郗氏家族等等。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这些门阀士族把持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世说新语》一书的主要描绘对象。

名士：《世说新语》记录了大量当时名士的故事，如“竹林七贤”、“四友”、“二十四友”等等，这些名士大多特立独行，任放不拘，如 “穷途之哭”的阮籍、“纵酒放诞”的刘伶。当然，他们的特立独行，任放不拘一方面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对名士的容忍度较高，另一方面也是这些名士们或者本人就出身士家大族，位居高官显位，如阮籍，或者背后有强大的政治力量支持，如“二十四友”背后是贾谧，本身就掌握着社会舆论。

高僧：魏晋时佛教发展迅速，僧人活动比较频繁，当时的支遁、康僧渊、竺法深等几个著名的僧人，基本上都是学问精深、善于清谈之辈，与王羲之、谢安等当时的名士交往甚密，许多著名的场景都有他们的身影，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视为当时名士，可以纳入魏晋士人的行列，他们的言行在《世说新语》中也大量记录。

以上是《世说新语》中的魏晋士人的简单归类。可以看出，《世说新语》所载入的魏晋士人，或出身高贵，或名动一时，是具有相当知名度的社会名流、公众人物，《世说新语》主要记载的就是他们的琐闻轶事。

二、《世说新语》中魏晋士人的主要形象特征

《世说新语》一书涉及人物众多，描绘的士人形象千姿百态，生动而形象，他们或狂放不羁、或才识过人、或仪表不凡。本文选取几种比较突出的典型形象加以分析：

（一）狂放不羁的士人形象

《世说新语》中的魏晋士人的一种突出的形象特征就是狂放不羁，如嵇康、阮籍、刘伶等皆以狂傲轻慢、任性而为、不尊礼法为特色，而饮酒、行散、裸裎等行为更成为士人们放浪形骸的最好表达形式，尤其在《任诞》《简傲》等门中多有表现。

《简傲》中有一则王平子上树掏鸟的故事，说的是王平子要出任荆州刺史，太尉王衍和当时名流全都来送行。当时院子里有棵大树，树上有个喜鹊窝，王平子脱去上衣和头巾，干脆爬上树去掏小喜鹊，汗衫挂住树枝，就再脱掉，掏到了小鹊，又下树来继续玩弄，神态自若，旁若无人。在这种正式场合做出与自己身份完全不符的事，他却没有一点的羞耻感，在现在人看来是很不可思议的，但是魏晋时期的人们可以包容。

魏晋士人多以嗜酒著称，《世说新语》中多有记载当时士人酣饮纵歌的场景，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竹林七贤了。阮籍喜欢喝酒，他想当步兵校尉，只是为了橱中的美酒；周伯仁（顗）喜欢喝酒，酒后三日不醒，时人谓之“三日仆射”。但是这些与刘伶比起来那就是小巫大巫的区别了，《世说·任诞》里用了“病酒”、“渴甚”来形容刘伶的嗜酒。

刘伶不但嗜酒，还喜欢在屋子里脱衣裸裎。有人见了讥笑他，刘伶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 为裤衣。诸君何为入我裤中”（《世说·任诞》）。像裸体这种癖好，即使是当今社会，也一定会被人当作疯子，如果当街裸露，更大的可能是被警察逮捕，可是在当时的风气下裸体竟然被许多人效仿。《世说·德行》中就有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裸体被乐广取笑“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的记载。

（二）从容洒脱的士人形象

从容洒脱是代表魏晋风度的又一个重要内容。《世说新语》中把它作为士人一种重要品格加以赞美。当时的人非常看重人的从容不迫的气度，并把它看作人才的一种重要素质[4]。

《晋书·卷八十三·列传第五十三》记载，王导任扬州时，征用顾和为从事。有一次，月初一当朝，还没入宫，车停在门外。周顗遇见他，顾和正在捉虱子，坦然不动。周顗走过去后，回过头来指着顾和的心口说：“这里面有什么？”顾和缓缓回答说：“这里面是最难测的地方。”周顗入宫，对王导说：“卿的州吏中有一个股肱重臣之才。”王导也以为然。这种面对长官从容镇静的态度应该是王导赏识顾和的前提之一。至于扪虱，则是因为魏晋士人服散，而且服散后由于皮肤易破，穿新衣服会磨破皮肤，所以只能穿旧衣服，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5]。所以“扪虱而谈”在当时也不能算太离奇、太失礼的事，后来甚至成为美谈。

从容洒脱的风度还表现在任何情况之下宠辱不惊、仪态自然上。在这一点上，谢安表现的最为突出：

桓公伏甲设馔，广延朝士，因此欲诛谢安、王坦之。王甚遽，问谢曰：“当作何计？”谢神意不变，谓文度曰：“晋阼存亡，在此一行。”相与俱前。王之恐状，转见于色；谢之宽容愈表于貌。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讽“浩浩洪流”，桓惮其旷远，乃趣解兵。王、谢旧齐名，于此始判优劣。（《世说·雅量》）

王、谢本来是齐名的，但是从这件事上人们分出二人的高下来。这是对待危险的态度。那么对待喜事的态度昵？谢安接到“淝水之战”的战报后的表现很有代表性：

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世说·雅量》）

“淝水之战”作为决定东晋生死存亡的战事，谢安得知侄儿谢玄以少胜多，大破苻坚，但是“意色举止，不异于常”，充分表现了他从容不迫的气度，当然棋下完了之后，谢安出门时踩坏了木屐，说明他的内心并不像表现的那么平静，但是喜怒不形于色，从容洒脱的风度，谢安具备了。

（三）容止不凡的士人形象

没有哪个朝代向魏晋时期那么重视士人容止，也没有没有哪本著作能够像《世说新语》那样大量记录士人的容貌、风度和仪表。在《世说新语·容止》中载有许多外表俊美的士人的形象。像当时的名士王羲之、嵇康、潘岳、何晏、王衍等人都是外表风度令人企羡的“美男子”。

《世说·容止》中还有一则何晏敷粉的的故事，特别有趣。魏明帝怀疑何晏面白是不是擦了粉，就在大夏天让何晏吃热汤面出汗，出汗了就得擦，但是何晏“朱衣自拭，色转皎然”，证明了自己“面至白”是天生的而不是敷粉而来。

卫玠也是当时著名美男，《晋书·卫玠传》记载，公元311年永嘉之乱，他从豫章到了下都，闻名赶来看他的人“观者如堵墙”。当时北方胡人兵马一路屠杀，战争打到如火如荼，但是帅哥却还是要看的。更夸张的是：卫玠本来身体不好，“体不堪劳，遂成病而死”，“时人谓看杀卫玠”（明·李贽《初潭集·师友十》）。

（四）清谈辩难的士人形象

魏晋时期士人盛行“清谈”之风，士族名流不谈俗事，专谈老庄、周易，亦谓之 “清言”。

清谈常用互相辩论的方式以“辩名析理”（ 郭象：《庄子注·天下篇》） 。就《世说·文学》所记材料看， 其辩难的方式有以下几种：

一是主客对答，双方辩论势如交战， 分成回合，一个回合称为“一番”，几个回合称为“数番”。如果在清谈双方旗鼓相当和彼此了解的情况下，清谈的“番”数有时是可以预见的。

二是一人自作宾主， 自己设问， 自己答辩， 即所谓“自为客主”。

三是一主多客或者一客多主，人人均可参与。这种辩论方式是最先由一人作启发性的发言， 然后大家阐发论点， 最后由一人作总结。

清谈的主要内容是谈玄， 以祖尚浮虚为特征。曹魏时， 清谈家们以研究“老、庄、周易， 总谓三玄”的玄学， 形成所谓正始之音。这一时期比较出名的谈玄高手是何晏与王弼。两晋步正始遗韵， 清谈之风仍很强劲。西晋时乐广、王衍诸人以善谈名噪一时。

但是魏晋士人清谈往往只是追求辞令的精妙、论难的技巧， 至于所谈内容属何事理、有何意义，大家并不关心。更可笑的是， 这些士人热衷清谈却不通俗物，简文帝司马昱以谈“玄”著名， 却不识稻， 问别人“是何草”（《世说·尤悔》），与晋惠帝“何不食肉糜”的笑话简直如出一辙。

而关于清谈误国的事实， 《世说·轻诋》中的一则故事颇为典型：

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 注引《八王故事》曰：“夷甫虽居台司， 不以事物自婴， 当世化之， 羞言名教， 自台郎以下， 皆雅从拱默， 以遗事为高。四海尚宁， 而识者知其将乱。”注引《晋阳秋》曰：夷甫将为石勒所杀， 谓人曰： 吾等若不祖尚浮虚， 不至于此。

桓温对王夷甫“不作为”的指责切中要害， 就连王夷甫本人死前也已有悟， 自觉有负天下人。

尽管刘义庆在描述清谈之士的琐闻轶事的时候并没有预设立场， 但由于《世说新语》实事求是地描写了他们的言行风貌， 因而在客观上还是反映了清谈误国的流弊。

综上所述，《世说新语》展现了魏晋士人的个性解放、狂放不羁、从容洒脱、仪表不凡、调侃风流。他们追求自由的人格精神，同时又融哲学、美学、音乐和诗斌于一体，并将它们贯注到世俗的日常生活之中，形成了具有多层面性的魏晋风度。《世说新语》是魏晋时代的“风流宝鉴”，其刻画的人物形象所具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对后世的影响也会持续不绝。

参考文献：

[1] 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2] [美]Richard B.Mather.《世说新语》的世界[J].范子烨，译.学术交流，1996（1）：96-103.

[3]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4] 王志兵.论《世说新语》中的魏晋士人形象[D].青岛大学，2007.

[5] 鲁迅.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