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玛莎·努斯鲍姆以经济学功利主义为批判起点，将文学和畅想诸如明智的旁观者身上，希望能够在司法和公共政策领域实现以人文关怀为主要特征的诗性正义。基于情感的诗性正义对于道德的感召，人的质性丰富性的强调，对于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物的关照都使得我们能够以更加人性化的姿态去对待人和人性。同时，从人文关怀的视角也能够促进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沟通，在陌生人社会中拉近任何人之间的距离，在群体利益相争时以更加开放的姿态相互包容，促进公共领域的沟通。

关键词：功利主义批判；诗性正义；畅想；情感

诗性正义理论由美国著名伦理学家玛莎·努斯鲍姆提出。以经济学功利主义作为批判起点，努斯鲍姆批判经济学功利主义对人的“物化”，希望司法和公共政策的制定能够考虑人的执行差别和每个人的丰富性。为此，努斯鲍姆提出文学小说所带来的畅想和情感的作用，并用明智的旁观者这一筛选工具来选取理性情感，以达到中立裁判的目的。努斯鲍姆的诗性正义理论的构建和完善虽然有种种问题，但是对于道德的感召和人文主义的关怀依然能够为正义的标准增添新的视角。

一、功利主义：诗性正义的批判起点

17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进步使得“科学之风”影响了19世纪法学的“科学化”，试图将工具理性引入法学，确立法学的“现代化”、“科学化”和“中立性”。这一过程中经济分析方法所构建的单一和明确的正义规范和司法准则影响了法学。理性人对于最大利益的追求常常成为分析人们动机的标准。努斯鲍姆从人文主义的视角重新审视这种方法，认为这种方法带来了人的“物化”，人被单纯地看作效用的载体和容器，人的质性差别被抹去，每一个的选择都是无关紧要的。除此之外，由于经济学功利主义无法具体对待每个有差别的人，模式化的群体印象就此形成，同情和怜悯就此丧失，群体仇恨和群体压迫往往不可避免。

努斯鲍姆在批判特定经济科学观念的基础上建构起诗性正义的批判点。对于这种经济学功利主义的观念，努斯鲍姆认为包含四种要素，即可公度性（commensurability）、集合（aggregation）、信奉最大化（maximizing）、外生性偏好（exogenous  preference）。“可公度性”指的是理性选择将所有价值对象用一元非定性标准进行量化；“集合”指的是个体资料的汇聚所带来的社会结论弱化个人选择生活之间的差异；“信奉最大化”指的是个人理性和社会理性趋向于得到更多；“外生性偏好”指的是偏好可以是外界给定的，而非人自身选择的结果。努斯鲍姆并不是对针对经济科学本身观念的批判，而是将经济学观念作为指导社会生活的规范的做法。由于以小说《艰难时世》作为文本批判的对象，努斯鲍姆将这种将经济学思维作为理性选择的全盘适用理论称之为“葛擂硬式的经济学”，即排斥一切畅想，用客观代替主观，用数学的精确计算代替质性差异。在这种理性选择下，教育的目的也成为功利主义的，而排斥定性的审议类的能力。

“成本—收益”式的功利主义的理性选择模型规范性的用途具有排他性，脱离这一模式的社会行为会被看作是非理性的或是非规范性的。这种功利主义式的规范集中效用的规范应用，并且支配了社会科学中的思想和实践，例如公共政策制定领域、法律领域以致于进入文学研究中。这种经济学功利主义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把质的区别简化为量的区别；第二，用效用总量或者平均效用等计算理论抹杀个人独立性和质性区别；第三，用数学方式忽略人生命和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努斯鲍姆认为这种实用主义的计算性质的东西以及计算简化的倾向无法展现质性丰富的世界以及人的独特性。努斯鲍姆认为这样的话，人与人之间的质的区别，人与人之间的根本界限以及选择的自由都是可有可无的。

二、文学想象：诗性正义的理论通道

美国诗人惠特曼认为文学艺术家应当参与到政治争论中，努斯鲍姆诗性正义理论的构建就是要探讨诗人惠特曼所认为的缺失的公共话语，以及它所发挥的作用。努斯鲍姆反对将文学看作是可有可无的，文学与文学想象因其所包含的人类生活的复杂性对于“表格形式”的科学工程而言是一种颠覆。文学想象并不是远离政治、经济以及法律从思想的事物，努斯鲍姆认为文学也能够为公共生活提供特殊的贡献并且成为公共理性教育的必需部分。

在努斯鲍姆的理论阐释中，“文学”一词的概念被缩小为“小说”，确切来说是盎格鲁—撒克逊的现实主义小说，并且努斯鲍姆特别关注社会和政治主题的小说，她认为小说这种题材结构本身能够构建起与公民身份高度相关的理解和同情。通过与历史剧或者是传记，其他媒介以及文学体裁的比较，努斯鲍姆指出她将小说作为“畅想”载体的理由：首先，小说能够建构起书中角色和读者之间存在联系可能的意识，读者在此过程之中会产生活跃的情感和想象，而这种活跃性的特征以及对于公共思考的适用性恰好是努斯鲍姆感兴趣的地方。其次，小说有刺激性，也就是强有力的情感的感召。比如人们会对习以为常的虔诚产生怀疑，会和自己的思想和目标进行痛苦地对抗。再次，小说具有生命力，小说的主题是人类的普遍渴望和社会生活的特殊形式之间的互动，小说构建起了小说活动的世界、著者讲述的世界以及读者的世界，小说和读者的交流不带有相对主义的语境化的范式，通过人类繁荣的普遍观念去分析具体情形就有可能获得普适化的具体指引。最后，小说关注普通事物，这些普通事物会成为读者关注和同情的对象。

努斯鲍姆认为面对经济学的功利主义观念，小说这种体裁本身的特征以及其与读者进行互动的方式能够对功利主义观念进行多元化的批判。小说所创造的角色从具体的生命开始，这些角色生活的世界也是质性丰富的世界。小说所展现的立场主要是强调个体作为独立的能动主体选择生活方式的能力。另外，小说所构建的与读者互动的方式是一种“畅想”，一种隐喻性的想象，这是小说所设定的一种能力，即看到指向之外的事物。畅想有其社会作用和道德价值，有助于培养公民站在他人角度看事物的同情心，探讨人类的普遍观念，关注质性差别。畅想对于公民经验边界的拓展能够使其站在更加公正的角度进行理性判断。这一体现人文关怀的标准在努斯鲍姆看来是更加可靠的中立性标准。

三、明智的旁观者：诗性正义的实施路径

小说“畅想”方式本身也涵盖了情感认知。努斯鲍姆认为情感是小说内在的一部分，也是引起读者注意的方式。对于情感在公共审议中的作用，努斯鲍姆反对规范意义上的情感，即情感的非理性特征。情感的对象指向性和对象密切相关的信念证明情感不是盲目的；完整的伦理洞识离不开情感；情感为思维判断提供了复杂深刻的洞见；情感关注质性差别和独立的人，能够在集体主义的视域下更好地改善个人生活。

在区分可信赖的情感和不可信赖的情感时，努斯鲍姆提出“明智的旁观者”这一筛选工具。“明智的旁观者”来源于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并不否认情感，在努斯鲍姆看来亚当·斯密一直在致力于发展一种情感理性的理论。《道德情操论》中“明智的旁观者”的判断和感应可以作为公共理性的典范，旁观者的同情情感使得他能够与当事人换位思考实现共情，但是由于旁观者并未经受当事人遭遇不幸时同等激烈程度的情感，旁观者所能想象的情感与受难者的感受有质的区别，这使得他能够超然于情景。

努斯鲍姆认为读者身份是对明智的旁观者的构建。读者阅读小说，是高度投入和关切的参与者，但是又是以一种置身事外的姿态对书中的每一个角色和他们所处的情境产生共鸣。文学和情感所带来的畅想，对世界复杂性的关注，对弱势群体的关照等都表现了旁观者的情感对公民生活的重要性。在司法层面，努斯鲍姆致力于让文学发挥裁判的作用。“文学裁判”的思维包含历史复杂性和人类复杂性，以一种丰富的和历史具体性相连的中立性在司法推理中发挥作用。文学裁判关心弱势群体；因为身处明智的旁观者的视角，所以文学裁判关心案件中的群体处境。努斯鲍姆将文学和情感的要素注入明智的旁观者身上，丰富了旁观者身份的构建。诗性正义的工具除了技术性的法律工具以及历史和先例知识之外，还需要畅想和同情，不仅需要技术性的力量，还需要有包容人的能力。

四、诗性正义的启示：诗性正义到社会正义

构建在文学和情感上的诗性正义从人文关怀的角度为功利主义的社会正义拓展了边界，丰富了人的体验，具有以下启示：

诗性正义以畅想给予他人以同情。畅想关注的是与经济学功利主义观念相对立的非实用性的内容。经济学功利主义观念下的世界偏重事实而排斥情感，认为情感是非理性的、贫乏的，是盲目性的动物性力量，无法在司法或者公共政策领域发挥作用。功利主义排除情感的推理方式剥夺了感受他人痛苦所需要的信息。关注他人的困厄，并且以明智的旁观者角度体会情感，抱有同情是完善社会理性的重要评价。努斯鲍姆以小说《艰难时世》主人公露易莎和斯蒂芬的互动为例，认为接受我们之外其他社会阶级的平等的人性，接受工人是活生生的主体，有自己丰富的情感世界，看到他们艰难的社会状况与丰富情感交织在一起，看到自由需要物质条件，并且会被物质上的不平等抹杀，这些会激发人们心中的正义感和爱心，这些做法也为其他的非工人群体的人提供了一种生活经验，能够促进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的相互了解，促进社会和谐。

诗性正义关注人的质性差别。诗性正义的关注重点之一便是人的质性差别。努斯鲍姆批判经济学功利主义下人的物化，人被异化成效用的容器。以国民生产总值这一衡量国家繁荣度的便捷指标为例，通过经济学的计算抹去人的质性差异，无法反映财富和收入的具体分配，也没有办法了解金钱对弱势群体所起的作用。这种粗糙的计算模式忽视了个人情感和满足的可塑性，建立在财富和效用基础上去评价生活的质量，将质量简化为数量。努斯鲍姆认为应该用多样化的质性指标去测量社会，反映不公，主张询问每一个独特和有质性差别的个体实际的能力，以便公共政策的制定能够反映社会的质性差异。

诗性正义的可能和局限。努斯鲍姆对于经济学功利主义的批判和她提出的基于文学和情感的诗性正义不是替代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模型，而是为其提供哲学的修正和有益的补充。将文学和情感注入明智的旁观者，重构明智的旁观者身份的诗性正义拓展个人经验边界，丰富了社会正义的内容。但是以文学情感进路的诗性正义也存在一些新的疑虑和问题。首先，文学和情感并不都是有益的。有的小说不但没有道德教义反而充斥着暴力的内容，努斯鲍姆回应读者对于小说发挥作用时认为读者能够首先要对小说的伦理进行评估，达到反思式平衡。但是如果读者本身的伦理道德与不具有道德教益的小说价值相契合，那么读者内心被唤起的就不是同情、怜悯、仁慈的情感了。其次同情、怜悯、仁慈的情感并非都会带来好的结果。被群体情绪所裹挟的制度和政策往往顾此失彼，因为同情一些人而设立制度，但是这一制度却会损害另外一部分的人。努斯鲍姆对此并不否认，但她认为自身伦理和小说视野相互交叉的过程能够帮忙筛选情感，剔除情绪化的因素，已达到明智旁观者中立性的特质。

总之，诗性正义对于经济学功利主义的批判也许有一定的瑕疵，但是诗性正义的构建和完善非常有意义。基于情感的诗性正义对于道德的感召，人的质性丰富性的强调，对于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物的关照都使得我们能够以更加人性化的姿态去对待人和人性。同时，从人文关怀的视角也能够促进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沟通，在陌生人社会中拉近任何人之间的距离，在群体利益相争时以更加开放的姿态相互包容，促进公共领域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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