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阳坊刻在中国出版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在明代达到全盛。明代的建阳坊刻商业味浓，注意经营。但是激烈的竞争也使建阳坊刻出现了一些弊病，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由盛转衰。明末，建阳书坊开始衰落。

关键词：明代刻本；建阳坊刻；印刷史

Abstract： Jianyang Bookshop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reached the golden age in Ming Dynasty. In Ming Dynasty， Jianyang Bookshops were commercially oriented and focused on operation. However， the fierce competition caused some drawbacks in Jianyang Bookshops， and to some extent it accelerated the transition from prosperity to decline. At the end of Ming Dynasty， Jianyang Bookshops began to decline.

Key words： Ming Dynasty woodblock printing; Jianyang Bookshops;printing history

前言

印刷术是我国的四大发明之一，刻书系统分三类，官刻，私刻，坊刻。其中，坊刻兴起最早，分布最广，数量最多，而且影响最大。国内现存最早的印刷品是一批民间雕印的《陀罗尼经咒》，唐代早期印刷事业，除寺院所刻的佛经，基本上就是民间书坊刻书。 自宋开始，建阳书坊一直是全国重要的出版地之一。到了明代，建阳地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出版集中地区，出版图书品种多，印数之大达到了鼎盛时期。

古代建阳府的府台在建安。建安和殴宁合称“建瓯”。这些地区的版刻事业集中在建阳县的麻沙街和崇化坊，所以，诸凡建宁，建安，建阳，建瓯，麻沙，崇化等，实即一地。建宁附近有一座芝山，建阳又名大潭城。建安在历史上曾被王延政占有，称富沙王。所以，芝城，潭城，潭邑，富沙等又成了那里的别称。凡是用以上各种地名的，都可以认为是建阳刻书本。

建阳坊刻主要集中在麻沙和崇化二镇。早在宋时就书坊林立。但建阳麻沙书坊毁于元兵燹，明中叶后虽有所恢复，与往昔不可等同。因此，明建阳书肆几乎都集中在崇化里书坊街。

1建阳坊刻概况

1.1刻书单位

嘉靖《建阳县志》卷五中有一书坊图，标明书坊分布情况。书坊中有名的有余氏的勤有堂、双峰堂、萃庆堂、双桂堂，刘氏的翠岩精舍、乔山堂、慎独斋，熊氏的种德堂，忠正堂，杨氏的清江堂，以及建安日新堂，叶氏广勒堂等，都是百年老书坊。

至于建阳刻书单位何其多，是很难考证的，因为明代书坊喜欢变换书坊名和主人名。例如，建阳最有名的刻书家余象斗，他用的堂名有双峰堂和三台馆，用的姓名有余象乌、余象斗、余文台、余世腾、余元素、余君召等。另外，建阳地区除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大书坊外，还有一二人的小书坊，甚至妇孺们也把刻书作为家庭副业。但是刻书单位还是有资料可供参考。张秀明先生《中国印刷史》上列出84家，有堂号姓名可考的为48家，其中最多的为余姓和刘姓。笔者介绍一下这两大姓的书坊。

余姓 ： 余邵鱼（余象斗叔），建阳书林文台余象斗双峰堂（亦作余文台双峰堂，潭阳余氏三台馆），闽建邑书林余象年，余建泉余氏文台堂，书林献可余应孔居仁堂，潭阳余元长，潭阳书林余应兴，闽建潭城书林余成章，闽书林自新斋（余良木、余文杰、余明善、余泰垣、余绍崖）等。

《书林清话》中有说“按宋版《列女传》载建安余氏靖安刊于勤有堂，乃南北朝余祖焕始居闽中，十四世徒建安书林，习其业。二十五世余文兴，以旧有勤有堂之名，号勤有居士。”到了明代，余氏家族世系在建阳开设书坊有37家。

刘姓：建阳刘氏翠岩精舍刘应康，建邑书林刘氏安正堂（刘崇器，刘朝琯，刘莲台），建宁书户刘辉，建阳书户刘洪慎独斋，龙田刘氏忠贤堂，潭阳书林刘钦恩（荣吾），潭阳书林刘太华（又作南闽潭邑艺林），潭阳书林刘志平归仁斋等。

刘氏刻书几于余氏齐名，刘氏刻书史上下时间跨度600年以上。如刘氏翠岩精舍，从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刻《翰苑集》到明万历十六年（1588）刻《素书》，长达294年。

刘洪慎独斋是刘氏刻书的后起之秀。刘洪慎独斋，在正德十一年（1516年）刊印宋吕祖谦《十七史详节》273卷，正德十一年至十四年（1516-1519年）刊印元马端临《文献通考》348卷，正德十三年（1518年）刊印宋章如愚《群书考索前集》66卷，《后集》65卷，《续集》56卷，《别集》25卷，《大明一统志》90卷。明高濂在《燕闲清赏笺》称“国初慎独斋刻书，似亦精美。”

此外书坊刻书还有熊姓，郑姓，叶姓，杨姓，陈姓，彦姓等，不一一列举。

1.2刻书品种

明代建阳刻书品种很多，前期所刻的书，据周弘祖《古今书刻》所记载，有366种，另据嘉靖《建阳县志》，则有451种。嘉靖以后，所刻之书数量更多。胡应麟曾说：“三吴七闽，典籍萃焉。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其值重，吴为最，其值经，闽为最。”由于品种繁多，明代建阳出现了《建宁书坊书目》单行本，这是全国，也是全世界最早的一部县级书坊编制书目。

嘉靖之后，建阳地区出书品种结构依旧，但有些许变化。如宋四部大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前三部在建阳地区刻成。当然，建阳地区除了这类书，还有民间诗歌，戏曲，小说，评话，弹词等通俗文学作品。据考，建阳地区出版的通俗小说，近70种，约占明代出版的白话小说的三分之一。

余象斗双峰堂和三台馆，现存31种书中，有《三国志传》、《全汉志传》、《水浒志传评林》、《英烈传》等。另一家规模较大的书坊熊宗立种德堂所刻的书，在现存24种书来看，有《注解伤寒论》、《黄帝内经素问》、《十全妇人良方》、《书经精说》等。

1.3刻书特色

坊刻相对官刻而言，灵活性比较大，在一定形式上较易变通，而一旦在民间流传也就使该地区坊刻有了自己的特色。

建阳坊刻形式有如下特点：1，黑口与书耳。 最早使用黑口与书耳的是南宋建阳书坊。余仁仲万卷堂所刻的几部经书均在左右双边，细黑口，栏外刊小题。黑口便于折叠，装订，书耳便于翻检书中内容；2，多附刊记。 早期的刊记反映刻书者对书负责，作了一些搜辑和校勘工作。而到后来，宣传广告的用途更为显著；3多附插图，图文并重。这算是明代刻本的一个特点，因为版画的盛行；4牌记。又称墨围，木记碑牌，是刻书家的字号标志，反映内容及有关情况，有方形、碑形、钟形、鼎形等式样。

2建阳坊刻经营之道

2.1经营优势

2.1.1自然条件：建阳地区盛产版刻用的木料，制造纸张的竹子，还有开阔的坡地和活水源头。这都为坊刻作了必要的准备。另外建阳有优越的地理环境，北扼江浙，南屏八闽，为古代中原入闽的必经之地，素有“闽北走廊”，闽地“咽喉”之称，陆路、水路交通都便利，两坊书籍走水陆均可经建溪如闽江而达福州。

2.1.2历史条件：建阳在南宋时就是著名的刻书中心，当时大批闽学者云集建阳，著作如林，书坊遍设。明初取消书籍税，对手工业者采取宽松的政策，因而不少老字号在入明后得以发展并长期延续下来。郑氏崇文堂开业近300年，刘氏日新堂，刘氏翠岩精舍长达200多年。这些书肆在明代保持了旺盛的势头。

另外，由于历史的原因，建阳有众多的雕版工人。明代一些较大的出版工程，需要多方合作时，建阳工匠往往为主力。例如，福建省开雕多达154卷的省志《闽书》时，请了七套工匠，共276人，其中三套匠班是建阳工人，计115人，完成其中的66卷。

2.1.3经济条件：集市贸易的活跃，带来了书市的繁荣。建本，成了集市贸易中的畅销物资。建阳书业刊刻了这么多的图书，约三百年先后聚集在麻沙，崇化两坊的写工，刊字匠，及印刷装订工人，当有数千人。

2.2经营之道

明代建阳坊刻是福建坊刻的鼎盛时期，坊刻的兴盛也带来了竞争的激烈，要想在出版业占一席之地，这就需要书坊多方经营，降低成本，扩大销路。书坊主人们都使出了浑身解数来经营。

2.2.1编刻印一体

明代，许多刻坊都集编辑，刻印，出版，销售为一身。有些店主还自己编写小说来出版。建阳还有刘素明之类的画家兼刻工，为好些书作版画。建阳地区还接受外地加工，为邻省，邻县刻印图书。如弘治年间的《大明兴化府志》54卷，由建阳书林张好，刘成梓印。

2.2.2多种形式销售

麻沙和崇化二地，书铺林立，“比屋皆鬻书籍”，这是门市。每月的一，六则有集市，外地书贾来批发。建阳地区外销，有水陆两路。小路即用木筏，沿建溪到下游，陆路可到江西，再到全国各地。另外，建阳书商还在金陵，苏州等地设店。这样，建阳地区图书销售，形成了坐商，行商，与外地联营等一体化的完善体系。

笔者认为，建阳书坊刻书，之所以标“京本”，根本上是经营上的需要。建阳书坊与金陵之间来往甚密，既可丰富稿源，同时也可更有效地推销自己的产品。另外，一些刻坊还与官府相联系，承担官刻的活。

2.2.3扩大稿源，不顾原版

在商业驱动下，一些书商就想方设法扩大版源。三台馆的余象斗就是个突出例子。 余象斗福建建阳人，约活动于嘉靖末至崇祯初。余氏是刻书的世家，南宋时就开始刻书活动，其父时书坊名双峰堂，余象斗时，书坊名三台馆。他经营的书坊刊刻了《全汉志传》，《三国志传评林》，《两晋演义志传》等畅销书，又自己编撰一些小说，如《五显灵官华光天王传》，《南游记》，《北游记》等。

在利润驱动下，建阳书商既注意出版精品，以质量取胜，驱使他们学习外地的活字印刷，彩色套印，插图风格等先进工艺，但同时又假冒图书，增订删节。谢肇淛在《五杂俎》卷十三中说：“闽建阳有书坊，出书最多，而板纸俱最滥恶，盖不能指重价故耳。”

2.2.4广告书目，注意宣传

做广告来宣传是明代坊刻的一个重要经营手法，建阳书坊抓住每个机会来打广告，从中也让人感受到竞争的激烈。

2.2.5利用牌记做广告

利用牌记来表明出版意图并起宣传，广告之作用。如，《新编医方大成》孙允贤编撰。明成化十七年书林刘氏溥济药室刻本。总目后面有一块牌记，介绍该书内容和价值。

2.2.6利用版画做广告

《新刻芸窗汇爽万锦情林》六卷，将小说和戏曲合编为一书，为明代小说和传奇丛编类书籍，明万历间余象斗自编自刻。书分上下两层，书内插图，单面全图。扉页插图，为《读〈万锦情林〉》。书坊主人将自己的画像印制在版画上，上下左三处配以刻书堂名、书名，以及本书主要内容，加上“海内士子，买者一展而知”之类的话，构成一幅很好的带有版画插图的图书广告。

2.2.7利用序文做广告

这也是明建本的一个特点，其好处是序文不受字数限制，书中有何优点尽可慢慢道来。以序文做广告的另一好处是，撰序人多为当时的学者名流，广告效果尤佳，且以撰序人的角度赞扬出版商，有利于塑造其自身形象。

2.2.8利用书名做广告

在明代刻本中，这是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书坊主人为使书名醒目，以调动读者的购买欲，总是在书名上加上许多前缀，从而使书名越来越长。如：《新锓评林旁训薛郑二先生家藏酉阳搜古人物奇编》（余应虬近圣居刻本）

3建阳坊刻的影响与评价

对福建省而言，建阳书坊起源最早，持续最久，规模最大，数量最多，因而知名度也最高，被视为福建刻书的代表。明代建阳坊刻在文化史和出版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流传至今的建阳坊刻本，绝大多数是明代刊刻的。

建阳坊刻，对著作的刊印和传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嘉靖《建阳县志》所载的书坊书目中，朱熹的著作就有十余种。朱熹弟子蔡元定，真德秀，刘论，祝穆等人都通过书坊编刻他们的著述。

明代建阳刻书还发挥了传播文化，积累文化的作用。“建本”已成为版本学上的专门术语。建本的影响还远及国外，成为汉学研究的重要项目。在今天，建本还散藏在朝鲜，日本，美国和欧洲的英，法，德诸国。日本所藏数量最多，质量也最高，特别是各文库收藏的明代建刻医书和通俗小说内容非常丰富，许多版本在国内已失传。

但是明代建阳刻本也是“建本”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在当时由于利润的驱使，一些书商刻书出现了不少弊病，如改换书目，随意增删，盗版仿刻，刻印粗糙等，使“建本”声誉剧降。

至明末清初，建阳刻书日益不景气，逐渐被长汀四堡取代。其原因：首先，这一历史时期，福建几乎烽烟不断，这就影响了刻书的赖以生存与发展的起码条件。其次，是缺乏一批推动刻书事业发展的支持者。再次，是由于明末的一次大火，使资金，设备，材料等顷刻化为灰烬。再者，明代官府向建阳书坊索书，巧取豪夺，付资很少，也使建阳刻坊日益陷入困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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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秀民.《中国印刷史》[M].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

[4]赵模 王宝仁.《建阳县志》[M].成文出版社，1975.

作者简介：张莎（1983.2—）女，汉族，浙江省宁波人，本科学历，现为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馆员，主要从事纸质文物保护修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