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共产党有着坚持自我革命的光荣传统。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经验，分别在思想、政治、组织、作风等四个方面为百年大党的自我革命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这些历史经验具有根本性和长远指导意义，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需要坚持、丰富和发展这些宝贵经验。

关键词：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

“百年经验给人启迪。”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基于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科学总结了党领导人民进行百年奋斗“十个坚持”的宝贵历史经验。其中，“自我革命”作为其中一个历史经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引领社会革命的过程中，不断实现自身革新与超越，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精神力量。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思想建设夯基固本，淬炼了自我革命的锐利思想武器；以实事求是改进作风，锤炼出“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以健全体制机制保障民权，打造了抗日民主的模范区；以廉洁政治净化肌体，构建了反腐败的体制机制，营造出一幅“厉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清明政治生态，是百年大党持续推进自我革命，增强“四个自我”能力建设的理论起点和实践起点。

一、以开展系统学习实现思想水平的自我提高

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面对日、伪、顽夹击的严峻形势，当时中共党内还存在着思想路线混乱的问题，无法实现意志的完全统一和不打折扣地分散。思想路线混乱的主要表现是主观主义的遗毒。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虽然遵义会议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使得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受主观主义的作用减弱了，但是在思想上仍然存在主观主义。六中全会对主观主义做了斗争，但是“在延安的学校中、文化人中，都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同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是相对抗的。”[1]，也就是说，党内的一般干部甚至高级干部还不能应用真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是“假的马克思主义”。对错误的思想路线（以王明为代表的国际权威）没有清醒的认识和承认的勇气，对正确的思想路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国内权威）没有公认的理论和合法的政治定位。

厘清思想路线的突破口在于学习。延安时期，开展了一场持续七年的系统性学习运动，系统性学习的主要表现是学习内容的系统性。中共领导人从顶层设计出发，提供了政策类、党书类、思想方法类和总结类等系列学习文献，旨在“认真地提高全党理论水平，自上而下一致地努力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学会灵活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研究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研究中国历史。”[2]通过政策类、党书类、思想方法类和结论类文献的学习研究，党的高级干部和一般干部都对历史上错误路线以及错误路线的负责人有了直白的认识，对思想方法上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危害有了根本的理解，对正确思想方法以及在正确思想方法的领导人指导下走出的正确路线形成了公认的定论。

二、以倡导实事求是实现工作作风的自我革新

整风运动之前，共产党员内部存在严重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对于一些有实战经验的老红军、老干部，总爱从自身的狭隘经验出发，排斥学习外国的马列主义，轻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胜利”。而对于那些留苏派或者是有较高理论水平的干部来说，他们能熟烂背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经典语录，并称其为金科玉律，认为在这些语录的引领下，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中国革命就一定能够成功。这两种情况都是严重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思想，为了把思想从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系中解放出来，从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党中央从顶层设计出发，深刻阐释了实事求是的要义、制定了制度规范、进行了现实实践，最终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

在理论层面，毛泽东对“实事求是”进行了充分的理论阐释。毛泽东最早在1930年5月《反对本本主义》这篇著作中，从认识论的高度鲜明地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著名论断，揭露了教条主义的错误。1937年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提出了“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1941年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明确提出“‘实事’就是实际的事物，‘求’就是探究调查，‘是’就是事物内部的规律性以及与周围其他事物之间的联系”。倡导党的干部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出真正适合中国革命，在局部执政环境下，有助于陕甘宁边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制度和工作机制。

在制度层面，出台了指导性的政策文件。1941年三四月，毛泽东重印了《农村调查》文集并写了第二个序言和跋，他指出：“出版这个参考材料的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的方法……对于只懂理论不懂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为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4]1941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调查研究局的通知》，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下设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大后方研究组和敌占区研究组。8月，又发出两个文件《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两个文件分析了实施调查研究的原因和迫切性，规定了下级机构亦要设置调查研究机关以及调查搜集资料的方法，并在前一个文件中指出“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

在实践层面，成立了调查团。当时，具有影响力的调查团当属中央调查团和张闻天组织成立的“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1941年8月，中央调查团到安塞调研时，了解到当地征粮任务过重，于是很快做出调整，半年后精兵简政，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1942年1月26日至1943年3月3日，张闻天率领“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从延安出发，赴陕北、晋西北地区的神府、绥德、米脂和兴县等地，对几十个乡村做了详细的田野调查和社会研究，最终向中央政治局提交了《出发归来记》的调查报告。报告中提出了“调查研究是从实际出发的中心一环”的论断，并且提出“接触实际，联系群众，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终身事业”。

从理论上的阐释到出台制度性文件，再到成立调查团走到群众中，共产党人逐渐摆脱了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作风，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实践自觉，促使“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的形成，大大地增强了我们党整体的战斗力，这是中国共产党创造辉煌、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密码。

三、以健全体制机制实现民主制度的自我完善

基于对民主的坚定信念，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军队和根据地不断探索民主的实现形式，完善相关制度，走出了一条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下的阶级合作及广泛的社会动员，赢得了民心。

在政权建设上，确立了“三三制”原则。这一原则规定：在各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中，共产党员占1/3，代表的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1/3，代表的是小资产阶级；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1/3，代表的是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这一规定在陕甘宁边区选举运动中得到了严格执行。

在运行机制上，实行了民主选举。《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凡居住在边区五载的人民，在选举之日，年满十六岁的，无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选举方法上，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许多别开生面的智慧创造，有“票选”“画圈”“画杠”“画点”“投豆”“燃香在纸上烧洞”等方法，这些方法创造性地解决了不识字的人的投票问题。

三三制是靠民主选举来实现的，民主选举也是根据三三制的指导方针来运行的，两者相辅相成，实现了最广泛的社会动员，真正使所有的抗日人民，自己动手来组织能够体现民意的议会和政府，增强了“当家做主”的觉醒，这是对中国政治体制的自我完善，成功地跳出了封建王朝和农民起义军专制性质的体制束缚，朝着民主政治的方向迈了一大步！

四、以建设廉洁政治实现组织肌体的自我净化

贪污是一种腐败行为，始终保持清正廉洁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革命队伍以思想教育为主，同时，以制度和法律为准绳，坚决“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坚决拔除腐败的莠草，促进组织肌体的自我净化。

一是正身修心，增强“不想腐”的自觉。正身修心，正的是党性之风，修的是德行之本。1941年9月，毛泽东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一文中，首次使用了“党风”概念，并明确提出党风中存在宗派主义，且宗派主义既排内也排外，必须整顿。1942年1月，毛泽东又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直到党的七大，毛泽东系统总结了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对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三大优良作风做出概括，表明中国共产党党风建设走向成熟。与此同时，1939年刘少奇从共产党员的德行出发，要求共产党员从各方面加强修养，保持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纯洁性，形成“不想腐”的内生自觉。

二是制度保廉，扎牢“不能腐”的笼子。首先，权力来自人民。延安时期，立法、司法、行政“三位一体”的政权组织形式运行的逻辑起点是人民。作为立法机构的参议会，是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作为司法机关的法院以及行政机关的政府，其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都由参议会决定并选举。其次，“三三制”的民主政权原则以及民主选举的民权实现形式，使得民主党派的利益和诉求得到表达的同时，也对共产党的主张、对共产党人的执政起到了监督作用。最后，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在区党委之下设立了监察委员会，在政府机构内设立了边区审计处，在高等法院设立监察处，以及之后独立建制的边区高等监察处，形成了“不能腐”的防范机制，对于净化公务人员廉洁从政具有重要意义。[5]

三是重典治腐，强化“不敢腐”的震慑。当时，边区领导干部中一度出现了贪污腐化的苗头，犯罪达到了5%。于是，中国共产党作出决定，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的行为，对于贪污行为进行严厉的惩罚。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对于延安第一大贪污案“肖玉璧案”的处置。这个案件对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的廉洁自律起了很大的警示作用，形成了“不敢腐”的长效震慑力。

正是通过接受人民群众和民主党派的党外监督，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监督，才保证了国家权力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不是被贪污、受贿所腐化，使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除了人民利益以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结语

综上所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系统学习、通过倡导实事求、通过健全体制机制、通过建设廉洁政治，实现了思想水平的自我提高、工作作风的自我革新、民主制度的自我完善、政权机关的自我净化，既是对坚定理想信念、加强民主政治建设走出来的具有客观现实性和历史价值性的举措，也是对提升长期执政能力的路径探索。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作为百年大党，从延安时期自我革命的成功实践中汲取经验和力量，不断砥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强大动能，对于持续推进自我革命、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373页.

[2]《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8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第176页.

[3]荣敬本，罗燕明，叶道猛著.论延安的民主模式——话语模式和体制的比较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第132-155页.

[4]《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页.

[5]赵耀宏著.延安精神概论，人民出版社，第173-174页.

作者简介

石文艳（1992.5-）女，汉，陕西富县，法学硕士，陕西延安干部学院，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党史党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