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收集相关数据，旨在通过研究帮助三线城市促进发展，问卷设计考量多个维度，并以此探究如何帮助三线城市吸引并留住女性人才，从而实现自身发展，本文使用并行中介模型来对数据进行分析研究。

关键词：女性就业；三线城市；并行中介模型

基金项目：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2022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三线城市吸引女性人才路径研究——一个并行中介模型”（2022YJ83013）

一、引言

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指导方针，以及“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也已写入二十大报告，上升到党治国理政的层面，为促进妇女就业提供了更有力的制度保障。同时国务院《“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也做出相关要求，要努力消除就业歧视，为因生育中断就业的女性提供再就业培训公共服务；将生育友好作为用人单位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方面，鼓励用人单位制定有利于职工平衡工作和家庭关系的措施。因此了解给予女性更多就业机会、给予女性人才更多的就业机会，三线城市如何通过开展实施相应的人才政策以确保留住相关的女性人才，是这个时代我们当前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在国家的号召下，会有越来越的女性走向工作岗位，对于急需发展的三线城市而言，这是难得的机遇。为此如何帮助三线城市通过颁布相应的人才政策以确保能够留住女性人才，是值得我们研究与探索的课题。本文主要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探寻中高学历女性在就业时关心的问题，主要将问题划分为以下四个维度：经济情况、居住生活情况、人才政策和制度、居住意愿。通过了解中高学历女性对于就业时关注的主要维度进行分析，以便了解哪些方面的优惠政策更能吸引女性人才的注意，借此了解当代女性人才的职业需求，以便更好的帮助三线城市留住所需的女性人才。此次文章出于对结果真实性以及准确性的考量主要将研究的范围缩小到镇江市，并希望借此找到三线城市存在的共同问题。

二、研究假设

2.1经济情况

所谓经济，就是人们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一切物质精神资料的总称。走城市化道路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向，一个城市的发展前景预测离不开对该城市当前各个社会经济领域发展现状的衡量[1]。经济情况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因素主要是所在地区企业自身的竞争力、当地政府对所在行业的支持力度、所在行业在当地的发展前景和当地对所在行业的认可度。

2.2 生活情况

生活指为生存发展而进行各种活动，也是人类这种生命的所有的日常活动和经历的总和。居住生活情况的评判标准主要有居住地环境的好坏、房价的高低、物价水平的高低、基础设施的健全与否、治安的好坏和医疗、教育条件的好坏。

2.3 人才政策

人才是指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是人力资源中能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者。人才政策是国家、政府、政党或组织部门、人事部门、教育部门、科研部门等为发现、培养、考核、选拔、使用人才和指导影响人才活动所规定并付诸实施的准则和措施。

2.4 经济情况对生活情况的影响

人们在居住地生活情况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居住地的经济情况。当所在地区的企业发展状态良好、就业岗位不断增加，并且就业者的工作得到政府和企业的支持时，留居在本地的就业者其生活水平才会得到提高，居住情况也会相应的得到改善。

由此提出假设1： 经济发展情况对生活情况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2.5 经济情况对人才政策的影响

人才政策是指与发挥人的才能与作用相关的一系列政策与法规，是政府为了发挥人才的作用， 对人才的培养、开发、利用等活动做出的规定和采取的措施与行动， 主要包括教育政策、就业政策、激励政策等[2]。当一个地区的经济情况良好时，各行各业的人才才会有选择居留该地区的意愿，当地政府所出台的人才政策才会真正地实现留住人才的作用；假若情况不容乐观，将会影响在所需人才心中的地区形象，所需人才就不会主动咨询当地的人才政策，此时当地政府颁发的人才政策就不能发挥其吸引人才的作用，想要人才留居本地更是无稽之谈。镇江市虽然是三线城市，但其地理位置和环境都非常优越，近年来，镇江市为了本市的经济发展也陆续出台了多项人才政策：2011年至今，镇江市人民政府前后发布了如《关于印发2011中国镇江第四届发展新兴产业项目与人才对接洽谈活动工作方案的通知》、《关于加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关于组织申报镇江“金山英才”高层次领军人才培养计划（第六期“169 工程”）科研项目的通知》、《关于印发镇江市2022年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服务攻坚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等数余条有关人才政策的意见和通知。此外，镇江市人民政府还在2022年发布了《人才“镇兴”一本通》，其详细介绍了各类人才和各学历人群的相关服务指南。由此可知，镇江市在近年来对人才的重视程度是不可轻视的，其自身想要通过实行政策来尽可能吸引人才的决心是显而易见的。

由此提出假设2： 经济发展情况对人才政策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2.6 经济情况对居住意愿的影响

城市经济特征因素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3]，是流动人口立足于流入地、谋求生存以及发展的前提[4]。城市经济的发展需要资金、技术、人才、资源、市场基础设施、城市建设等全方位的支撑。其中人才的支撑才是最不可缺少的因素，它可以弥补其他因素的不足[5]。对三线城市而言，想要吸引所需人才，更应该优先考虑女性人才，相比于更加敢想敢拼的男性人才而言，女性更加注重工作的稳定，因此节奏相对更慢的三线城市，或许更加契合当代女性对于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因此，三线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与女性人才的留居就业相辅相成，女性人才需要结合城市的经济发展选择是否留居该城市就业，城市的经济发展也离不开留居人才对其城市的贡献。

由此提出假设3： 经济发展情况对女性人才居住意愿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2.7 生活情况对居住意愿的影响

人们选择是否留在某地居住离不开对该地环境条件（包括生存需要、安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考察。根据“人-环境匹配理论”，个体的行为由人与环境共同塑造，个体与环境的匹配程度影响着女性人才的居住意愿[6]。女性人才在该城市的居住生活情况对女性人才的居住意愿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由此提出假设4：生活情况对女性人才居住意愿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2.8 人才政策对居住意愿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妇女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7]。在系列保障妇女权益法律体系和促进妇女发展政策体系之下，形成了以宪法为统领，包括妇女权益保障法等相关政策在内的女性人才政策框架体系。此外，各城市人才引进政策的实施情况也影响着女性人才的去留和居住意愿，人才政策越具体、越包容，对女性人才的吸引力也更强。

由此提出假设5：人才政策对女性人才居住意愿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2.9 假设模型

该模型的因变量为居住意愿，自变量为居住地生活情况，居住地的生活情况和居住地的人才政策为中介变量。其中，居住地的生活情况直接影响居住意愿，居住地的生活情况和人才政策间接影响着居住意愿，同时居住地的经济情况对生活情况和人才政策产生影响。

三、实证研究

3.1研究设计

本研究以问卷调查的方法，选取镇江市9大高校即将毕业的学生以及已毕业的学生、部分高校教职工为调研对象。调研阶段问卷共收取328份。经过整理与数据清洗，删除废卷，剩余272份有效问卷，问卷回收率为83%。

经济情况：取自中国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杨书春学者的《基于承诺理论的区域环境对人才根植意愿的作用研究》中的调查问卷，包括量表题分为：“本地区的企业很有活力和竞争力”，“我所从事的行业在本地区的发展前景很大”等共4题。经过信效度分析，信度为：0.871>0.7，效度为0.834>0.7，CR值为：0.912>0.7，AVE值为：0.721>0.5。经分析，所有指标均达到理想水平。

生活情况：取自中国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杨书春学者的《基于承诺理论的区域环境对人才根植意愿的作用研究》中的调查问卷，包括量表题分为：“本地区污染少适宜长期居住”，“本地区房价不高容易解决住房问题”等共8题。经过信效度分析，信度为：0.937>0.7，效度为0.95>0.7，CR值为：0.948>0.7，AVE值为：0.690>0.5。经分析，所有指标均达到理想水平。

人才政策：取自中国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杨书春学者的《基于承诺理论的区域环境对人才根植意愿的作用研究》中的调查问卷，包括量表题分为：“本地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覆盖率高”，“本地政府为优秀人才提供了多种形式的创业支持”等共7题。经过信效度分析，信度为：0.929>0.7，效度为0.937>0.7，CR值为：0.943>0.7，AVE值为：0.703>0.5。经分析，所有指标均达到理想水平。

居住意愿：取自中国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杨书春学者的《基于承诺理论的区域环境对人才根植意愿的作用研究》中的调查问卷，包括量表题分为：“我会尽可能长时间地留在本地区工作和生活”，“我愿意长期定居在本地”等共6题。经过信效度分析，信度为：0.911>0.7，效度为0.918>0.7，CR值0.931>0.7，AVE值为0.692>0.5。经分析，所有指标均达到理想水平。

本次问卷采取五级李克特量表，从很不同意到很同意，分别赋值1-5分。

3.2样本特征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见下表3，有效受访者均为女性，本科学历的受访者占大多数，达到66.91%；年龄为21-30岁和31-40岁的较多，分别达到31.25%和30.51%，合计近三分之二；居住在三线城市的受访者占到65.44%，居住四线城市的占到34.56%，这对于我们研究三四线女性对职业满意度十分具有针对性。

3.3 数据特征描述

在四因子模型中，卡方自由度比为1.218<3，近似误差均方根为0.028<0.05，均方根误差为0.0217<0.05，比较似合指数为0.99>0.9，增值似合指数为0.99>0.9，Tucker-Lewis指数为0.989>0.9，以上数值均达到指标，说明数据整体适配度较好。

经济情况的AVE平方根为0.849，大于潜在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0.428、0.368和0.492；生活情况的AVE平方根为0.831，大于潜在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0.368 和0.496；人才政策的AVE平方根为0.838，大于潜在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0.382；居住意愿的AVE平方根为0.832。说明测量模型的判别效度是符合要求的。

3.4 中介效应分析

居住地生活情况在居住地经济发展情况和居住意愿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经过中介效应分析后得出：95%置信区间数值为（0.4266，0.6041），不包含0，即居住地经济发展情况可直接正向影响女性人才居住意愿，也可通过正向影响居住地生活情况进而正向影响女性人才的居住意愿，且P=0<0.5。说明假设1、假设3以及假设4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成立。

并且，当地人才政策情况在居住地经济发展情况和居住意愿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经过中介效应分析后得出：95%置信区间数值为（0.3659，0.5509），不包含0，即居住地经济发展情况可直接正向影响女性人才居住意愿，也可通过正向影响当地人才政策进而正向影响女性人才的居住意愿，且P=0<0.5。假设2、假设3以及假设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成立。

居住生活情况和人才政策两个特定中介效应之间的差异C1不显著（bias-corrected 95% CI包含零，CI=[-0.079，0.309]），表明居住生活情况和人才政策的中介效应相当，且个别中介效应无差异。但人才政策在居住地经济发展情况和女性人才居住意愿之间发挥的相对效应值为88.45%，高于居住生活情况在两者之间的相对效应值68.45%，说明作为中介变量的人才政策在居住地经济发展情况和女性人才居住意愿之间发挥了更大的正向影响作用。因此，在如何留住三线城市女性人才的问题上，以人才政策进行改进为对策会更有效果。

综上所述，经济发展情况、居住生活情况和人才政策对女性人才居住意愿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3项研究假设皆获得验证，其中居住生活情况对居住意愿的影响最高，我们认为这是因为在当今高速发展的社会，基础环境条件即生存需要、安全需要和精神需要是女性人才最注重的需求目标，例如要考虑自己生活和成立家庭、抚养下一代等问题的环境质量，同时也是最基础的需求[9]。其次，如今已不是打工人疲于奔命的时代了，人们更注重工作质量，而非仅看薪酬，尤其是对于更为感性的女性来说，个人可支配的时间和精力往往比多出份额的收入重要，这种情况常见于已孕女性身上，她们要为家庭和孩子分出一部分时间和精力，收入在男女双方共同务工的情况下不会成为主要问题，并且这种问题会随着孩子的长大而逐渐消失[10]。最后，对于居住意愿影响度相对小的是人才政策，我们认为，人才政策影响较小的原因可能是人才政策的制定和其中的要求不尽合理。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人才，无论是一线城市还是三四线城市都在积极的引进人才，但三四线城市很难在硬件上赶超一线城市，也正因如此，三四线城市的人才政策的制定应当深度匹配城市自身的产业结构来引进适合的人才，在一些基础性的岗位可以一定程度上的降低要求。而且，可以结合上述中的居住生活情况对女性人才居住意愿较高的分析，可以在居住生活方面提供一定程度的支持和照顾，这样可以为人才政策增加对女性人才的吸引力。

四、结论与总结

4.1结论

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情况对生活情况有显著的正相关系，假设1得到验证。这与我们所研究的女性就业选择会关注工作的生活质量的研究结果一致。按照《基于承诺理论的区域环境对人才根植意愿的作用研究》所设计的问卷问题可得出女性在就业问题的选择上会优先考虑当地该行业是否受到当地政府的重点支持，对于当代女性而言她们更加关心自己所处职业能否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她们相信政府的支持能够让她们对自身就业前景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

同时，经济发展情况对人才政策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假设2得到验证。我们发现地方的经济发展情况越好，它们所能够提供的相关人才政策就越有吸引力，我们女性人才会优先考虑经济发展有活力的城市进行发展，因为快速发展的城市更需要新的人才来帮助它们完成城市化的建设工作，为此它们也更愿意给予女性人才更多的优惠政策以达到吸引女性来此就业的目的，同时当代女性也更看重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为此在良好的政策扶持下，她们来就业的意愿也同样会加强。

经济发展情况对女性人才居住意愿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假设3得到验证。对于女性而言，她们更加重视生活所在地是否有利于她们的生活，对于未来子女教育问题十分看重，同时住房问题以及生活环境的优劣也是她们考量是否留在当地长久生活工作的重要因素。

生活情况对女性人才居住意愿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假设4得到验证。我们发现当代社会女性在家庭中仍然承担较大的责任，大多数女性需要考虑到未来组建家庭后，孩子的教育问题，为此当地政府能否给予她们子女便利的教育环境是女性在长远发展过程中一大重要标准[11]。由于社会分工的原因，女性往往会因为对家庭的付出而牺牲很多，但当代女性也同样渴望证明自己的社会价值，渴望脱离于家庭之外，因此政府能够给予她们如何平衡家庭与事业的帮助也是影响女性人才的一大重要指标。

本研究通过中介效应分析证明了人才政策对女性人才居住意愿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假设5得到验证。我们发现女性在选择就业地点的时候会优先考虑该工作是否被当地政府所重视，当地政府是否给予完善的教育设施、便利的人才流动政策，因此女性选择就业地的考量往往取决于当地政府对于她们这些女性人才的态度，当代女性更加看重自身价值是否能够实现，而不是只看重薪酬，对于她们而言，精神富足往往比物质富足更加具有吸引力，为此她们也会更加倾向于找到能够实现她们人生价值的工作地方，以便她们获得更多满足感以及自我成就感。

4.2建议

对于三四线城市的政府而言，我们需要注意到当代女性对于工作的追求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对薪水的重视，作为当代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她们更加看重自我价值的实现，对她们而言，在保障最基本的物质条件下，她们更加在意自己的付出是否会得到重视，当代女性更加享受自己工作给予自身的成就感，这种成就感所带来的满意往往比给予更高薪资来的更有吸引力，因此我们不能将当代女性人才单独看作是完全的经济人，正是因为当代女性不再把经济利益放在首位，这对三四线城市的发展而言是十分有帮助，因此三四线城市能够充分发挥自身所具备的环境优势以及充足的住房资源，来吸引女性来此进行长久发展。

4.3不足

本研究亦存在局限首先本次采用截面数据，而非面板数据，使得数据的收集存在片面性研究对象局限于江苏地区三线城市女性就业现状，是否符合全国情况，尚未可知；其次，研究的对象仅限于三线城市当下的人才政策，未结合疫情或者未来发展的人才政策变化展开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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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萧鸣政，韩溪.改革开放30年中国人才政策回顾与分析[J].中国人才，2009，No.325（01）：12-15.

[3]蔚志新.分地区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因素比较研究——基于全国5城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J].人口与经济，2013，No.199（04）：12-20.

[4]崔佳伟，周伟，钱庆，吴思竹，邬金鸣，修晓蕾.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J].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2019（05）：20-28.

[5]刘丹.浅议人才建设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作用[J].经济师，2017（08）：278-279.

[6]杨扬.浅谈居住环境中的居住生活[J].今日南国（中旬刊），2010（04）：225-226.

[7]黄晓薇.推进新时代妇女儿童事业高质量发展.求是网.

作者简介

祝林风（2002-）男，汉族，江苏宿迁人，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本科在读，工商管理专业。

刘文清（2002-）女，汉族，江苏泰州人，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本科在读，工商管理专业。

吴紫豪（2002-）男，汉族，江苏南京人，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本科在读，工商管理专业。

通讯作者

姜鲲（1978-）女，汉族，江苏南京人，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管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