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晚清士绅刘世珩为宦时期，适逢清末新政。他开办实业，创办商会，推动了清末商业的发展。在任期间，对币制有独到的见解，支持清末币制的改革和统一工作，维护了国家主权。退出政坛后，倾其财力藏古，在上海筑“楚园”居住，设藏书楼“聚学轩”，收藏古物古籍，保存了晚清动乱时期的大量文献文物。
　　世珩不仅藏书收古，而且将收藏的善本、孤本校勘覆刻。“聚学轩”刻本精善，刻书既多又精。刘世珩是清末民初有影响的实业家、收藏家，出版家，文学家。
　　关键词：刘世珩；币制改革；藏书；刻书
　　文明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发展、进步的标致。人类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创造出物质和精神文明。传承文明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实物资料，一种是文献资料，因此收藏和保存这些资料对文明的传承就显得尤其重要。清末的收藏家，有大家很熟悉的出身于名门世家的“民国四公子”，即张伯驹、张学良、溥侗、袁克文。殊不知，当时还有一位比他们丝毫不逊色的收藏家。他就是晚清著名的外交家刘瑞芬的第五个儿子——刘世珩。
　　刘世珩，清末民初著名的实业家，文学家、出版家和收藏家。本文从兴办实业、币制整改、出版校勘和收藏方面系统爬梳有关刘世珩的史料，以期对他有个完整的认识，并试图通过其生平活动来进一步感受历史的复杂和生动。
　　一、入仕之前
　　刘世珩（1875～1926），字聚卿，又字葱石，别号楚园，人称楚园先生，祖籍安徽贵池南部山区的刘街乡。1875年生于上海。1877年随父迁到南京。其父刘瑞芬，先后任曾国藩、李鸿章的幕僚，官至江西按察使，广东巡抚，出任英、俄、法、意、比等国驻外大臣。刘世珩自幼聪颖好学，不仅接受了当时中国传统的儒学经典教育，同时也学习西方的格致之学。东西各国的历史地理及政治经济之学，无不精通。十三岁（1887年）补贵池县诸生，1890年回乡应县试，考取了秀才。回到江宁后更加勤奋苦读。1894年与四兄刘世瑛同赴江南乡试，同榜中举，从此踏上了仕途。
　　二、兴办实业
　　甲午战后，和大多数受过西学影响的青年一样，刘世珩倾向于维新思潮，与当时维新人士谭嗣同、林旭、张謇等交往频繁，从事维新，开办实业。1897年，谭嗣同等维新派人士致力于振兴中华，主张兴办实业。谭约了郑孝胥、缪荃孙、蒯光典、茅子贞、杨文会、徐乃昌 1等友人创立了一个测量学会。刘世珩、徐乃昌除参加测量学会外，还和谭一起创办了《矿学报》，刘世珩担任报馆总理。
　　“百日维新”的失败和辛丑条约的签订，朝野有识之士更加意识到民族危机，力求创办实业救亡图存。刘世珩也致力于此，力图做些实事，于是纳资捐官，捐得道员，被派往湖北任职。
　　面对日益危急的民族危机，一些地方督抚也倡导实业救国。1899年，两江总督刘坤一筹划在上海设立商务总局，操办人员经仔细斟酌选派在籍翰林院修撰张謇，湖北补用道刘世珩等。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合会奏，要求编译新学书籍，加强实业建设，并获朝廷准允在南京设立编译官书总局，为此到处寻觅人才。刘坤一遂将刘世珩奏调回江苏，负责江南商务局，兼管南洋保商事宜，与清末状元张謇共同主持局务。
　　1901年9月，江楚编译官书总局在江宁开局。刘世珩为总办，缪荃孙为总纂，陈作霖、柳诒征、姚佩珩、宗嘉禄为分纂，罗振玉、刘大猷、王国维等著名学者为翻译。该局实力雄厚，不仅经费充足，人才济济，而且技术先进，直接采用铅排、石印等西洋先进印刷工具，是近代颇有影响的出版机构。在刘世珩主持局务期间，该局发展势头良好。之后在他的策划下兼并了另一官书局——江南书局。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又合并了定远方氏兄弟创办的扬州淮南书局，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春，日本在大阪举行第四届全国劝业博览会，邀请中国派员参加。两湖总督端方与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合上奏，奏请清廷派刘世珩率团前往参加。博览会结束后，刘世珩一行前往日本的西京、日光、名古屋、北海道等地进行了实地考察。这些实践和考察学习，使他积累了经验，增加了扩展实业的胆识，增长了才干。
　　从日本回国后，根据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刘世珩向清室提出了四条建议：一、组织江宁省城商会；二、设立商业中等、高等学堂；三、建立江南商品陈列所；四、建立劝业工艺局。清廷很快批准。获准后，刘世珩立即筹措经费，制定章则，组建了全国第一个省城商会———江宁商会。两江总督奏准刘世珩任江宁商会总理，并下令其他两省照此办理。江宁商会建成后，引进国外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展览国内外优质产品，对振兴国内实业，促进对外贸易起了重要的作用。随后，上海、南通等地相继建立商会、工艺局，由此江浙地区机织行业兴盛，所产染织品，如毛巾、棉布，提花绸缎等质地优良，年产量占国内之大宗。刘世珩创办的商会在全国起了示范作用，大大促进了地方实业的发展。
　　1902年5月，两江总督刘坤一邀请张謇、缪荃孙、罗振玉等江苏学者、名流商议兴办学堂事宜。专家、学者达成共识，建议在南京创办三江师范学堂，为各级学堂培育师资。之后，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任刘世珩为三江师范学堂总办兼学务处（相当于校长），与俞明震（江南陆师学堂总办兼学务处）、杨觐圭（三江师范学堂总办兼学务处）等筹划聘请教师、所设科目等事项 2。1904年9月三江师范学堂正式建成招生。三江师范学堂，以培养高、初两级小学堂教员为宗旨，是南京大学的前身，为“中国高等师范学堂之嚆矢”。杨觐圭、刘世珩、徐乃昌、李瑞清等先后任学堂监督。该学堂培养出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和专家，如生物学家秉志、教育学家廖世承、戏曲史家陈中凡、艺术教育家吕凤子。此后，刘世珩还相继兼理南洋官报局、两江学务处、裕宁官银局、江宁马路工程局、江宁实业学堂等实业机构和教育机构的负责人，任职期间，业绩卓著，领开风气之先。
　　三、推动币制改革
　　刘世珩在他的仕途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币制改革的主张。清朝币制承袭明制,银两与制钱并轨。大数用银，小数用钱。道光(1820年)后由于各地产银成色秤珐不统一，银、钱兑率各地各时期起落很大，造成流通不便。而且明末以来,各国银圆不断大量人侵,至道光后期,已逐步形成外商将足色银两私运出洋，将成色低的洋银运进。鸦片战争以后，这种情况更为日益严重。外国银圆的成色、重量统一、稳定,与宝银(银元宝)相比，相形见绌。至道光初期，外国银圆已流行渐广，鸦片战争后逐渐剽窃了中国本位币地位。更因其交收、计算、携带方便，商民“多乐用之”。这种状况助长了白银外流，而且使原已混乱的清代货币制度益趋复杂。郑观应曾气愤地指出：“（洋人）以货售我，大都取宝银而归。彼旋得宝银，即旋铸洋钱，仍售诸我，于中取利，往复无穷。” 3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以后，国际金价上扬而银价下跌的走势导致中国货币的对外价值即汇率不断下跌，进而产生了“镑亏”问题，并由此加重了中国的外债负担，加剧了国内的通货紧缩，使得中国的银根被外资银行控制。数额巨大的赔款还债使清廷不堪重负，促使清廷把整理改革财政币制提上日程。清朝顺天府尹胡燏棻、太常寺少卿盛宣怀和陈炽、通政司参议杨宜治、驻俄公使胡惟德、康有为等主张行使金本位制。湖广总督张之洞以中国人习惯用铜而黄金短缺为由，反对实行金本位制。清驻美代办公使沈桐问策于美国外交部门。美国的“会议货币专使”精琦博士奉美国政府之命来华献策，提出《中国新圜法条议》17条，建议中国政府实行虚金本位制，同时整顿银本位币在国内流通。清廷中枢下发各省征求意见。咨文到达江南，两江总督魏光焘交由江南商务局总办刘世珩等研究。1904年2月，刘世珩针对精琦方案著述了《银价驳议》，论点详细明确，逐条驳斥方案。刘世珩力主不能采纳“银价议”，以维护国家权益 4。《银价驳议》分成两部分：一是《中国圜法条议》，对精琦所提的17条逐条驳斥；二是《中国新圜法条议注解》，对精琪所论的十章内容逐章批驳。刘世珩在《银价驳议》中说：“将中国设立圜法之一切措施，先注重于有赔款之各国满意。立论既偏，全势皆侧”…于各国之意得矣，如中国之主权何。主权既失，而财政复何有乎。” 5对精琦方案最初持反对论的就是刘世珩。
　　当时币制积弊很深，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刘世珩深感当时圜法（币制）改革的迫切性，他考虑国力所及和传统的交易习惯，参照财政专家的理论和东渡日本考察的收获体会，撰写了《圜法刍议》。在这部专门论述我国币制改革的专著中，拟定国家币制分为三等，以此与各国币制相权衡。金居本位，银与铜为铺币。改革的步骤是，先统一国币铸造局，再统一各地流通之银行，又再统一各地收支之金库。初期，以单数本位重银一两的银币暂代本位。同时大力提倡开发实业，广开财源，吸收外国金赀（资），奖励出口等，一待商务出入达顺差，即实行金本位制，如此与各国币制相平衡。并参照英法德美日各国之币制，建议也将币制由称量制改为计数制，发行纸币以代金位。刘世珩的币制改革主张很受当时赴江南清赋的侍郎铁良赏识，随即上报朝廷中枢。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奏调刘世珩入京，派为财政处提调。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度支部采纳刘世珩的建议，在京师（北京）设印刷厂，在湖北汉口刘家庙设造纸厂，自制上等纸张，备印各种钞票证券之用。由于刘世珩精通商业管理，精于理财，清廷又任刘世珩为湖北造纸厂总办，奏补度支部右参议。
　　1904年，为了统一铸币权，杜绝滥铸之风，户部于1904年奏定在天津设立度支部所管辖的国家造币总厂，着手统一铸造银元、铜元。刘世珩任湖北造纸厂总办后不久兼任天津造币厂监督。刘世珩在《圜法刍议》之基础上，将有关奏议整理汇集，推阐源流，汇成经济书籍《财政条议》一卷，于1908年九9月出版。在《财政条议》中，他提出了实行双本位制的方案：金币分五十两、二十两、十两、五两、一两五种。银币分一两、五钱、二钱、一钱四种，一两的可不铸。铜币分五分、二分、一分、五厘、二厘、一厘六种。金币的“两”是指相当于银币的价值，五钱银币，两枚相当于金币一两。此外还发行代表金币的纸币。金币和五钱银币为无限法偿，其余银、铜币为有限法偿。刘世珩解释本位说：“盖一国货币，其本位所在，即计数起级之币。而此币之为金，为银，或金银而并有之，乃足以定其国币本位之为金，为银，或金银相合者也” 6。刘世珩指出实行这种币制是不得已：“中国今日金矿未兴，积蓄未富，若从金单位，则中国现在国力既尚未及此纯金程度；若从银单位，则中国一国独异之势，又不足以御各国之汹流。” 7实行复本位制，金银市场比价发生波动时，法定比价就难以维持。刘世珩注意到了这一点，指出解决这矛盾“非致力精心于进出口之商务不可” 8。
　　1908年，刘世珩任直隶财政监理。1911年，升为度支部左参议，仍兼湖北造纸厂总办，加二品衔。在财政监理和度支部参议任上，刘世珩推动了一系列币制改革的措施。1906年，度支部根据财政处的建议，制定了《整顿圜法章程》。其中规定：禁止大宗贩运钱币；限制各省铸造数目；购买铸币用铜必先报部；铜元与制钱在各省通用时，不得轻此薄彼，违者论处，等等。度支部1909年又规定：拥有造币之权的厂家，只有度支部所辖的天津造币总厂，武汉、成都、昆明、广州四处分厂，其他各地铸币厂应一律停铸。1908年11月，为了对纸币发行进行清理整顿，度支部一方面令大清银行统一发行银两票和银元票，颁行全国。另一方面又对各省官银钱局以及私人钱庄票号所发行的银钱票做了限制性规定：该部有权对各省官银钱局所发行纸币随时核查；各省所设新旧局厂应“将开设年月及资本实数，现在发出纸币若干，预备金若干，经理协理何人，限六个月逐一详细列表送部”。1909年，度支部制定了《通用银钱票暂行章程》，对各省纸币的发行限额及兑换准备金等作了特别规定：“凡准发此项纸票各行号，自宣统二年起，每年须收回票数二成，限以五年全数收尽” 9，以消除滥发纸币的混乱现象。1910年6月，度支部正式颁布《厘定兑换纸币则例》，其中规定：（1）现将此项纸币一切兑换发行之事，统归大清银行管理。无论何项官商行号，概不准擅自发行，必使纸票于纷纷发出之时，而收中央集权之效；（2）在平时，自应以准备数目为发行数目，一遇银根吃紧， 需要较多，即由银行体察市情，酌量增发，必使银行任接济市面之责，而仍不准有任意滥发之弊；（3）现拟于现款准备以外，请于纸币发行之次年起，视银行所得余利，按年征收若干，并以税率分三年递进，必使银行于税额增长之时，而仍不觉义务负担之重。 10刘世珩在度支部任上积极推动币制改革，统一铸币权，成为清末币制改革的柱石。
　　四、收藏古物，保存文献
　　清末民初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的又一次收藏热，刘世珩也跻身其中。曾任两江两广总督的周馥在《贵池先哲遗书》的序言中评论：近代史上有三个各有特色的拼命人物：一是淮军创始人李鸿章，是个拼命做官的人；二是浙江人俞樾，乾嘉学派后期的巨子，是个拼命著书的人。三是安徽贵池开元乡南山村的刘世珩，是个拼命存古的人。
　　刘世珩在铁良等的支持下，推行币制改革措施。但清朝币制积重难返，朝廷枢臣和地方大员意见又多有分歧。刘在《圜法刍议》、《财政条议》中的建议因枢廷亲贵诸臣因循守旧拖延等原因未能实施。溥仪退位后，刘世珩革新币制的愿望彻底破灭。1913年他在上海英租界戈登路草鞋浜购地建了“楚园”（今位于与江宁路交接之新会路25号，玉佛寺后） 11，开始了专职收藏。从此他置身存古，往来于沪宁间专心收藏古物古籍、金石书画，乐此不彼。时人冯煦说他爱书如命，见有赵宋时代版本、孤本，不惜一切代价求购。金天翮也说他收藏兴趣广泛，“凡缣素彝器，出自古名贤手者，必得藏弃为快。巾履所至，骨董驵贩辈，日辏于门” 12。
　　对于文献的搜集，历来是藏书者的一个重要收藏专题之一。刘世珩的收藏既富又精，尤以收藏古籍为主。其中，宋?王应麟撰《玉海》两部最为珍贵，为聚学轩镇库之物，故将此藏书处取名“玉海堂”。另有一部宋刊本《魏书》，亦为玉海堂镇库之宝。
　　刘世珩在初居金陵时得山阳丁俭卿六艺堂所藏的篆正二体《易》、《书》、《诗》、《礼》、《春秋》、《论语》、《孟子》等著名的《七石经》拓本（宋嘉佑本），又名《北宋二体石经》七种，其藏处名为“宋石经室”。这也是聚学轩镇库宝物。刘世珩著名的古籍藏品中还有《两汉金石记》、旧藏宋本《孔子家语》、元刊巾箱本《尔雅单注》，还有名家递藏的南宋建阳麻沙本《杜陵诗史》 13等。
　　刘家专藏戏曲、传奇之处名为“梦凤楼”、“暖红室”，以其元配傅偶葱、继配傅俪葱的名号命名的，以明刻本《董西厢》、张深之《西厢记》等为最好。1919年，刘世珩将其暖红室所藏善本戏曲编辑成《汇刻传剧》，计收元明杂剧传奇，如《西厢记》五剧、《玉若堂四梦》、《长生殿》、《桃花扇》等传奇及《录鬼簿》共51种，都请人校勘，配以插图，刊刻精美。
　　古人云：“天子藏珠玉，诸侯藏金石，大夫畜犬马，百姓藏布帛。” 14金石历来是收藏的重点。金石“蕴山川之美，凝日月之辉”，古朴典雅、品质高贵。刘世珩的金石书画、古物收藏也极丰富，且精于鉴赏。据统计，刘氏收藏书画金石不下7000余种。其中，著名的藏品中有由山东著名的金石收藏家刘燕庭的嘉荫簪故物千余种，苏州叶昌炽的五百经幢馆原物3000余种。
　　刘世珩所收藏的古物中最著名的要数他奉调在京师度支部任职期间所得的孔尚任旧藏南唐乐器大小两忽雷。两忽雷系唐大画家、江淮转运使、晋公韩滉于公元781年所制类似琵琶的名乐器，后进贡给南唐小朝廷，藏于内府，辗转流徙，至清康熙为孔尚任所得。宣统二年(1910年)春刘世珩在京师卓文瑞家购得小忽雷原器及《小忽雷传奇》剧本 15，附《大忽雷传奇》二折(一卷)。其斋名乃取为“小忽雷阁”。刘世珩在得到小忽雷后，时刻不忘寻求大忽雷。一次偶然的拜访，让他得到了大忽雷。刘世珩兴奋不已，欢欣若狂。遂请林琴南（纾）绘《枕雷阁图》，又邀请各界名流咏诗题词。藏阁也更名为“双忽雷阁”。大小忽雷归为双壁，他还在“玉海堂”大门上自撰：“古今双玉海，大小两忽雷”的佳联。忽雷为他当时最珍贵的宝物之一，其藏处命名为“枕雷阁”、“枕雷盦”。枕雷道士之名也缘于此。世珩的元配傅偶葱、继室傅俪葱均才艺双佳，能弹奏忽雷。当时书画篆刻大师吴俊（1844-1927年，字昌硕，号缶庐），为此刻“贵池刘世珩江宁傅春女美江宁傅春姗宜春堂鉴赏”二十字白文印；印侧刻有“葱石先生索刻乙卯（1915年）夏日老缶年七十二”字样。
　　刘世珩还收有汉建昭雁足镫、黄山第四镫、汲绍行镫、大吉鹿卢镫，后专建四镫精舍而贮之，也足见其珍重。当然还有从晚清宗室红豆馆主溥侗亲王所得之“九霄环佩”古琴，上还刻有篆書“三唐琴榭”。这张琴声音温劲松透，纯粹完美，形制极浑厚古朴，乃唐雷公琴，是一直为古琴家所仰慕的重器，被视为“鼎鼎唐物”和“仙品”。因为它在传世唐琴中最为独特，最为古老，声音更是完美尽善，所以成为举国知名的瑰宝。
　　刘世珩把他的藏品中有代表性的珍品分开庋藏，所以刘氏藏书处、藏金石处很多。藏书处计有玉海堂、宜春堂、聚学轩。藏戏曲、传奇处为梦凤楼、暖红室。室名及刻书斋号大都与所藏名物有关。藏金石处为四镫精舍、后如意室、双忽雷阁。“玉海堂”，因得到两部宋刊《玉海》，遂命其藏书楼为“玉海堂”，以《玉海》和宋刊本《魏书》为其镇库之宝。常署的三唐琴榭，又名城南草堂、南畿庵，是在金陵的老宅，位于南城门西三铺两桥，为聚卿公父芝田公在光绪十五年(1889年)任广东巡抚时移家江宁而置，系原明朝开国元勋胡大海府邸（今南京殷高巷14号）。楚园则是上海戈登路寓所。刘世珩的老藏书处和刻书常用斋号为聚学轩。据刘氏在《聚学轩丛书》自写的《缘起》中说是缘于“学以聚之”的意思。宜春堂是刘氏在北京西堂子胡同的寓所（此处亦先后为张季直、梁启超故居）。铁如意和双铁如意馆以藏有明朝赵忠毅公铁如意为名的金石书画庋藏处。
　　五、精校古籍，倾力刻书
　　私人藏书多因学术，为治学而收藏。藏书家和学问家往往合二为一，既收藏了典籍又传播了学术。尤其是世家藏书家，既以文献收藏传承为己任，又以学术编纂为使命。藏书家们校正辑佚、编总刻印、自撰著述，形成了一种学术的传承衍生文化。
　　刘世珩的藏书楼名“聚学轩”，不仅以古籍收藏令人瞩目，更以众多刻书著称一时。刘世珩收藏的古籍珍本极富，加上出生宦官之家，本人又擅长经营，家中资财雄厚，校刻古书就成了他的另一嗜好。先后刻有《聚学轩丛书》、《一印一砚庐金石五种》、《七石经》、《圣丛书》、《玉海堂景宋元本丛书》、《宜春堂影宋巾箱本丛书》、《贵池刘氏所刻书》、《赐书台汇刻曲谱》、《暖红室汇刻传奇》、《贵池先哲遗书》等10种丛书，子目超过250种，加上丛书中的小丛书、单行本，总卷数超过2000卷。大小丛书有20多种。以一己之力，刻印如此之多书籍，须有超常的志趣之人不可。其中《聚学轩丛书》、《贵池先哲遗书》、《暖红室汇刻传奇》三种，聘请湖北黄冈陶子麟等高手刻板，字大，纸白，精美绝伦。
　　刘世珩所校刊的古籍，大都为明清两代稀见的学术名著稿本，或濒将绝版的善本、珍本。每书都自撰序跋，校勘精确。世珩刻书不仅数量大，而且版本精，印制上乘。他的出版物在当时就赢得社会上广泛的赞誉。《清史稿》说他“校刊古籍尤精” 16。时人冯煦认为所刻丛书搜罗全备，校雠精审，刻印精美，超过毛晋、黄丕烈。周馥在《贵池先哲遗书》序中说他：“得一书必为之刻，刻一书必求其精”，道出了他刻书的严肃态度和经他所刻书的价值。刘氏所刻书都有选择精、校雠审、印制美的特点。他所刻每套丛书都有各自的特色，或是一县先哲遗著汇编，或是资料全备的名著汇编，或是具有很高的版本价值，或是多种稀有的学术专著汇编，都具有重大的出版价值。他也在这些出版活动和实践中得到时人和历史上的首肯，成为与明清的毛晋、顾嗣立、鲍廷博、黄丕烈、伍崇曜、黎庶昌等一流出版家齐名，并且从版本价值及某种意义上说，有不少超过这些前辈，成为中国近代出版大家，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
　　藏书的目的多种多样，清代洪亮吉在《北江诗话》中，将藏书家分为五等：一：“推本求原，是正缺失”的考订家；二：“辨其板片，注其错伪”的校雠家；三：“搜采异本，补石室金匮遗亡，备通人博士浏览”的收藏家；四：“第求精本，独嗜宋刻，作者旨意未尽窥，刻书年月最所深悉”的鉴赏家；五：“贱焦旧家中落所藏，要求善价于富门嗜书者”、“眼别真赝，心知古今”的掠贩家。按此分，刘世珩应属于第一二三四等的藏书家 17。
　　六、著书立说 报效乡里
　　历代达官贵人、文人墨客功成名就之后都不忘报效家乡邻里，刘世珩也不例外。他尤重乡情，不仅耗巨资编刻《贵池先哲遗书》等同乡人著作，还为乡邦革除历弊、开办学堂、兴办实业等。值得一提的有这样几件。一件是修缮贵池会馆。清朝江南乡试在南京，当时南京贵池会馆年久失修，部分倾塌，刘世珩带头募捐，修缮了会馆，使贵池参加乡试的读书人，有一个安心应试的好环境。另一件是创办新式小学。清末学制改革后，刘世珩率先执行学制改革方案，领头创办了贵池县高等小学，并向江、浙、湘、鄂、沪等地购买各种图书捐赠给学校。第三件事是协办乡邦实业。1903年领衔与本县的富商乡绅王源瀚、高炳麟、胡凌汉、张德华、张彬、章学文等创办贵池垦务公司；第二年(1904年)又与上述乡绅开办池裕矿务公司等。
　　民国十五年(1926年)，刘世珩赴杭州为父刘芝田修佛事，在杭州滞留了数月。归后不久旧病复发，医治无效，於这一年农历十一月初九日去世，享年五十二岁。
　　纵观刘世珩一生，虽只走过了“五十知天命”的短暂人生，但处于清末民初社会巨变的年代，经历了这时期的许多重大事情。他一生勤勉，执着于事。前半生虽在政界因多方掣肘未有显著的成效，但显然开了风气，引领正气。后半生收藏、刻书、校勘古书古籍，保存了大量的文化典籍，传播了中华文明。刘世珩是清末民初一个很有社会影响的士绅。
　　注释
　　[1] 徐乃昌（1866-1946），刘世珩的妹夫。藏金石，图籍甚富。清末收藏家，刻书家。
　　[2] 《三江师范学堂拟聘日本教习约章》，《南京大学校史资料选辑》第8～10页，1982年。
　　[3] 郑观应：《盛世危言 铸银》。转引自王延涛《郑观应振兴商务思想探源》，鞍山钢铁学院学报1996年04期
　　[4] 叶世昌：《晚清关于本位制度的讨论》，《钱币》1992年第4期，第25—26页。
　　[5] 《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160页。
　　[6] 刘世珩：《财政条议》，清光绪32年(1906)铅印本，第16页。
　　[7] 刘世珩：《财政条议》，清光绪32年(1906)铅印本，第14页。
　　[8] 刘世珩：《财政条议》，清光绪32年(1906)铅印本，第14页。
　　[9] 刘锦藻纂《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十四，第7744页。
　　[10] 《中国近代币制问题汇编》，第2册，135页。
　　[11] 刘世珩把自己比作楚左徒（屈原），认为自己生不逢时，自己忧国忧民，有过人之才，却得不到发挥。
　　[12] 金天翮：《皖志列传稿 刘世珩传》卷八，民国25年（1936年）苏州利苏印书社版。
　　[13] 这部《杜陵诗史》不仅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属宋版宋印，而且以其资料之珍贵令学界刮目。这本珍奇书籍是南宋孝宗（1163—1189）年间福建建阳的坊刻善本书。刻的是唐杜甫的诗集。
　　[14] 《大戴礼记·劝学》：“故天子藏珠玉，诸侯藏金石，大夫畜犬马，百姓藏布帛。”
　　[15] 山东著名金石收藏家刘燕庭藏有小忽雷，又藏有“味经书屋”校抄的《小忽雷传奇》和《大忽雷传奇》二折。刘燕庭女儿嫁到卓家，特将二《传奇》和小忽雷作为嫁奁送去。
　　[16] 《清史稿》，《刘瑞芬传》，卷446。
　　[17] 《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第300页。
　　作者简介：
　　戴国芳(1971-)，女，安徽繁昌县人，广东汕尾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