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甘青地区是多民族地区的交汇点，也是连接中国腹地与西域及欧亚草原的重要通道。先秦时期羌人就已活动于此，并与北方草原地区、中原地区等族群有着频繁的互动。在不同历史时期，羌人族群因种种原因沿藏彝走廊南下到西南地区。羌人在南下的过程中将甘青地区，特别是北方草原地区的文化因素传播到藏彝走廊地区，并对该地区的青铜文化的起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羌；族群迁移；草原文化；藏彝走廊

费孝通认为中华民族所在的地域至少可以划分为八个“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1]，即北部草原地区、东北角的高山森林区、西南角的青藏高原、藏彝走廊、云贵高原、南岭走廊、沿海地区、中原地区。生活在特定地区的族群，经过长期共同的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会形成具有浓厚地域、族群特色的价值观念、生产生活方式等。在历史早期，不同的民族地区具有地理上的封闭性。但族群迁移会突破这种封闭性，形成不同地区的互动交流，使各自民族地区文化受到影响与发展。

甘青地区的羌人南下藏彝走廊地区及其在中国西南的衍化流布，也早已为学术界所关注，相关讨论甚多。马长寿的《氐与羌》是研究氐羌民族的先驱之作，对古羌人的起源、迁徙等都有所讨论。冉光荣、李绍明与周锡银等人所编写的《羌族史》，搜集了从史前到解放前夕的丰富史料，被王明珂认为是“典范羌族史的极致，也是典范羌族史书写的完成与终结”[2]141。

随着藏彝走廊地区及西南地区考古工作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注重从考古学的角度研究甘青地区早期羌人南下藏彝走廊地区的路径及其文化影响。张增祺的研究涉及了西南地区，主要是云南青铜文化中的北方草原文化因素，并将族群迁移与这种文化现象相联系[3]。石硕致力于探讨藏彝走廊地区历史上的族群流动，特别是新石器时代甘青地区人群往藏彝走廊地区的流动[4]。段渝[5]和李昆生、闵锐[6]都认为藏彝走廊地区早期青铜文化的起源、发展与甘青地区的羌人迁移有很大关联。江章华从新出考古学证据[7]，认为青藏高原东部边界从史前时期开始，一直是古代人群频繁迁徙的地区，迁徙痕迹表现在岷江上游、大渡河流域、滇文化和滇西青铜文化以及川西南的盐源青铜文化中大量北方系青铜文化因素。还有陈苇的博士论文[8]，考察了甘青地区仰韶中晚期至战国晚期诸考古学文化对西南山地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式的传播影响，以及在这些影响下西南山地文化格局的变迁。可见，学者早就注意到甘青地区与藏彝走廊地区之间的族群流动，以及藏彝走廊地区的北方草原文化因素。但关于羌人迁移带来的北方草原文化对藏彝走廊地区的重要作用，似还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以早期羌人的活动区域与迁移为主要内容，探讨在藏彝走廊地区早期羌人在迁移中对北方草原文化的“扩散”作用。

一、羌人早期活动区域

羌是中国最古老民族之一，其分布广泛，支系繁多。学术界传统上认为，羌族主体源于在不同历史时期从甘青地区沿藏彝走廊南下、东迁进入岷江上游的古代河湟羌人后裔，并融合了当地部分氐、胡及历史上迁入其地的汉人和吐蕃等部落。[9]本文所探讨的早期羌人，指的是从石器时代到秦汉时期在甘青地区和藏彝走廊之间活动的包括羌、戎、氐在内的族群。

有关羌人的早期分布问题，《史记》、《汉书》均未明确提及，但从零星记载中亦能推测其在秦汉时期的大概分布区域。《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代疆域：“西至临洮羌中。”[10]308同书《大宛列传》又云：“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鬲汉道焉。”[10]3160结合这两条史料可知古羌人的活动区域在河西走廊的西部与南部地区。

《西羌传》是记载羌人最早最系统的文献，其中提到：“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11]2869由此可知，羌人分布在“河关”之西南，其南与“蛮夷”相接，西北毗邻鄯善、车师，位于东西“绵地千里”的“河曲”地带。“河关”在今甘肃兰州西南，其以西千余里为“河曲”，亦即羌人所称的“赐支”、“析支”。据马长寿《氐与羌》的解释：“黄河自西来，至大积石山脉东南端，曲而西北行；经小积石山的东北麓，又曲而东北行；至曲沟，又曲而东行，凡千余里，皆称河曲。”[12]11因此，羌人分布的“河关”西南的“河曲”地带就是今青海东北和甘肃西南。

甘青地区的考古发现同样证实羌人早期活动区域。有学者通过对青海民和齐家文化喇家遗址出土牙齿和西宁陶家寨汉墓出土牙齿进行的古DNA采样和测序分析，发现其人群在遗传结构上具有一定的连续性，而与现代人群比较发现，实验样本与羌族人群有较近的亲缘关系。[13]继齐家文化发展的青铜文化：黄河上游及湟水流域分布的卡约文化，是以游牧为主的文化；陇山以西至甘南洮河流域的寺洼文化，以农业为主。此二文化早期分别在距今3000多年，兴起于商代前后，都延续至较晚，有的约至周代。24世纪40年代，夏鼐根据古文献上关于羌族有火葬的记载，首次提出了寺洼文化有可能是古羌人文化遗存的观点。[14]1979年，俞伟超认为卡约文化、寺洼文化、安国式遗存等都是羌人文化的不同支系。

两周时期，华夏族势力向四方辐射，北方游牧诸民族也因诸多原因南下，羌人的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两汉时期中原王朝饮马河湟，羌人只好迁移以求族群延续。活动于甘青地区的早期羌人一部分东进融入华夏、一部分西迁落根西域、还有一部分南迁与当地民族融合分化出多个民族。

二、甘青地区早期羌人南迁及与其他民族地区的互动

（一）甘青地区早期羌人南迁

甘青地区是中国北方草原、中原、青藏高原和藏彝走廊这四个民族地区的交汇点，也是连接中国腹地和西域及欧亚草原的重要通道。表现在考古学文化上就是该地区史前文化与各地区交流频繁，文化因素多样，特别是与藏彝走廊地区。“藏彝走廊”位于今川、滇、藏三省区毗邻地区，由一系列南北走向的山脉、河流所构成，此地区自古以来即成为西北与西南各民族迁移、沟通的重要通道。

汉文史籍中最早记录甘青地区羌人自西北南迁的史料是《西羌传》中关于战国时期羌人南迁的一段记载：

至（无弋）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䝠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氂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11]2875-2876

秦献公出兵渭首，部分羌人畏秦之威被迫迁出河湟地区。卬带领他的部属南下向西迁移，之后无弋爰剑的子孙繁衍为不同支系。武都羌活动在白龙江流域；广汉羌到了涪江、岷江流域；越嶲羌在雅砻江流域活动；当然还有一部分继续留在湟中。

考古发现表明，新石器时代甘青地区的人群就开始大规模地向藏彝走廊迁移。从西部的澜沧江流域，中部的大渡河上游，到东部的岷江上游以及青藏高原东部边界的青衣江流域和滇西北地区，均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而且在这些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普遍和大量地存在着来自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文化因素。[15]这说明藏彝走廊地区新石器时代居民在人群系统上与甘青地区的人群存在渊源关系。这部分人群在南迁进入藏彝走廊后，最初他们主要活动于藏彝走廊北部，即川西高原和藏东澜沧江流域一带。此后，他们开始沿着藏彝走廊的河谷自北向南迁移和发展，从而将源自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传播到整个藏彝走廊地带。

青铜时代以羌人为主体的甘青地区人群继续南下藏彝走廊地区，并成为今天该地区藏缅语民族的源头。甘青地区羌人的青铜文化在南下到岷江上游、大渡河、雅砻江和金沙江上游后，仍不断南移，到达了滇西北和滇西，并对当地青铜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甘青地区的人群沿藏彝走廊迁移到西南地区似乎是由来已久的传统。这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地理位置相邻和自然环境条件接近是迁移的重要条件；人口压力、气候变化导致生产方式改变是主要原因；藏彝走廊及西南地区文化势力较弱，阻力小也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8]此外，因上述原因导致的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和中原族群西扩使甘青地区人群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是羌人迁移的直接原因。

（二）早期羌人与华夏和北方民族的互动

羌与华夏很早便发生关系。夏、周皆崛起于西方，羌与之联系定是十分紧密的。商代卜辞中常出现有关羌的记载，他们实力相当强大，能够与商王朝进行长期的，反复的较量。商王朝对其用兵的数量也是非常庞大的，有时甚至出到一万三千人——“辛巳卜，贞登妇好三千，登旅一万，呼伐羌？”[16]276。而讨伐方、土方等只需几千人——“贞登人三千乎伐方”、“登人三千乎伐土方”。[17]

与商代不同，目前发现的周代甲骨中没有发现“羌”字，在骉羌钟[18]171-173、郑羌伯鬲[18]620-621等周代铭文中，虽有羌字，但均为人名。在反映周代历史的文献资料中也鲜见羌的记载，取而代之的是“姜”字。“姜”在商朝卜辞中也有出现，学者普遍认为“女羌为姜”。姜姓族出自商代羌人系统，在西周时长期作为姬姓周人的亲密盟友和姻亲。周朝把姜姓的申、吕、许分封在今河南许昌、南阳一带；齐分封于山东，从而起到屏藩周室的作用。申、吕、许、齐是最先进入中原的羌人部落，并逐渐融于华夏。而其他羌人与周人的关系不是很密切，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所以在被划入“戎”的范围。“戎”并不与“羌”重合，它的范围和内涵要更广，是西方诸族的统称。东周时期的文献亦鲜见羌人记载，他们在此时期为“戎”称代替，《西羌传》中便将诸戎纳入羌人系统。“我们现在要作细密的分析，使得这一族不为那一族所混淆，几乎成为不可想象的事。”[19]

秦汉史料中出现的羌人主要活动于河湟地区。在商周之前河湟地区就己经有古羌人活动，他们是这一区域的土著居民。两汉时期的羌本也是华夏对于西部游牧人群的一种泛称。随着汉武帝经营“四夷”，向西部拓展疆域，河湟地区的人群遂逐渐成为羌人的代表，故两汉时期的西羌主要就是指河湟羌。

羌人支系多，分布广，但缺乏统一的组织，又常常互相攻伐，故其本身对中原王朝构不成大的威胁。但是，匈奴常与羌合而制汉，给汉造成很大的威胁。河西之地固有居民是羌人，但在东周时期被外来民族驱逐。[20]205这“外来民族”便是乌孙与月氏，二者或许是河西走廊地区骟马文化和沙井文化的主人。[21]所以在匈奴势力崛起前，羌与之并不接壤，二者之间是西迁前统领河西之地的月氏人。

约在战国末年，乌孙王难兜靡被杀，乌孙人民亡走匈奴，月氏独占河西。秦末汉初之际月氏就被新崛起的匈奴击溃，被迫退出河西，匈奴成为河西地区的新主人。匈奴自殷周以来就居于华夏之北。殷时的獯粥，西周时的猃允，东周时的诸戎，都属于这一部落集团。到了战国后期，匈奴聚合成北方一个强大的多部族联合体。秦二世元年（前209），冒顿单于杀父自立。接着楚汉相争，中原王朝无暇北顾，匈奴铁骑长驱南下。汉初，“匈奴冒顿兵强，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11]2876在月氏撤出河西后，匈奴势力范围与羌人的活动区域直接接壤，羌人也为匈奴所征服和驱使。二者经常进行军事联合行动，寇扰汉朝边郡。一部分羌人难以忍受匈奴胁迫，主动要求内徙，汉景帝“于是徙留何等于狄道、安故，至临洮、氐道、羌道县”。[11]2876武帝时期，匈奴继续“兼从西国，结党南羌”，武帝不得不“表河曲，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18]3928同时，汉代的势力也扩展到河湟地区。“羌乃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11]2877在匈奴和汉人的挤压下，羌人不得不往别处迁移。

在与北方民族和华夏的互动中，羌人的文化也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如齐家文化与朱开沟文化之间有较频繁的文化交流，表现在双大耳罐、墓葬形制、随葬品等。[22]558受北方青铜文化显著影响的典型，是分布于青海东部黄河及其支流湟水流域的卡约文化。卡约文化年代上限可到商代早期，下限还需进一步研究，族属一般被认为是一支游牧羌人。阿哈拉特、湟中县下西河等地发现具有典型北方青铜文化特征的多孔铜钺等，说明卡约文化受到北方青铜文化的很大影响。[27]566甘青地区的羌人在与其他族群的持续互动融合中，自身的文化也体现出多种文化融合的因素。这些文化因素随着羌人迁移不断向藏彝走廊地区和其他地区扩散，也与当地的土著文化相融合。藏彝走廊地区在历史早期，当地土著人群文化势力较弱，羌人迁移到此处逐渐发展为当地较大的民族系统。

三、羌人南迁对北方草原文化的“扩散”作用

（一）羌人与“北方系”青铜器

我国古代北方草原文化的代表器物之一是“北方系”青铜器，也被称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一些国外学者如瑞典安特生、日本学者水野清一、江上波夫等主张“西方起源说”。[23]林沄和乌恩在研究中把某些器物与周围诸文化其他进行比较，认为北方系青铜器的不同成分有不同的来源。“主观地假设中国境内的北方系青铜器是中原系青铜器派生的支系或源于西北方，都是不可取的。”[24]268“即有源于当地的产品，也有外来影响的因素”[25]。

林沄也注意到了甘青地区夏代青铜器与中国北方地区早期青铜器的相似性和它们并不晚于中国北方地区青铜器的事实；并发现中国北方青铜器的某些器物晚于西方的同类器物，推测它们源自西方。[26]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北方系青铜器中有大量欧亚草原文化因素。同时北方系青铜器中，特别是一些早期的器物，明显地呈现出与甘青早期青铜文化密切的内在关系，如杖头、耳饰、手镯、铜刀、铜镞等。它的早期铜器共性更为明显，而且它们大多都可以在新疆东部和河西西部找到本源。可以这样推测，齐家文化的青铜因素向北沿黄河到达了鄂尔多斯地区。大概以此为契机，青铜器技术在中国北方地区、黄河两岸、长城内外迅速传播和发展。到了商周时期，结合自身文化特点，开始形成了中国北方系青铜器。北方系青铜器文化特征形成后，随着族群的迁移和文化交流，又对周边文化有着广泛的影响。

特征鲜明的北方青铜文化在西南藏彝走廊地区发现，这与早期羌人的迁移有很大的关系。上文提到甘青地区羌人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不断南下往藏彝走廊地区迁徙，在一个很长时期内未曾中断过；并且羌人的青铜文化就带有北方草原的因素。羌人在迁移中将这些因素带到藏彝走廊地区，在适应中形成新的民族文化。

（二）藏彝走廊早期青铜时代的开启与盐源青铜文化

段渝认为滇西北剑湖区域和洱海区域早期青铜文化的兴起，看来都与外来族群和文化的进入有关。它们都不是在当地自身新石器文化的基础上直接地连续发展而来的。该地区目前已发现的早期青铜文化遗存区域，只有鸡公山文化、以西山天子庙为代表的滇文化、剑湖区域的剑川海门口遗址、洱海区域的大理银梭岛遗存、怒江下游的龙陵大花石遗存等五处，其中除鸡公山文化青铜时代早期遗存有可能是从当地新石器晚期文化直接演进而来外，其他四处青铜时代早期文化遗存都有可能来源于新的族群和文化的进入。[27]比如剑川海门口遗址，该遗址位于滇西北，地处横断山脉中段。遗址的第二期大概在夏代纪年中晚期进入青铜时代，是目前在藏彝走廊地区发现的最早的青铜文化遗存。通过对遗址出土的部分铜器进行检验及与相关文化进行比较，可发现其具有这样一些特点：种类简单、铸造技术相对原始、使用石范铸造、小件器物成型以锻造加工技术为主、合金配比不稳定等。这与我国甘青地区青铜时代早期文化的青铜制作技术非常相似。[28]60这可能是甘青地区的族群迁移到滇西北，并对当地的文化面貌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滇西北包括今丽江市、迪庆藏族自治州及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是从甘青地区迁徙而来的古羌人分布区。滇西北地区发现的全盛时期的青铜文化，如德钦纳古石棺墓、鳌凤山墓地等。其中有来自甘青地区的宽耳连于口沿的“安佛拉”式双耳罐等陶器；也有来自北方青铜文化的如鄂尔多斯式青铜剑等文化因素。[29]214滇西北青铜文化是古羌人多次南迁而形成的。这一历史进程可以从滇西北与甘青地区青铜文化的总体风格大体相一致这一点得到印证。甘青地区与滇西北地区、川西、川西南的文化交流早就开始了，当时的氐羌民族沿着大江大河，南下到藏彝走廊地区。

盐源地处川西南，隶属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系横断山脉南沿。1999年和2003年凉山州博物馆对盐源老龙头墓地进行两次抢救性发掘，发掘出一批墓葬和1座祭祀坑，出土了大量具有鲜明区域民族特色的文物，年限大致在战国至西汉时期。发掘人员认为当时活动在当地的主体民族应是筰人，老龙头墓地和盐源青铜器应该与筰人有密切联系。[30]段渝认为筰人“是牦牛羌的一支，当是牦牛种之白狗羌”。[31]450盐源青铜文化具有强烈的北方系青铜文化的特征。首先表现在其墓葬中用马头、马蹄随葬的现象与北方系青铜文化中普遍存在的殉牲现象相一致。部分器物如北方系青铜文化的三大要素中的马具和青铜武器在盐源青铜文化中表现突出，动物纹饰也有少量发现。盐源青铜文化与滇、滇西、滇西北地区战国至汉代的青铜文化有着不同程度的相似特征，特别是是滇西北青铜文化。

根据以上材料，可以推测藏彝走廊地区早期青铜时代的开启，除了有本地内生的文化因素，羌人迁移带来的外来文化也起到了很大的催生作用。在羌人不断地迁移中，来自甘青地区和北方草原地区的文化因素持续地对藏彝走廊产生影响。羌人南迁的同时还有原始活动于江汉流域和东南地区的濮越系人群西迁入藏彝走廊地区。羌系族群和濮越系族群在进入藏羌彝走廊各地后，经与当地原生文化充分融合，形成了新的文化类型，并对藏羌彝走廊地区青铜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也为我国西南地区增添了新的民族血液，并促进该地民族构成多样化的发展。这也印证了张增祺所说的：“文化传播的最好途径和媒体，应该是民族的流动与迁徙。因为只有生活在甲地的民族流向乙地，才能将这一地区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带入另一地区，并能带来创造这种文化的思想感情和生产技艺。”[32]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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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曹汶洁（1995-）女，山东青岛人，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