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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问题研究
——以浙江省温州市J镇为例
摘要:党的十九大以来,各级党委政府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要决策部署,积极探索构建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进入“十四五”发展阶段,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本文以J镇为例,从J镇三治融合的现有举措中,结合实际情况与村民访谈,探究其治理体系的问题。
关键词:三治融合;乡村治理;问题
基金项目:温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新时代青年志愿服务现代化工作体系构建研究——以温州为例”(3162023004012)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中指出:“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重中之重这一表述足以体现乡村振兴对于国家发展谋篇布局之中的重要地位。在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大背景下,实现乡村振兴,需要在乡村治理体系中深化农村改革在有力发挥自治、法治、德治作用基础上,探索构建“三治融合”的乡村发展新模式。
1、相关概念界定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要聚焦乡村发展,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点建设“三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要实现这一工作目标,关键在于要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搭建匹配现代化发展需要的乡村治理体系,在有力发挥自治、法治、德治作用基础上,探索构建“三治融合”的乡村发展新模式。
乡村治理
乡村治理是治理概念的延伸。国内学者徐勇最早提出乡村治理概念,认为乡村治理需要各治理主体积极履行自身职权,进而推动公共利益增加的过程。在此基础上,贺雪峰认为,乡村治理是乡村在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手段等方面不断优化提升,从而推动乡村发展始终处于相对平稳且有秩序状态的一种行为手段。本文结合相关学者的观点,认为乡村治理是由乡镇政府、村民自治组织、村内监督机构、社会团体以及村民个人多方通过相互协作、相互施加影响等方式实现整体公共利益的增加,进而推动乡村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多方面稳步提升的过程。
三治融合
“三治结合”作为一个正式学术研究命题出现,是来自于2013年,浙江桐乡率先推出“法治为要、德治为基、自治为本”的“三治”建设,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乡村社会治理经验。党中央在十九大首次将这一经验写入报告,指出,要重点建设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开始成为国家乡村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战略顶层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治来源于“村民自治”,村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群众性组织,在乡村社会的有益实践探索中充分发挥主体性。法治指的是在乡村治理过程中,要始终以法律为准绳,有法可依,坚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依法维护村民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德治是村民在乡村治理的协作中通过运用道德规范、制定道德评价体系等方式进行国家治理的一种方式手段。
基于浙江桐乡“三治”乡村治理实践的经验模板,自治、法治、德治所处地位和功能各不相同。在乡村治理中,自治是居于主体地位并发挥着主导作用的关键要素,法治和德治则是发挥着辅助和支撑作用,但三者只有通过有机融合,能够最大化发挥社会治理效益。
2、J镇三治融合治理具体措施
J镇位于温州市东北部沿海,是全国重点镇,也是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全镇陆域面积44.5平方公里,海涂滩地1.2万亩,下辖30个行政村、4个居委会、2个社区,户籍人口6.87万人,现有流动人口近3.5万人。2021年12月,J镇获批浙江省美丽乡村示范镇,能够结合地域发展优势,充分践行“三治”经验,积极打造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1)创新自治模式,三格联动补缝隙
J镇在自治上积极探索联动治理的新模式。在治理模式上,除了镇里行政执法人员与各村网格员外,J镇紧密结合镇上民营企业多的特点,将企业工会会员融入网格。实行“全科网格+党员微格+工会网格”三格联动,通过“一网格一党小组一联合工会”的形式来弥补以往自治模式上存在的缝隙。现如今,全镇34个村居、59家企业已于4月初完成工会网格员队伍组建,共有企业工会网格员85名,村居联合工会网格员34名,建立一对一个人档案119份,与党员微格员、专职网格员队伍形成良性互补,构建了“三格联动、全网服务”的新格局。
通过三级联动的方式对口联系群众,有效地提升社会治理的能力。充分发挥工会网格员自身联系职工紧密、情况熟悉的优势,高效率帮助解决企业职工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矛盾纠纷。自工会网格组建以来,共发现消除隐患83条。
(2)加强党建引领,以贤赋能基层法治
J镇自2007年以来,以“驻村百晓”党建工作品牌为主抓手,不断拓展品牌的外延和内涵,取得了一系列经验和成效。一方面,注重党建推进基层法治建设。J镇坚持党建引领,组建新乡贤“百晓”议事团队,建立党委领导、统战牵头、村级协同、群众参与的运行体制,使每个村村委会在自治过程中,都有党委领导干部进行对接与监督,使村民自治过程中,能在商事团队的监督下,健全民主决策,完善民主监督、实行三务公开,保障自治在阳光下运行。
另一方面,以法治引领村民树立正确的法治思想。J镇以党建引领以及法治的渠道,帮助村民树立正确的法治思想,“按照流程办事”、“公正公开”的法治思想深入人心,推进三治协同发展,在乡村治理工作更加顺利,并搭建商议平台,为村民反馈意见牵线搭桥,引导新乡贤“懂村情、会协商、善议事”,明确履职平台职责定位。探索“百晓三议”模式,即议事会(有事放在会上谈)、议事桌(有理摆在桌面讲)、议事厅(有话当着大家说)。
(3)以德治筑魂,注重精神文化建设
J镇注重村民的道德建设,通过文化活动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依托祠堂与文化大礼堂,通过集体祭祀祖先、“美德在农家”、“新风进万家”等活动,有效地遏制封建迷信和“黄、赌、毒”等不良现象;组织开展文艺晚会、元宵灯会、戏曲表演等活动,以生动活泼的形式有意识地将法制、文明礼仪教育等结合在一起;开辟书籍阅览室,涵盖政治、经济、农业科技、法律、医疗保健、社会生活等,丰富村民业余文化生活,提高村民素质涵养。J镇也通过文化建设助力法治思想的培育。大力开展“民主法治村”建设,通过打造法治公园、法治广场、法治长廊、法治游步道等景观设施,增添“法治”活力。
3、J镇三治融合治理存在问题
近年来,J镇坚持党建引领,积极探索“三格联动”、“新乡贤+”等基层治理举措,充分激发各主体活力,积极构建了一套各要素融合贯通、高效运转的乡村治理新模式。但在实践的过程中,也存在政府统筹包办了较多乡村事务,各村居对党委政府存在较强依赖等问题,“村居自治、社会协同、人人参与”的作用还发挥得不够明显,笔者通过实地调查、问卷调研以及人物专题访谈的过程中,对于J镇进行归纳,发现其中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村组织党建引领力有待加强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振兴。近年来,J镇抓住党建引领产业振兴这个重要引擎,把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将政策、资金、项目和人才相关资源进行整体的整合归纳,取得了一定程度上长足的成效,切实推动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产业振兴的发展优势。但是在调研的过程中也发现在实际的建设过程中J 镇部分村居基层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作用发挥不强,建设不够有力的情况,通过分析J镇的实际情况得出,产生这一现象主要是由以下两个因素造成。
一方面,各村党组织党员人数与学历影响组织质量。由于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核心城区往往具有更大的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加之乡村的教育、医疗、生活配套设施等基础资源相对匮乏,大量年轻人外出就业,导致人才流失严重,村内多是留守老人及儿童,面临无人可用的情况。另一方面,J镇党政干部驻村影响力强。“乡贤+”模式,一定程度使得党政干部在各村中的威信力较强,同样地,使得村党组织公信力偏弱,进而影响了村党组织的决策决议往往不能得到有效执行,在推进工作时常常面临难落实的情况,甚至会出现党的领导虚化弱化现象。
政府法治建设经验不足
自浙江省“法助共富”专项行动实施以来,浙江省认真谋划立法工作的实施,“促进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条例”等56件不同方面的立法项目,创省人大常委会历年立法之最,法规保障各项中心工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提供法律遵循,彰显了浙江以法治护航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决心。政府要推进全民普法。现今社会存在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人与人之间对法的理解存在差异。因此,法治教育依然是道德教化作用中必不可少的环节。政府要在各乡村、街道、社区深化民主法治宣传,推动社会形成“守法律己、依法办事”的浓厚社会氛围,夯实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法治根基。通过对部分村民进行线上访谈的方式了解到,J镇村民在懂法守法意识以及运用法律手段解决具体问题能力两个方面都存在欠缺。
大多数村民对乡村治理有关法律还比较陌生,对于法律的使用还存在被动适应的状态,即只有遇到涉及自身利益的政策处理问题时,由相关工作人员进行解释解答后才完成法律知识的被动接受。这体现着该镇的村民自身学法用法意识不强的原因,还是由于乡镇的普法工作未真正落实到位。政府要推进全民普法。现今社会存在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人与人之间对法的理解存在差异。因此,法治教育依然是道德教化作用中必不可少的环节。政府要在各乡村、街道、社区深化民主法治宣传,推动社会形成“守法律己、依法办事”的浓厚社会氛围,夯实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法治根基。J镇现今在法治普法环节中,仍然只能通过打造法治公园、法治广场、法治长廊、法治游步道等景观设施来增添“法治”活力,仍然浮于表面,不能将法治思想深入村民的内心,体现了政府在法治建设工作中仍有待加强。
精神文明体系受到冲击
乡村不仅要塑形,更要铸魂。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滋润人心、德化人心、凝聚人心的工作,要绵绵用力,下足功夫。要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把农民群众精气神提振起来,要深入推进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深入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教育,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农村,提振农民群众精气神。随着时代发展,乡村的基础物质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村内民众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与此同时,乡村精神文明体系也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在乡村居民思想道德观念、处理事务行为准则,个人价值追求等方面产生了相应变化。
首先,在文明乡村建设中,唯结果论的风气有所抬头。文明示范村、移风易俗、美丽乡村评比等系列新时代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虽然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善村落面貌,但村民在配合自治过程中,难免对于这类工作产生了排斥心理,将其简单定义为“面子工程”。其次,随着自媒体网络发展,造成了掺杂大量不良价值观念的文化涌入乡村社会,乡村精神文明体系面临严峻考验,使得一些原有的乡村优良传统日渐式微。最后,政府部门在相关文化活动的建设中的形式单一。更多的还是以文化礼堂为载体,开展系列活动,在互联网时代的冲击下,这类活动很难吸引大多数村民,需要更多地拓展活动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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