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末政治百弊丛生，但思想上却孕育出不少经世致用的实学理论。黄宗羲融合传统儒学，吸收新观念，形成了自身的法律思想体系，主要以私利的辨析为逻辑起点，阐释其君主观、治法观。通过对黄宗羲法律思想的内容解读，探究其中的现代意义和价值，来为当下法治理念提供传统思想的借鉴。

关键词：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法律思想；治法

一、黄宗羲政治思想的内容概述

《明夷待访录》是黄宗羲阐述其政治法律思想的主要成果，形成了体系化政治法律思想，其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1.逻辑起点：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

首先肯定了个人的私利。“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以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人有自己的私欲，称作“私利”，但公共的利益没有人去主张而获得保护，公共祸患也无法除去。黄宗羲的法律思想以人各有“私”和“利”作为出发点，从理论上并不否定人有“私利”，突破了崇公抑私的现实桎梏，体现出私利关怀。

2.君主观：兴公利，除公害

解决社会公共问题，要有杜绝私利的公共管理者：“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已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人情所欲居也。”

“有人出现，不以一己之私为利，而使天下之人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人释其害。”阐述了理想君主作为管理者的职责和义务。

当君主之私利成为利益导向时，“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有了否定君主存在合理性的突破，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3.君民、君臣观：君为客

黄宗羲认为的君民关系是：“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所经营者，为天下也。”君主应是“客”的位置，要经营和管理天下，唯有“天下为主，君为客”，保持着“客”的地位，天下治理才不会以君主的私人利益作为导向，

君臣之间的关系是：“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黄宗羲以“共曳木之人”比作君臣，“臣道”在于：臣出仕是为了天下百姓，为的是天下百姓的忧乐，怀有天下为公的情怀，既然如此，理想的君主亦是以百姓利益为先，因此没有同为治理者但臣谄媚顺从于君的道理。

二、法律思想：天下之法和“治法治人”

黄宗羲的法律思想中“治法”的内涵更加狭窄，讲究治理之法，主要有天下之法和“治法治人”两个方面。

首先提出“何为治法”，“三代之法，藏天下于天下者也。”理想的治理之法，其目的在于实现天下公利。治理规则需要以天下人的利益为出发点，以天下公利作为导向。

后世之君掌握立法权力，但所立之法皆为私利而立，所以“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此其法可曾有一毫为天下之心哉！而亦可谓之法乎？”把法律作为维护自己权力的工具和手段，未曾考虑到天下人的要求，不可称之为“法”。

关于法的外部特征。“藏天下于天下者也。山泽之利不必尽取之，刑赏之权不疑旁落，贵不在朝廷，贱不在草莽也。”治法之下，在朝廷做官不代表高人一等，平民百姓也不因此低人一等，阐发出一定的平等性。此外，“论者一代有一代之法，子孙以法祖为孝，夫非法之法，前王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创之，后王或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坏之。”治法要具有稳定性，不可因君王私利遭受破坏。

又明确提出：“即论者谓有之人而无之法，吾以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治法独立于治人。从对“治法”的阐述来看，“治法”应是“天下之法”，服务于天下人，“使先王之法而在，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间”。治法应是独立的，不再是依附于君主权威，君主也不能将治法作为维护自家私利的工具。而且“治法”优先于“治人”，“其人是也，则可以无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落网，反害天下。故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当治法有独立地位后，并且是一种天下人利益为基本的法律，那么即使“治人”的各方面因素不稳定，也不会牵累“治法”发挥作用，同样地，有了良好的治法，治人也就能免受其累，更好地发挥才能。由此，黄宗羲治法治人思想对儒家传统进行一定的突破和超越，“治法”取得了优先性的独立地位。

三、评价和反思

有学者判断“黄宗羲的法理论已经具备了法治概念的基本特征，期望赋予法律一种超然重要的地位，其理论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法律不再是实现儒家理念的工具和手段，而是真正具备约束权力作用的规范。”所有人包括统治者都要处在法律之下，黄宗羲的治法观正好符合这样的特点。

黄宗羲提出的“民为主，君为客”，反映出“民贵君轻”对其的影响，虽然强调“君为客”的地位，提出“向使无君”的假设，突破了君为主体的思想，但也局限在对君提出以民为本，天下为公的道德约束。

此外，黄宗羲肯定“私”的存在合理性具有进步意义，但人积极行使权利的主体意识并不明显，有了“私利”，但还没有达到“权利”，且没有完全否定君这一独立的管理者地位，只是对其提出了义务要求。

在社会治理中，若无权力制衡，无权力监督，无法绝对避免个人私利在治理中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在法治建设中，国家、社会治理要依据公平客观的法律，价值选择上要面向人的根本利益和基本权利，在立法程序上，以规范、公开的立法程序确保法律民主，警惕权力者私人利益对于法律的侵蚀。此外，法律需要有人来运行和操作，但作为执法人，也应受到法律的约束，法律居于执法者的上位。

参考文献

[1]黄宗羲.《明夷待访录》[M].孙卫华，校释.长沙：岳麓书社，2011.

[2]李萍，杨勇.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公私观及其现代辨析[J].现代哲学，2020（5）.

[3]刘小平.儒家为何必然需要法治？——黄宗羲的“法”理论及其内在转向[J].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5）.

[4]刘新.黄宗羲民主法治思想评析[J].法学家，2001（2）.

[5]耘耕.黄宗羲“有治法而后有治人”论之再研究[J].法学研究，1992（5）.

作者简介

张玲玲（1998.9—）女，汉族，福建泉州人，苏州大学硕士在读，法律史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