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立足当前我国农村公共服务存在的问题，以新乡贤为核心分析对象，考察新乡贤在参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的重要作用。研究发现，当前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存在资源利用率低、供给碎片化、精准化程度较低、公共文化服务短板明显等问题。而新乡贤作为承接外部资源、动员内部资源的中介，参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能够有效解决上述问题。由此，本文提出推进农村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建议。

关键词：农村公共服务；新乡贤；服务供给

一、研究背景

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由于长期以来由政府包办而利用非政府力量不足，导致其成为乡村振兴过程中的顽疾。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的总目标，对推进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和水平提出了迫切要求。概括而言，农村公共服务包括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多方面公共产品的服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具体而言是指在诸如农村道路交通、水电通信等基础设施和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民生保障类公共服务供给项目上实现均等化。

然而，在政府包办型的供给机制下，尽管政府每年都向农村投入大量的资源，但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仍然面临着资源利用率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碎片化等问题，加之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低起点和低水平，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任重道远。

为了解决农村公共服务供给问题，学界对此展开了诸多探讨。例如，梁健立足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公共性生产逻辑，从价值层面讨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多主体合作和协调的问题，解释其合作的原因。张鹏、高小平基于当前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提出利用数字技术驱动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李燕凌、高猛则提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强化农村公共服务分层分类协同供给、多元主体资金投入、需求识别、信息技术赋能“六位一体”的质量保障机制。总之，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的出发点和建设机制对解决农村公共服务供给问题提出了有效建议。不过，上述研究多是基于宏观或中观的制度机制层面，对于微观的乡村文化特点与公共服务之间的逻辑关系有所忽略。

为了弥补宏观层面研究的不足，部分学者从新乡贤参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层面拓展了农村公共服务研究的视野，使得新乡贤研究热度逐渐提升。新乡贤是指所有德才兼备的、具有奉献精神，为家乡基础设施建设和乡风文明作出一定贡献的典型先进人物，这一称呼囊括多种身份的社会精英，包括退休返乡的政府官员、德高望重的基层干部、才学过人的知识分子、反哺桑梓的商业精英等。尽管我国农村的个体化和原子化趋势在加强，但在今天的乡村社会发展中，新乡贤在凝聚乡村社会发展力量，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方面仍然发挥着独特作用。

传统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熟人社会，每个人都对其伦理关系负有相当义务，这在当前的农村社会中，仍然有着深刻体现。在这样的社会体系中，关系、人情和面子是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关键性概念。其中政府、社会与具体实践主体之间的信任合作关系对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起着重要影响。作为乡土社会的熟人，新乡贤具备乡土社会村民的信任基础；作为在智力、能力、资源方面高于普通民众的社会精英，新乡贤还具有承接外部资源的才能与社会资本，因此是社会力量中推进农村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中流砥柱。基于此，本文试图从利用新乡贤的力量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和质量的角度来分析当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存在的问题，并逐条回应新乡贤对于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最后以新乡贤为切入点，从政府、村委会和新乡贤本身等多主体角度提出发挥新乡贤推进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作用的相关建议。

二、农村公共服务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供给成本高效率低

在我国传统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中，政府往往是包办式的大家长角色，既是农村公共服务的生产者，又是其提供者和安排者。虽然目前我国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已经出现了政府主导、自主供给、委托供给等多种模式。但在大多数农村地区，政府主导型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仍然是主流的模式。这在制度上抑制甚至禁止了其他具有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愿意的私人及社会团体供给农村公共服务的可能性，导致了垄断性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市场的产生。由于我国不同地域自然和经济社会条件存在巨大差异，不同地区农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和感知都是多元化的，这种供需难以协调的情况导致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无法通过单一式的供给方式有效对多样、快速变化的公共服务需求做出及时的反应，充分满足农民群众的需求，加之我国尚未形成权威的公共服务质量评价体系，各级政府部门无法根据地方经济环境资源的具体情况对其公共服务的供给状况作出系统评价，所以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难以避免地存在资源流失和浪费、投入和产出极不对等的问题，造成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效率低下。

（二）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

随着国家治理资源的向基层政府和社会转移、治理权力向基层单位让渡，我国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和供给项目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不过，由于传统官僚制组织的结构性问题和供给主体自利性思维的存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出现了明显的碎片化现象。主要体现在供给主体碎片化、供给决策碎片化两个方面。具体表现为：第一，政府、社会组织及村民自治组织等供给主体重复供给或是分散供给同一种公共服务。第二，政府供给决策存在政治本位偏好，存在主动寻求自身权力最大化和权力与利益相互转化的可能性，忽视了农民应该处于决策地位和农民的需求表达。进而造成村民参与能力不足、动力不够，且受政治依附心理的影响，忽视公共利益，导致供需失衡。结果便是政府和社会等多元供给主体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但是，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责任无法精确定位到某一部门或某一责任人，村民的公共服务需求意愿得不到有效体现，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低效或无效供给。

（三）农村公共服务精准化程度低

传统的由政府供给公共服务的模式往往追求标准化服务，存在标准统一化、差异性不足的问题，无法通过弹性的机制，将既存资源应用于满足农村群体最迫切的需求。区域差距、城乡差距、不同社会群体的差距，使得不同农村的公共服务需求存在巨大差异，对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的需求也大相径庭。我国中西部地区农村经济落后，农民生活水平低，对基本的基础设施、医疗卫生需求是广大农村社区需要解决的服务问题。然而在东部发达地区的农村，农民生活水平较高，基本的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完善，对农村公共服务文化提出了更高的需求。显而易见，两个地区农村的公共服务需求的供给产品和供给方式都不尽相同。目前，我国的公共服务供给倾向于统一化、标准化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导致无法精准定位不同需求层次的农村地区的资源投入均等化，从而造成不同区域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资源的浪费与重复利用。

（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短板明显

农村文化事业是农村公共服务的基本内容之一，而农村“文化断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不足已经成为解决我国农村公共服务问题的瓶颈。随着脱贫攻坚的完成，我国农村的公共服务设施已经日臻完善，中西部落后农村的基础设施以及基本的医疗卫生、学校教育、文化娱乐等基本公共服务数量和质量均有所增强。然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与公共工程、公共设施等物质性基本公共服务不同，受文化本身多样化、异质性强等基本属性的影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既面临着满足不同地区农民多元化文化需求的困境，也面临着农民主动参与文化活动动力不足、积极性不高的难题。因而在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存在明显短板。另外，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长期过程，也是一个随着社会发展而需要不断调整的过程，然而基层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产品同质性强，对公众吸引力低，农民无法从农村公共文化活动中获得精神满足，导致农民对公共文化服务的参与度低、热情也不高，与城市相比呈现严重不均衡现象，农民的精神世界“空虚”和价值观念“失范”现象亟待解决。

三、新乡贤与农村公共服务问题的解决

（一）新乡贤与资源利用率的提升

新乡贤对资源利用的提升分为吸引外部资源和有效动员内部资源两个层面。在吸引外部资源的层面，新乡贤当中很多人或者是退休的政府官员、本地成功的企业家或者是其他行业的成功人士，他们拥有较强的社交能力、丰富的社交经验以及广阔的外部视野，具有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影响力，因而受到当地政府和社会的信赖，在与外界的个体或组织互动中容易被接纳和认同，从而为村庄吸引到更多政策性和公益性外部资源的注入。在内部资源动员层面，新乡贤能够调动自身持有的社会资本，盘活乡村已有资源，并将其就地转化为村民急需的公共产品与服务，在利用现有资源增加原有公共服务的内容同时提高其供给效率，从而降低村庄对政府供给型公共服务的依赖。

（二）新乡贤与供给碎片化的解决

新乡贤是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社会力量，也是联动不同层次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关键枢纽。这一群体自身拥有的经济和社会资源较为丰富，同时，这一群体由于自身的经济社会资本往往和政府工作人员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受到政府组织的信赖。新乡贤还能利用乡情纽带，联络在外地的新乡贤，呼吁其一起参与对家乡的支持和反哺行动。此外，这一群体还能通过道义整合，在精神层面引领乡村发展，激发村民主动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热情和主动性。中国人的成就动机来源于“在归属中发展”所带来的深厚人生意义。新乡贤“回嵌村社”，将人生意义与乡村发展的利益结合起来，通过反哺村民将个人主义价值实现与村庄发展和村民富裕相联系。这种人生成就观，成为新乡贤参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内生动力，也对村民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新乡贤与农民具有共同生活环境、文化背景，更能引起农民的信赖和自发模范，使得新乡贤在供给农村公共服务的过程中，能够通过造血的方式，增强农民生计资本，提高乡村整体获得和享用公共服务的能力，通过其自给自足的方式满足自身多样化的公共服务需求，激活农民对于农村公共服务的主人翁意识。

（三）新乡贤与公共服务精准供给

从新乡贤自身的感知能力而言，在乡村熟人社会中，新乡贤可以通过自身对农村社区的了解以及与村民的密切沟通交流，根据农民的紧迫需求进行公共服务的精准供给。在实践中，新乡贤根据自身资源配备情况、村民意愿需求和农村社会发展程度来选择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项目、协调农村公共服务供给速度，将政府供给的资金和技术资源与自身的知识和道德资源相结合，转化为具体的公共服务产品，供给农村社会。由新乡贤供给的农村公共服务产品，能够满足村民最迫切的服务需求，所以其供给的绩效往往较高，有效提高了村民获取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从现代信息技术的角度而言，在大数据时代，新乡贤对新的技术手段和农村的公共服务需求均较为了解，其自身或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成员能够有效结合技术手段和自身对农村公共服务需求的感知，打破“一刀切”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根据不同村庄的个性化需求，利用大数据技术及时匹配公共服务供需信息，以社会问题和需求为靶向，及时有效地调动各类资源，实现资源的整合，及时满足当地农村社区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使公共服务更具“精准性”。

（四）新乡贤与公共文化服务改善

新乡贤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活动相较于政府更具优势。首先，新乡贤由于其社会经历和自身资源属性，具有良好的经济条件与知识素养，更了解国家对于农村文化服务的政策，能够充分展现政府对农村公共服务的初心，新乡贤还拥有强大的人脉资源，可以将外部社会的新思想、新文化、新活动引入农村内部，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其次，新乡贤来自农民群体之中，他们更能了解农民的文化需求，能够在村民意识到自己的需求之前，发掘其潜在需求，唤醒其文化意识。农民对新乡贤往往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在新乡贤引领、辐射作用的引导下，由他们发起的群众文化活动更能吸引当地村民的主动参与，也更能符合农民需求，有利于培育农民参与农村公共服务的主体意识。同时，通过对村民纠纷的调解，新乡贤可以发现村民内部矛盾冲突的根源，规范村民行为，帮助树立文明乡风。

四、结束语

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是社会发展的潮流，其中新乡贤已经成为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内生动力。新乡贤参与农村公共服务能够提高公共服务资源的利用率、解决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问题、提高农村公共服务精准供给程度、改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政府应该做好保障工作，推动建立新乡贤参与农村公共服务的长效机制；村委会则应该积极与新乡贤协调配合，增强整合力量；新乡贤自身要加强组织力量并增强认同感和归属感。要充分发挥新乡贤的力量，加强基层政府和村干部、村民对新乡贤行动的配合意识，形成“政府—新乡贤—农民”良性互动格局。

需要注意的是，新乡贤供给农村公共服务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因此在鼓励和支持新乡贤行动的同时，也需要加强对新乡贤的引导和约束。一方面，新乡贤在供给农村公共服务的过程中也面临着来自村级组织和农民的阻碍，另一方面，他们自身的私人动机有可能破坏乡村公共权威与乡村治理体系。因此，政府和社会既要为新乡贤参与农村公共服务提供支持，也需要综合利用正式规范和非正式规范约束新乡贤的行为，推动新乡贤成长为持续有效推进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群体性力量。

参考文献

[1]贾康，孙洁.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提供机制的研究[J].管理世界，2006（12）：60-66.

[2]陈浩，王皓月.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内涵阐释与策略演化[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2，32（10）：183-196.

[3]梁健.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公共性生产逻辑[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3）：119-127.

[4]张鹏，高小平.数字技术驱动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基于农村的实践与优化策略[J].理论与改革，2022（05）：82-93+149-150.

[5]李燕凌，高猛.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结构视域、内在逻辑与现实进路[J].行政论坛，2021，28（01）：18-27.

[6]范周.中国文化产业研究丛书数字经济下的文化创意革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435.

[7]金耀基.关系和网络的建构：一个社会学的诠释[J].二十一世纪，1992（12）：143-157.

[8]汪锦军.农村公共服务提供：超越碎片化的协同供给之道[J].经济体制改革，2011（3）：62-67.

[9]陈世伟.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参与机制构建研究[J].求实，2010（01）：90-93.

[10]苏志豪，何慧丽.乡村建设背景下新乡贤参与农村公共服务研究——以闽南三村为例[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No.235（04）：72-84+171-172.

作者简介

郭宜霖（2000.3-）男，汉族，山东省临沂人，学生，硕士，江南大学，研究方向：农村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