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寻根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股重要的文学思潮，推动时代背景下的中国文学走向新的审美态势。寻根文学的产生有着特殊的文化现实背景，对当代文学的发展有着深刻的现实价值。本文通过探讨“文学寻根”思潮的兴起、当代寻根文学的审美特征及其现实价值三方面对中国当代寻根文学思潮做出论述。

关键词：寻根文学；传统文化；审美特征；现实价值

寻根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的一股重要的文学思潮。所谓寻根文学，寻的就是民族传统文化之根。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中提到：“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说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1]“寻根文学”的出现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现实条件。在经济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人民生活稳定祥和，使人们能够静下心来去思考“从哪来”这一问题。同时，人们对被否认的文学经典表现出新的认同，促使文学创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发现。通过研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出现的韩少功的《月兰》、阿城《棋王》、王安忆《小鲍庄》等文学作品可以发现，它们都体现出了作者鲜明的理性主义和崇高的人文价值的追求，表达了对新生活文化形态的期待，展现了当代文学新的审美态势。本文通过对当代寻根文学的兴起背景、审美特征及其现实价值三方面进行梳理，阐述中国当代寻根文学思潮发展概况。

一、“寻根文学”思潮的兴起

对寻根文学思潮兴起因素的探寻，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社会现实状况，从而进一步回到过去，根据当时作家创作的现实背景去剖析寻根作家创作的主题和其创作审美态势的发展。通过阅读前人文献可以发现，寻根文学的兴起受到国内国外大环境的双重影响。

国内社会环境的改变和文学回应时代的呼唤是“寻根文学”兴起的必然趋势。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全球新技术革命的出现，使全球经济得到了更好的发展，但在“经济创伤”和国际竞争的双重压力下，70年代后期，我国实施经济改革与开放政策，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发展。80年代末，中国改革全面、深入、快速。全面变革是80年代末文学变革的大背景，这也为新时代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与动力。

与此同时，在思想文化方面，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反思”“伤痕”文学开始对“反右”和“文革”进行批评的时候，相对单一的政治观点显然限制了文学向更深层次的发展，而其规范又对其“活动范围”进行了限定，可以说，文学在某种程度上被“伤痕”和“反思”所束缚。随着经济建设，中国逐步走向世界语境，国外拉美文学作品的频繁获奖、西方文化思想的输入，给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带来创作压力，激起他们的创作激情与欲望。面对西方现代思想文化和其他创作经验的技巧输入，在国内知识界也掀起了两派大讨论：一种是认为西方现代化进程超前，应该学习模仿借鉴他们的文化经验，还有一种则坚持各国的现实情况有所差异，文化发展水平也有不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发展经验于我国而言并不适用。在国内经济形势向好的同时，应该如何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传承，进一步展现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魅力成了知识分子前扑后继的时代课题，于是在当时的文化领域兴起了一股文化研究热潮。“文化热”是一种政治和历史的省察，把80年代早期的知识分子的全部政治热情视为一种工具，也就是说，80年代的启蒙意识是以文化的隐喻表现出来的，寻根文学成为了一种探索新的文学超越的尝试，是在政治意识形态处于危机的紧要关头，寻找一种崭新的意义话语。

“任何文学创作都是以作家的个体生命体验为基础，去展现作家感受、认知和想象的世界、人生。”[2]寻根文学的发生同样与其创作主体的时代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上世纪八十年代，韩少功、阿城等经历上山下乡的知情作家群体自发地进行集体创作，通过不同的途径诉说着各自关于“寻根文学”的口号。他们尝试在所处的偏远山区中寻找民族文化的“根”，用真实的生活经历来对“根”进行独到的阐释。新时期郑万隆的《黄烟》《空山》、阿城“三王”系列、韩少功《爸爸爸》《归去来》、张承志《北方的河》等作品，作家从“知青”经验出发，挖掘出了乡村民间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和原始文化。他们一边通过探索时代的“根”想要去找到民族文化的“根”，一边又思考着民族命运的未来。

总之，在当代国内国外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们一面颠覆了固有的文化精神家园，一面也不再满足于作品的表面化与世俗化，而是响应着"文学创作应该回应时代"的声音，从作品中去追寻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去追寻自我之源，也去追寻中华民族传统文明之根。

二、当代寻根文学的审美特征——追寻精神自我与坚守传统文化

与其他文学思潮不同，以往中国文学曾经片面强调文学的社会因素而忽视文化因素，因而在韩少功提出“文学有根“的主张后，作家们自觉受到吸引，试图通过挖掘和重新理解民族文化的心理，来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演变、地域特征以及当代重构的可能性。汪曾祺80年代初的言论和短篇《受戒》《大淖记事》等被追溯为文学寻根思潮的源头，在这一思潮影响扩大的情况下，被列入寻根文学名下的作品骤增，包括贾平凹的“商周系列”、阿城的《棋王》、韩少功的《爸爸爸》等等。韩少功认为：“乡土中所凝结的传统文化，更多地属于不规范之列。俚语、野史、传说、笑料、民歌、神怪故事、习惯风俗、性爱方式等等，其中大部分鲜见于经典，不入正宗，更多的显示出生命的自然面貌。”[1]这类貌似非正统的民间文化与文学，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再认识，唤醒其深层的历史美学自觉，值得文学创作者们关注。

（一）关注个体本身，重视“人”的价值

李泽厚在论述多元趋向的新时期文学时说：“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时代。人的启蒙，人的觉醒，人道主义，人性复归……都围绕着感性血肉的个体，从作为理性异化的神的践踏蹂躏下要求解放出来的主题旋转。‘人啊，人’的呐喊遍及了各个领域、各个方面。”[3]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是对“人”的发现和探索，寻根文学更是如此，他们关注个体本身，重视“人”的价值。

纵观王安忆小说创作周期不难发现，在她的小说中出现了很多关于“异乡人”的抒写。在《富萍》中刻画的在上海的几类移民形象、在《本次列车终点》里，提出“知青回城后该怎么办”问题，关注主人公陈信的返乡经历、短篇小说《保姆们》中刻画的四个性格各不相同的外地保姆等等，在创作中，王安忆把目光投向了都市中的“外来”人群，关注他们的生存状况和精神世界，用一种“平等”的心态来描述自己的生命和生命，表现出鲜明的人文立场。王安忆认为大的历史也是从日常生活中建立起来的，因此，她对日常生活十分关注。她笔下的外地人在生活中表现出强烈的求生意志，在生活中建立自己的价值意识，使自己活得充实而自强。在她的作品中，那些坚强、务实、独立的“异乡人”，反映了她对“人”在多重环境中如何生存的反思，以及对个人的人生价值的确认和重构。

此外，在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姥儿》中，展现了主人公福奎勇毅，充满自由的渔人生活；在阿城的《遍地风流》中，将笔锋指向骑手和赶马的汉子们，展现原始而狂野的力量……寻根文学在变化的文化语境中始终关注生命个体，充分注意到“人”的复杂性，使文学创作得到进一步的突破与发展，在文学思潮的角逐中，寻根文学作品展现出更强的生命力。

（二）文化反思与坚守传统文化

在关注个体生命价值的同时，寻根文学创作者对传统文化也有着不同的态度：一些作家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留恋和痴迷，展现出文化守成的心态，另一些创作者则认为对待传统文化应该理性的批判和继承，进行相应的文化反思。

韩少功被认为是倡导“寻根文学”的主将。他认为，文学审美需要历史因素，需要重铸民族自我。在这个层面上，可以说韩少功是重新挖掘了“楚文化”的内涵，并以此作为写作的精神依据，创作了《归去来》《爸爸爸》《女女女》等多篇带有这种文学理论探索意味的小说。小说《爸爸爸》以冷静的口吻讲述了发生在封闭村落鸡头寨的现代传说，鸡头寨是一个闭塞保守的村寨，保留着很多奇特诡异的风俗习惯，生活着一群保守愚昧的村民，丙崽就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病态婴儿，仅会两句人类的语言，对一切都处于无知盲目的状态，他终日受人欺辱，村民们对他没有同情，只有嫌弃，荒诞的是，这样的丙崽，却一度被村民视作通灵的存在而受到顶礼膜拜，并在身上包含着愚昧、顽固、孱弱、痴呆、丑陋的生命状态是鸡头寨愚昧落后的表现，他被韩少功视为民族文化劣根性的象征。小说的叙述语调沉重古朴，整体的气氛则阴沉、压抑，显示了作者的悲观态度，通过写作《爸爸爸》，韩少功试图从丙崽身上找到这个时代之所以单调、愚昧、顽固不化的原因，上世纪90年代以后，韩少功在小说艺术形式上进行了新的探索，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和《暗示》是这种先锋色彩实验的结果，他们都带有思辨的倾向。

阿城被称为是传统文化的掘井人，他小说的选材对象则大多于文革中的具体的人和事，他的三王系列小说以及《遍地风流》等作品，都是以知情或文革中的人为描写对象的。不过，阿城的创作虽然具有怀旧的因素，但还是对时代的荒谬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阿城的语言平中见奇，短而隽永，身怀绝技却惜墨如金。丰厚的文化沉淀和良好的语言感觉，使他比同时代作家呈现出对于“文革”历史经验更好的叙事能力。在小说《棋王》中，阿城塑造了王一生这一人物形象，并且表现了这个人物在生活中最重要的两件大事——下棋、吃饭。其中，吃是物质上的需要，而棋则是精神上的需要。王一生家境贫寒，在饥饿中长大，他总是将精力放在寻觅食物上，同时他也是一个棋呆子，他在精神上的最大享受就是下棋，每当饥饿难耐的时候，王一生总是在下棋中获得暂时的逃避，王一生不在意虚名，为了学到真正的技艺，愿意拜捡垃圾的老头为师，《棋王》的最后，王一生以一抵九与人对弈，最终大获全胜。在小说里，王一生充分沉浸在棋的世界中，将灵魂与棋道相融，其精神境界内涵，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学色彩，在乱世中，他提倡的是一种淡泊名利的超脱。在小说中，阿城使用了很多传统小说叙事笔法，虚实相生的表现了棋王王一生的一生。小说中对棋道出神入化的描述，更是出人意料引人入胜。阿城的写作融入了他关于古典文人和精神道统的影响，希望在文化贫瘠和思想孱弱的无根时代，能够起到一些救赎的作用。在审美价值和高贵灵魂旁落的时代，他希冀通过展示王一生的精神境界来隐喻卑贱的生命景况也可以实现灵魂的升华。他的创作理念呈现出一种融合了传统文化和现实生活的融合，显示出传统文化依然坚韧，充满生机与活力。

（三）直觉与想象的审美方式

文学创作“重要的是感觉。它比理性的理解在记忆中留下更深的刻印。”[4]

寻根文学作家创作非常注重感知的直觉。这种美学风格的根源在于对中国传统的老庄哲学、禅宗等一系列的玄妙感觉的追求，从而达到一种独特的艺术效果。张承志在《黑骏马》中就直接借用了一首古老的蒙古民歌《钢嘎·哈拉》，将生命和爱情的悲剧继续下去；阿城在《棋王》中巧妙地融入了道家“无为”的思想，在他的作品中体现了一种朴素的、崇尚直觉的、注重经验的感知；贾平凹在《商州又录》中则以一种恬淡娴静的美学姿态，以一种极高的艺术直觉感受着商洛的人文气息；韩少功虽然极力反对传统的惰性，但在思想层面上，他从来没有提出过理性的分析，也没有提出新的建议，在这种符号化的文化背景下，人们的行为和命运，似乎都是凭直觉和感觉来决定的。

寻根作家的创作重点不在于探究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们要给小说留下最大的空间和空间。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才会将精神指向神话式思维，制造出最强烈的幻觉。小说中的环境和人物的存在，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定的虚幻。不管是《爸爸爸》中的描绘的孤僻山村，还是冥固不灵的丙崽，抑或是《小鲍庄》中的“仁义”的村庄、鲍秉义、鲍五爷等形象的塑造，都给人一种神话想象般的感觉。尤其是在小说《棋王》中，“一种很古的东西涌上来……平时十分佩服的项羽，刘邦都在目瞪口呆，倒是尸横遍野的那些黑脸士兵，从地下爬起来，哑了喉咙，慢慢移动。一个樵夫，提了斧在野唱。”这是阿城作品思想中展现出来的想象，突破了时空的距离，正如郑万隆所言“远古和现在同构并存。”[5]

总而言之，寻根文学一方面关注“人”的精神，不断地在创作中发掘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并选择批判地继承，另一方面直觉与想象的审美态势也在作家的创作实践中不断被探索运用。寻根文学实现了在时代背景下文学新的审美超越，让理性的思考逐渐成为主流，不断发现“时代的根”，不断探寻“文学的根”。

三、当代寻根文学的现实价值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熊修雨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寻根文学以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掘为宗旨，使文学中的文化书写一跃成为文学表达的中心，在客观上恢复了当代文学的文化意识。这可以说是寻根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贡献。”[6]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寻根文学以文化与政治相抗衡，从而使文学从“工具”的文学观中解脱出来，真正确立了“人”的主体性，不再受一定的政治经济环境的限制，而是在广阔的自然文化环境中，从广阔的文化环境中，从更广阔的文化环境中去认识“人”，认识“人”，才能充分认识“人”的丰富与复杂，从而使文学变得更为深厚，也更富有活力，这是文学自觉的一个显著体现。

其次，它突破了长久以来的单一的社会和政治视野，使“传统文化”成为当文学的一个新的话语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寻根文学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一种坚持与复兴。这种坚守和复兴与国家富强、民族繁荣和人民幸福密切相关，在历史前进中展现出强大生命力。因此，寻根文学对于推进我们民族文化自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积极作用。此外，寻根文学对于当今社会中某些不健康现象具有一定的批判作用。这种批判是积极而有建设性的批判，其批判力量也来自于传统文学中蕴含的对民族、社会以及个人精神世界进行深入思考之精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发掘，使作家在现实生活中更加关注社会、关注民生，以此来提升作家个人的思想境界和艺术修养。

最后，它能给作家个人带来强烈的创作激情和创作冲动。在以市场为主导、经济至上的当代文学中，寻根文学是具有极大吸引力和感染力的。但是由于这种类型小说往往带有明显或强烈的商业性色彩，所以读者也会感到有些困惑。但是通过分析后发现其中隐含着一种潜在意义上的审美趣味——“怀旧风”，对于当下文学创作来说有着不可低估、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

总之，从根本上说寻根文学对当代文学有其积极意义；它也是一种有益于丰富中国当代文学内涵、提升中国当代文学品格、提升中国当代作家审美趣味、提升中国当代读者审美能力、丰富人们精神生活以及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有积极作用。

四、结语

寻根文学作品就好似一本本时代回忆录，它记录着那个时代的变化发展，让我们能够发现“时代的根”，找到“文学的根”。本文通过对中国当代寻根文学思潮兴起背景、审美态势的研究，进一步论述当代寻根文学的现实价值，激起大众心中关于“文学的根”的向往与热爱。当代寻根文学中蕴含着的自然淳朴而又不乏温情的生存姿态，让人们能够感受到人性的本真，在这种美好情感的长期浸染下，能够进一步推进我们深度认识社会，贴近生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对寻根文学内在文学精神的传承这一过程任重而道远，我们关于寻根文学价值的追寻与实践将随着时代的脚步迈向新的未来。

参考文献

[1]熊修雨.中国当代寻根文学思潮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2]张太兵.论“寻根文学”的兴起[J].巢湖学院学报，2009，11（04）：50-54.

[3]袁文杰.论“寻根文学”的审美特征[J].广西师院学报，1997（01）：32-39.

[4]孙莹.论寻根文学发生的历史语境[J].名作欣赏，2016（9）：130-134.

[5]范立红.在广阔的文化时空中认识“人”的生命状态——关于“寻根文学”的历史反思[J].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学报，2017，35（4）：95-98.

[6]常慧.寻根文学思潮的解读——以韩少功的《爸爸爸》为例[J].北方文学，2020（33）：8-9+33.

[7]樊星.当代文学研究的“寻根”成果——序张卫中《新时期小说的流变与中国传统文化》[J].徐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02）：65-68.

[8]米思琪.新时期寻根小说再思考[D].浙江师范大学.

[9]杨梦.寻根文学对传统文化的找寻与反思[D].辽宁师范大学，2020.

注释

[1]引自韩少功.文学的根[J].作家，1985（4）.

[2]引自蔡毅.创造之秘——文学创作发生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31.

[3]引自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8：270.

[4]引自郑万隆.我的根[J].上海文学，1985（5）.

[5]引自袁文杰.论“寻根文学”的审美特征[J].广西师院学报，1997（1）.

[6]引自明海英.寻根文学深刻影响当代文学发展走向[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1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