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推动市场化改革，使社会力量得到激发，政治的制度化、文化的世俗化和社会的多元化得到拉动，社会变革广泛。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社会变革和发展是在国家、市场的力量双重压力下展开的，从宏观角度看，社会空间的转变，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表征。其中，社区制代替了原来的单位制，重新划分了社会阶层；第三部门开始兴起，社会在阶层、空间上不断变化。中国社会空间在这一些列的社会变革中开始不断增长，社会现代化特征逐渐明显。

关键词：市场化；社会空间；多维面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推动市场化改革，使社会力量得到激发，政治的制度化、文化的世俗化和社会的多元化得到拉动，社会变革广泛。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社会变革和发展是在国家、市场的力量双重压力下展开的，从宏观角度看，社会空间的转变，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表征。其中，社区制代替了原来的单位制，重新划分了社会阶层；第三部门开始兴起，社会在阶层、空间上不断变化。中国社会空间在这一些列的社会变革中开始不断增长，社会现代化特征逐渐明显。

一、政治化程度高的社会形态：“总体性社会”

如果从广义上看，现代社会中的社会系统、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之间存在着内在交流机制。同时三大系统又是自成一体的，特点各不相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取得了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在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下，为了缓解国内不稳定因素，建立了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形态，有研究学者将这种社会形态称之为“总体性社会”。在这种“总体性社会”，国家和政府对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各种公共资源的全面垄断，政治统治的高度集中，与经济和意识形态高度重合，国家政权对社会控制是全方位的。

“总体性社会”是一个高度融合和集约化的社会，整个社会生活几乎完全依靠国家权力来推动。这种社会体制对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刚夺取的新政权巩固和发展有一定的积极和推动作用。在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政权根基未稳，面临着敌对势力尤其是国民党及残留份子的颠覆、破坏等情况，国家有必要加强政权对全社会的控制力量，有利于国家集中全国性资源从事重点或者重大战略工程建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在“总体性社会”下，国家职能可以扩展到社会的任何一个领域，公共权力对社会和个人生活的控制是全方位的。在此背景下，一般的国家、社会分界和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界是不存在的。因此，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经济主体单一性的特征，社会的均质性很强，人们的利益追求与国家经济体制安排密切相关，具有低部分化和过度整合的特征。

但是，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的日益巩固，对社会全面干预的控制方式渐渐地暴露其负面影响。这种全国一盘棋，不分时间、空间和历史条件片面一刀切的“总体性社会”结果影响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创造性及活力的发挥，导致了社会形态的扭曲。“文革”就是这种状况引发的历史灾难，以政治逻辑统摄一切社会领域，这说明“总体性社会”模式已逐步不再适应当时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多元化：市场经济推动下的社会变迁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年11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实行“分田到户、自负盈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包干），拉开了中国对内改革的大幕。1979年7月15日，中央正式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迈开改革开放的历史步伐，对外开放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解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解脱了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大规模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极大影响了城市社会结构。同时，伴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城市居民的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改变，公职人员辞职下海经商出现热潮，第一批个体户和私营业主开始显现，个人经济发展机会多元，受国家和单位的影响程度变小。新体制下，人们的经济行为和意识形态开始出现变化，原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系统相互嵌套整合的体系开始出现松动，新的公民互动机制和社会空间开始显现。出现这一些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的主动退出，“减政、放权和让利”。可以说，改革后中国社会的发展是以国家的退出为起点的，因此，社会空间的发展呈现出强烈的自发性和自然性。

国家退出后，政府开始放权，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空间的重新构建。这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对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公民的经济社会生活从国家体系剥离开来，公民的私人生活开始独立，公民开始注重私人领域生活，与国家、单位领域分开。这样，现代社会空间成长的出发点，以公民的私人领域开始独立于国家的公民私域的出现为标志。第二，市场经济的发展，开始凸显出公民横向联合和合作的作用。由于经济活动的需要，公民在市场经济中出现合作行为。社会合作的纽带，是市场经济顺利运作的重要前提。市场经济发育后出现的协作组织和中间组织，成为现代社会组织形成的重要模板。可以说，市场经济为现代社会成长提供了基本的动力。第三，市场经济的运作，对社会结构的转型影响也是根本性的。由于经济生活的分化，产生了个人社会的差异。

三、市场化推动下的多维社会空间转型分析

（一）从单位制到社区制：社会转型的去向

改革开放前，我国政府主要采取“单位制”的方式进行国家治理。在城市中，单位表现为城市企事业单位；在乡村地区，单位就是兼具生产和政府管理职能的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体制。在改革开放前，我国采取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生产资料归劳动者共同占有的公有制经济形势，社会的基本组成单元是各类公有制的单位。国家进行社会管理主要依靠这一“单位”和组织中介。单位在社会管理中发挥着政府动员、经济发展、社会控制等三方面的职能。单位组织不仅是生产组织，而且还履行着政治和社会职能。这一机制主要有如下特征：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基础，政治、经济、社会的一体化，“国家—单位—个人”的纵向社会联结模式，蜂巢型和同质化的社会结构，组织依附和温情的父爱主义，呈现出“职住同一”的空间结构。从个人而言，改革开放前的单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一个人的单位，往往决定其经济收入、社会福利状况甚至社会地位等，个人成为名副其实的“单位人”。计划经济是单位制形成的社会基础，单位组织成为城市群体和个人获取生存和发展的必需资源的唯一渠道。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单位制发挥了积极的发用，但不可避免的形成了“总体性社会”，产生了个人依赖性人格。

改革开放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取代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迁，造成了的深刻社会影响。社会管理中的“单位制”发不再适应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随之逐渐被淘汰，“单位人”转变成“社会人”、“社区人”。人们不再依靠计划经济下的单位来解决个人生活需求问题，更多的依赖社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中的单位纷纷将精力转向市场经济下的生产经营活动，开始很少承担政治职能和社会，职能向社区转移，这成为一个普遍的选择。单位职能的溢出和向社会的转移，凸显出原本属于补充地位的基层社区体制的重要性。在1990年左右，我国大中城市掀起了社区建设的热潮，民政部在26个城市设立了“全国社区建设试验区”，包括在北京、上海、天津、沈阳、武汉、青岛等城市。同时，民主选举在广大农村地区开始展开，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进一步得到加强。国家策略的转变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基层社区的已经逐步代替各类单位，成为社会管理的基本单元。

改革开放以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单位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区制的转变，表明我国的基本社会结构已经发生转变。单位逐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生产和经营，单位的社会效应逐渐消失。个人的社会空间和制度安排发生了重大变化，已经从“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新的社会空间开始显形，给国家治理提出了新的命题。

（二）从“总体性社会”到社会分层；多元社会的塑造

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存在社会差异。但是，国家体制和社会结构不同的情况下，社会分层会会所不一样，产生不同的社会表现和社会后果。在单位社会中，单位内部同样存在着等级和科层体系。在单位体制下，社会差异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种社会差异存在于单位层级之间，以及不同性质的单位之间，单位时代时的社会差异小；其次，单位体制的社会具有阻隔效益，社会差异被分割在一个个小的单元中，减少了跨越单位边界的，社会意义上的社会分层现象，从而降低了社会分化的冲击力。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单位制社会治理模式逐渐淡化，我国的社会分层开始发展演化，呈现出单位制不同的特征。著名学者陆学艺在研究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问题，将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的基本形态分为十个社会阶层和五种社会地位等级组成。在社会分层中，出现了贫富分化和的现象。但在社会空间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分层的积极意义占主体。社会分层是以承认个体和社会群体利益为基础，在社会规则和法律法规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由社会运作而产生的社会后果。因此，社会分层体现了社会公平、公正原则。其次，社会分层加剧了社会流动的机会，通过个人的努力，可以提高个人社会层级，提升接触档次。社会分层推动了社会利益的多样化，有利于形成多样社会。当然，目前我国的社会分层还是初步的，社会利益结构处于不稳定中，一个多元社会处于形成中。

（三）“社团革命”与“第三部门”：社会空间新的组织形式

著名学者的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萨拉蒙（Lester Salamon）曾有一个论断：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了“社团革命”的时代，第三部门理论开始兴起。萨拉蒙提出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五个特征：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90年代以来，非营利性和与非政府性社团组织开始兴起并在我国社会治理中发挥目益重要的作用。其形式从市场中介组织到行业自律组织、草根性的公民自愿和互助、娱乐组织，到开始进入中国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中国社会组织蓝皮书：中国社会组织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共有社会组织89.13万家，从业人员1100万人，资产总规模超过5800亿元。覆盖了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有社会团体37万多家，民办非企业单位（比如：民办幼儿园、学校等）51万多家，基金会近1万家。这些组织在我国教育、经济、文化、社会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已经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第三部门兴起是伴随着一定的路径选择的。在部门经济与传统的政府管理体制下，市场中介组织挂靠政府管理部门，成为准行政机构。随着政府体制改革的深化，这些准政府机构性质的中介组织，开始与政府部门脱钩，自行处理组织的人事、业务与财政等事物，中介组织开始从政府独立出来，构成中国第三部门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此，由于社会生活从单位体制下分离出来，人们的社会生活逐步独立和成熟。一方面，公民的志愿精神开始弘扬，开始自发的形成有组织的公民志愿活动，出现草根性的公民自愿组织；另一方面，由于人们社会生活中相互协助，以及集体娱乐等实际需要，出现自发的民间互助和娱乐性组织。第三部门的兴起是社会空间的一种新组织形式。在民间组织的框架下，民间志愿精神被组织起来。第三部门的成长，将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石。

市场化推动下的中国区域社会空间的多维面向分析，实质上所涉及的重要内容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取向。在国家与社会对局问题上，大致有以下几种不同的排列方式：强国家与弱社会、强国家与强社会、弱国家与弱社会、弱国家与强社会。市场化改革前的中国是“强国家、弱社会”的模式，市场化改革后，中国社会空间成长起米。北京大学国家关系学院政治学教授唐士其认为国家社会双强模式，是后发国家政治与社会发展的最佳选择。社会空间的多维面向成长，将成为中国社会发展与政治参与的长期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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