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0年7月23日到1951年底，南京百万人民在中共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响应中共中央关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从爱国主义教育的宣传学习到自觉签订爱国公约，南京百万人民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指引下奋发工作、踊跃参军参战、捐款捐物，为下一阶段爱国卫生运动奠定良好基础，以极大的劳动热情保障抗美援朝的胜利，更推动了南京社会经济秩序的恢复与发展。

关键词：抗美援朝运动；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精神；南京市

基金项目：2023年度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KYCX23_0594）

1950年7月23日，南京人民在中共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响应中共中央关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开展了历时约3年，成果斐然的抗美援朝运动。从爱国主义教育的宣传到签订爱国公约，南京百万人民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指引下奋发工作、踊跃参军参战、捐款捐物，以极大的劳动热情推动了南京社会经济秩序的恢复与发展。

一、南京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现实必要

面对突然爆发的朝鲜战争，少部分人坚定地赞成抗战，但更多的则对中国参战的疑惑与不解。有的认为：“苏联都不敢出兵，我们出兵，是惹火烧身，自找苦吃”“美国有原子弹，我们能打过美国吗？”等。[1]还有的产生了“美国鬼子不会打到中国来”“朝鲜隔我们远着呢，何必多管闲事”[2]等消极观念。国民党临撤退时在南京各区埋伏下一大批特务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这些人相互勾结，趁战争之际张贴反革命标语，这些流言蜚语一时间更加重了民众的不安心理，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秩序。

除了普遍的畏战厌战，亲美崇美也成为当时南京社会部分阶层的普遍思想。1950年11月间，金陵大学哲学系教授芮陶庵和农业工程系教授林查理发表“没有别的国家侵略美国的话，美国决不会侵略别的国家”如此谬论[3]；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社会系的美籍教授费睿思曾将“美国出兵朝鲜”改为“联合国出兵朝鲜”。[4]部分教会学校的学生认为美国在中国建立的学校、医院是为了帮助中国走出落后愚昧的状态，因而对美国颇为崇拜。

可以说，民众的思想状态是我党决定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直接因素。必须使全国人民了解出国作战的必要性和正义性，充分发挥人民的积极作用，极力激发民众的爱国情感。这不仅是克服敌我装备悬殊造成的困难的核心方法，也是我们取得战争胜利的强大保障。

二、南京爱国主义教育开展的具体内容

在南京市委、南京抗美援朝分会的领导和动员下，市各区委联合各民主党派在工、农、学术界、工商界、妇女等社会各界开展循序渐进、特点鲜明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

1、全市开展大规模抗美援朝宣传教育

南京市的爱国主义教育首先是在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南京分会的领导下开展的。1950年7月23日至8月1日，该分会在南京市开展了为期一周的反侵略宣传运动。活动共3场大规模的动员讲座，同时配置了大幅霓虹灯宣传图和千幅以上的漫画流动展览吸引群众参观学习，为下一阶段的宣传教育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1950年10月26日，中国抗美援朝总会南京分会于11月4日正式合并成立并直接指导南京的抗美援朝运动。在分会的领导下，党政机关和各级单位的干部积极开展宣传教育工作，通过召开动员会、座谈会、乘凉晚会，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和宣传画等活动向民众们宣传爱国主义。

1951年3月26日，志愿军代表柴川若、董乐辅、窦少毅三位同志来到南京作报告，历时8日，先后开展21场报告会，直接动员人数达34.15万人，向民众们开展更为深刻且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1951年4月23日，南京抗美援朝分会拟订今年本市的抗美援朝计划，在继续深入和普及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基础上，结合“五一”“七一”“八一”“十一”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游行、展览会、纪念会等爱国宣传月主题教育活动，加强街头、公园、车站、广场等公共场合的宣传标语、时事地图的布置，加强报纸等媒体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的积极宣传作用。

2、召集群众集会开展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控诉

南京的反美控诉运动是从学生领域展开的。1950年12月初，由美国教会创办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大学分别发生了费睿思事件和芮陶庵——林查理事件，两校学生纷纷开展行动，驳斥他们的造谣言论，打响了学生反美帝控诉运动的第一枪。中共南京市委抓住这两个典型事件在南京市大中小学内针对性地开展时事教育和反美爱国教育。[5]南京学生的反美控诉运动得到毛主席的批语，作为各大城市的参考样本有序推进。

1950年12月是第二区（原白下区）各校开展控诉的高潮，紧接着推动了教师、家长、工商界、妇女以及无组织居民们开展控诉，大家仇美的情绪异常高涨，民族自尊心、爱国情感也油然而生。第四区（现属建邺区）认真贯彻市委的指示和抗美援朝总会的部署，在广大工人、农民和城市居民中开展了以控诉为主要方法的时事学习运动。第六区（原下关区）在成功召开座谈会和讲演会的基础上，于12月6日开展了前后共约20天的控诉会，从中小学教员、学生、失学失业青年，再到工商界、家庭妇女以及航业界共计4000余人参加会议。控诉会的成功开展初步树立了民众的仇美思想，发扬了新的爱国主义情感。[6]由于仇美情绪普遍提高，区内工商界的游行号召得到了各业的广泛支持。

1951年2月25日，中共南京市委作出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指示，强调要充分运用报纸、电台、戏剧等各种宣传方法，再次进行深入的动员工作。市抗美援朝分会遵照市委的指示精神，决定结合实际进一步深入和普及爱国主义思想教育。5月1日，南京市市民还举行了40万人的集体示威游行[7]，以实际行动展现了保家卫国，支持抗美援朝运动，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决心。

三、南京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切实成效

1951年6月，朝鲜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6月1日，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军属的号召》；6月6日，南京市抗美援朝分会发出《关于响应抗美援朝总会“六一”号召的通知》，要求各单位切实落实好各项准备工作。

经过切实有效的宣传教育与反美控诉会的顺利开展，南京的抗美援朝运动得到群众们普遍的认可与支持。群众们的政治觉悟与爱国情感更加深刻，抗美援朝的行动更加主动，反美爱国的力量空前强大。

（1）自觉签订爱国公约

爱国公约是全市人民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础上，由群众充分讨论酝酿，制定出的一种与自身生活实际相结合，内容切实可行的爱国行动纲领。农民主要以增产增收、按时交粮纳税等作为自己的公约计划，工厂往往是订立车间公约、安排小组间生产竞赛；工商业界也有自己的行业公约，居民们则采用家庭公约；学生们订立“改进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8]为主要内容的爱国公约，将爱国精神与实际学习相结合。整个抗美援朝运动期间，群众们通过爱国公约的签订和践行，极大地推动了南京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有序发展，经统计，1953年南京全市工农业总产值比1950增长了170.5%，国营企业和农业生产也迅速恢复，全市财政收入同比增长18.9%，[9]为社会的和谐有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各行各业大力开展爱国捐献运动

1951年6月14日，南京抗美援朝分会决定以工、农、工商、居民四大系统开展增产捐献运动，详细规定了每个系统的具体人员组成情况，以便各单位更高效地安排各阶层群众按照目标组织捐献工作。据统计，到1951年11月20日止，南京全市爱国捐献认捐总额达371.87余亿，捐献战斗机30架；[10]到1952年4月30日，全市捐献武器款总数455.6亿元，工人系统捐款捐物折合款可购飞机约11架、农民系统2架、工商系统12架、居民系统近6架。[11]在捐献活动中，各基层民众积极表现，超额完成了捐献任务，有力地支持了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鼓舞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奋勇作战。

（3）群众拥军优属参军参战热情空前高涨

1951年6月，市抗美援朝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开展群众性优抚工作的实施方案》，号召全市人民切实照顾军属生活，努力做好优抚工作。全市人民自觉将优抚工作作为自己力所能及的一项爱国运动，积极响应政策，掀起了群众性的拥军优属的热潮。每逢“八一”、元旦、春节等重要特殊时间节点，各区委便统一组织民众切实开展优抚活动，尽最大可能帮助军属克服困难，积极生活。

为解决部分烈军属的生活问题，根据不同季节、不同情况，区委通过组织军属合作社、食米代销处等方式，组织烈军属进行生产自救。三区（现属秦淮区）在1951年和1952年上半年共为军烈属发放救济粮6.83万斤、救济款和慰问金达1151万元；区内民众们自发做慰劳袋5813件；[12]1952年，四区（现属建邺区）优抚组织帮助225户军属解决了就业。对于复员、退伍军人，及时帮助安家、介绍职业或学习。中、小学对生活困难的烈军属子弟给予减免费和人民助学金的优待。各医院免费或按最低收费标准为烈军属治病。慰问、捐献和优抚工作的开展，使全区人民群众进一步激发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信念，使烈军属的生产、生活有了保障，广大烈军属增强了光荣感，爱国热情愈加强烈。他们写信鼓励亲人在前线争做英雄的同时，自己也决心在各项社会活动和劳动生产中争当模范。[13]

南京市的抗美援朝运动的顺利开展，正是全市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动员下，扫除了错误观念，增强了爱国意识，树立起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必然结果。当今中国正处于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我们更应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把爱国主义教育融入我们学习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要继承抗美援朝精神，学习抗美援朝运动的经验，不断丰富教育内容，培养出一代代饱含爱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实践报国之行的新时代青年。

参考文献

[1]中共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办公室、南京市档案馆.南京党史资料21.1988：34.

[2]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22.

[3]南京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红日照中山[M].南京：南京出版社，1999：211.

[4]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南京市档案局（馆），南京中共党史学会抗美援朝研究分会编.南京抗美援朝运动[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205.

[5]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南京市档案局（馆），南京中共党史学会抗美援朝研究分会编.南京抗美援朝运动[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349.

[6]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南京市档案局（馆），南京中共党史学会抗美援朝研究分会编.南京抗美援朝运动[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87.

[7]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董国强，李之荣编著.南京通史：共和国卷[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5：54.

[8]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董国强，李之荣编著.南京通史：共和国卷[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5：224.

[9]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董国强，李之荣编著.南京通史：共和国卷[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5：19.

[10]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董国强，李之荣编著.南京通史：共和国卷[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5：160.

[11]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南京市档案局（馆），南京中共党史学会抗美援朝研究分会编.南京抗美援朝运动[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13.

[12]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南京市档案局（馆），南京中共党史学会抗美援朝研究分会编.南京抗美援朝运动[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382.

[13]南京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红日照中山[M].南京：南京出版社，1999：299.

作者简介

孟琳君（2000—）女，南京理工大学在读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