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浙江省持续推进非遗传承创新，探索非遗助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新路径。如何平衡非遗传统保护和经济发展需求，构建有效的非遗传承利用机制，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本研究从文化经济学视域出发，以浙北桐乡市为例，构建"非营利性+营利性"双轨利用模式，探讨非遗助力共同富裕的实践形态，分析非遗产业融合数字化发展、非遗商品创新性开发、政府推动产品市场化等，为非遗助力共同富裕提供实践借鉴。在此框架下，桐乡其非遗保护呈现路径依赖之困、保护对象的片段化等问题。突破现实各种困境，需要从社会信任体系重塑、完善市场标准等方面入手，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非遗文化；文化同心圆；共同富裕；文化经济学

一、引言与背景

近年来，为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浙江省持续锚定“非遗助力共同富裕”，深化推进非遗传承创新、传统工艺高质量传承发展，探索非遗助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新路径。新时代开展“探究如何处理好非遗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关系，实现非遗从回归生产实践向融入现代生活的转变，探索非遗保护的创新发展模式、寻找可复制的非遗保护利用方案、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理论”等研究，已成为热点课题。

现有研究沿着“保护—开发”二分的脉络展开，多为强调非遗文化的抢救性保护或非遗文化的市场化开发，而忽视了整个非遗文化镇域作为非遗文化载体本身的建设和非遗助力共同富裕的整体化发展。近年来，随着各类文旅的高度发展，非遗文化产品的商业性开发已日趋成熟，保护与利用、营利与共富之间的张力仍然在现代性语境下极为凸显。非遗文化的文化产业同心圆模型和“营利性＋非营利性”双轨利用模式被认为是一种更具自主性、适应性和变革性的可持续创新思路，为非遗文化开发与促进共同富裕的理念更新和实践拓展提供了新视角。据此，本文将在此理论的指导下，探讨试点中非遗开发机制、面临的关键挑战及其在实际应用中的转型路径，从而实现非遗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二、理论支撑

（一）文化经济学视域下的文化产业同心圆模型

在文化经济学的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跨时代的文化资本，兼具深厚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鉴于非遗的珍贵性，本课题聚焦于如何在确保非遗文化价值得到有效保护和传承的同时，通过科学合理的利用策略，最大化其经济价值，进而转化为不断增值的文化资本，以推动共同富裕等社会目标的实现。为实现这一目标，本课题选取文化经济学中的文化产业同心圆模型作为理论框架，旨在为非遗助力共同富裕及其合理利用模式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

在文化产业的学术研究中，同心圆模型被广泛应用于揭示文化产品与服务的本质特征，特别是其文化价值在产业区分中的核心作用。具体而言，文化价值相对于经济价值占据显著优势的文化产品，其所属行业构成了文化产业同心圆的核心区域。随着同心圆结构由中心向外层逐渐扩展，文化产品的文化价值比重呈现递减趋势，而经济价值比重则相应增加。最外层的行业所生产的文化产品，其文化价值比重相对较低。

（二）构建以非遗助力共同富裕的“非营利性+营利性”双轨利用模式

在文化经济学领域中，根据同心圆模型的理论框架，非遗在推动共同富裕过程中展现的文化与经济价值，主要依托两类文化产品与服务：非遗核心技艺产品与服务、非遗衍生产品与服务。

鉴于两类非遗产品与服务在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上的不同特点，以及在促进共同富裕方面的差异作用，本研究在深入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非遗助力共同富裕的“非营利性+营利性”双轨利用模式。该模式旨在通过专业化的传承与利用策略，充分发挥非遗在文化产业中的核心作用，同时兼顾其经济价值的实现，以促进文化产业的整体发展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首先，在探讨非遗助力共同富裕的策略时，需针对非遗核心技艺产品采取“非营利性”的利用方式，由此保护并弘扬其独特的文化价值。这一方式在维持非遗核心技艺完整性和纯正性的基础上，能够适度满足市场需求，通过适当扩大非遗核心技艺产品的生产规模，并探索更多元化的营销方式和渠道，以此实现非遗的经济价值，进而增强其文化价值，促进文化共富。为确保非遗核心技艺的传承人能够专注于技艺的研习和传承，与产品经营开发相关的活动应交由专业的开发者负责，以确保非遗技艺的纯粹性和传承的连续性。

其次，对于非遗衍生产品，应以创新利用非遗文化元素为导向，利用其所蕴含的文化元素开发出衍生产品或服务，并进行完全规模化生产和市场化运作，推行“营利性”开发。这些经济收益不仅通过资金回流，被再次投入到非遗的保护与再开发中，助于非遗传承产业内部的资金循环与资源可再生，也减轻了政府资金压力，为其他共富项目提供更充足的资金支持。且其在创造经济收益的过程中，也不断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以此推动乡村振兴，从而助力经济共富。

三、案例分析

（一）案例选取

本研究调研案例为浙江省桐乡市。桐乡有着丰富的非遗资源与悠久的民间传承，拥有人类非遗项目1项、国家级3项、省级22项、嘉兴市级82项、县级146项，全部实现项目和传承人动态评估，被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列入“文化基因解码工程”重点支持县。

蚕桑文化史桐乡市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桐乡拥有从种桑、养蚕到缫丝、织绸等一系列完整且紧密的蚕桑丝织全产业链，依托“万锦堂”濮绸、“茧乡”丝绸画缋等非遗工坊，全年实现销售1.28亿元，凸显“生产+生活+生态”的乡村新貌。

为了研究的全面性和客观性，本文基于多渠道对实践地进行调查。具体包括：第一，一手资料。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形式对非遗工坊从业人员、非遗文化传承人以及村民进行访谈；第二，二手资料。收集社会媒体、官网信息作为补充材料；第三，实地体验非遗技艺与工艺，探讨第三视角下非遗传承困境。在多渠道多方式调研下，以期实现三角互证。

（二）桐乡保护非遗的实践形态

1.健全“非营利性”文化保护机制

桐乡市政府广泛宣传，招募年轻人或有潜力的学习者参与蚕桑业传承工作。并且桐乡市政府与相关机构合作，建立蚕桑业培训机构或课程，提供系统化培训。公正、透明认定机制，提供权威认证。组织传承人交流合作活动，如技艺展示、研讨会、座谈会，促进经验分享和传承。

2.完善品牌建设，促进衍生产品市场化开发

桐乡市政府引导非遗产业进行品牌建设和营销推广，帮助企业和从业者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与丰达丝织、浙江理工大学等企业院校合作共建“丝韵流芳”传统工艺工作站，推动了濮绸织造、丝绸画缋等入站项目实现创新性发展。

3.建设共富工坊，实践推进共富

桐乡市致力于发展传统工艺，并建立了一批传统工艺工作站和非遗工坊。这一举措旨在促进乡村振兴和文旅融合。这些工作站和工坊依托传统项目，具有较高的活化率、良好的群众基础和集聚效应。此外，桐乡市政府将引导并发挥传统工艺工作站和非遗工坊的示范作用，健全运营机制，推动传统工艺高质量传承发展。

四、非遗传承的现实困境

（一）传承机制弱效，顶层设计缺力

传统的蚕桑技艺通常是通过口传和师徒传承的方式传承下来的。非遗能否进入市场，首先要看非遗有没有市场价值，然后再看能否做到保护性开发，解决保护与开发之间的矛盾，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非遗的可持续发展。可现如今非遗保护出现对商品服务市场及资本市场的严重依赖，非遗的商业化生产性保护模式产生压倒性优势：非遗传承人及其传承活动被推入文化商业市场，非遗创作流程表演化，非遗作品商品化，非遗活动市场化等，这就对非遗的其他保护模式造成了遮蔽和冲击。

（二）传承样态纷杂，保护对象片段化

在非遗传承中，传承人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需要在传承传统的同时，保持传统核心的完整性，并确保自身的基本生活水平。如果传承人坚持守旧，不愿接受新的思想和技术，可能会失去与现代社会的联系，导致传统文化逐渐衰落和失传。

然而，如果传承人仅仅出于经济需要，错误理解非遗的内涵，盲目迎合市场需求，改变非遗的内容、材料、技艺或传承方式，那么这种所谓的“生产性方式保护”也将导致传统内核的丧失。因此，在非遗传承中，经济需求和传承要求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传承人需要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平衡，以确保非遗传统的传承和发展。

（三）落实难以到位，实效发挥不足

在非遗传承中，面临着市场化开发不足的挑战。非遗助力共富的关键在于将非遗技艺转化为市场价值，创造经济效益。然而，一些较为贫困的地区和非遗传承人面临着市场渠道不畅的问题，无法将非遗产品推向更广泛的市场。因缺乏适当的销售渠道，导致传承人难以获得应有的经济回报，限制了非遗技艺的传承和发展。例如，政府虽然制定了一些支持非遗传承的政策，但在具体执行和监督方面存在欠缺，导致非遗项目的推进受阻。

五、优化路径分析

（一）发挥生产性保护，变“输血”为“造血”，

在面对传承样态抉择问题时，需要平衡传统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生产性保护，不仅能够获得显性的经济收益，更重要的是促进了项目的有效传承和民族民间文化的延续。通过利用商品的流通和销售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增强项目自身的“造血功能”。

同时，政府需要加强市场监管，明确非遗商品的开发原则、质量标准、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要求，以防止过度商业化和滥用非遗名义的行为，确保非遗传承的纯粹性和可持续性。

（二）社会信任重构，定标准强监管

在非遗商品开发上，要注重商品深层的文化内涵与传承价值，如果没有深层文化和中层文化的相对稳定性，表层文化会带来次生问题，而仅仅是一般商品展示，却不是所谓的非遗文化。

在商品开发中，要巧妙地将深层文化的内涵融入到表层文化的设计中，使商品既具有美观性，又能体现非遗文化的深层价值。同时，还需制定商品开发标准，建立健全非遗商品市场监管机制，遏制以次充好、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在为非遗商品开发提供更广阔的市场基础，助力非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六、结论与展望

城市化进程快速推动下，非遗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面临原有市场化路径依赖与保护对象片段化困境，一旦核心技艺消失，文化赓续将面临巨大的风险，矛盾张力凸显。桐乡通过试点式的蚕桑非遗文化产业创新，主要借助完善产业链建设、非遗共富工坊建设和非遗文化的广泛宣传等方式形成了非遗文化利用新面貌，构建了良好的非遗文化“盈利性＋非营利性”的文化双轨利用生态。

值得反思的是文化同心圆视域下，桐乡非遗文化的发展与完善仍需各方协同进行：无论非遗文化的高度市场化路径依赖之困，非遗对象保护片段化问题还是非遗的宣传及非遗传承人的队伍建设等问题。非遗助力共富的发展之路任重而道远，这种新型的利用模式是否奏效，关键在于双轨利用模式是否得到实际运用。在“精神共富”和“经济共富”的共同富裕进程的不断推进之中，越来越多的非遗文化镇域区将向未来转型。因此，对于非遗文化镇域的文化赓续和共富进程，桐乡的实践与推广具有极大的意义与发展潜力。

参考文献

[1]马晓娜，图拉，徐迎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发展现状[J].中国科学：信息学，2019，49（02）：121-142.

[2]赵悦，石美玉.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中的三大矛盾探析[J].旅游学刊，2013，28（09）：84-93.

[3]黄永林.“文化生态”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文化遗产，2013（05）：1-12+157.

[4]刘晓春，冷剑波.“非遗”生产性保护的实践与思考[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8（04）：64-71.

[5]田兆元.经济民俗学：探索认同性经济的轨迹——兼论非遗生产性保护的本质属性[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6（02）：88-96+154.

作者简介

刘旭阳（2004.8-）男，汉族，河南周口人，杭州师范大学在读本科生，行政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