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文化走出去”已然成为一项必行之策，如何通过文学译介促进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亦受到学界重视。《三字经》作为中国蒙学典籍代表之作，其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演变体现了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然而《三字经》译介效果欠佳亦成为不争事实，分析其以往及现有成果和不足可为今后我国文化软实力进一步提升开辟新路径。

关键词：《三字经》 译介；文化软实力；蒙学典籍

一、引言

在大力提倡“文化走出去”的语境下，典籍外译成为一项重要战略，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国话语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上世纪末，国家相继立项启动了“熊猫”丛书、《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名著丛书》、“大中华文库”等翻译出版项目，本世纪又先后推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CCTSS-亚马逊’中国当代文学精品翻译合作项目”等，足以体现国家对译介文学经典的重视。

以《三字经》为代表的蒙学典籍浓缩了中华传统文化，涵盖了文学、哲学、人伦、天文地理等丰富内容，加强其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是助推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更好“走出去”的可行办法之一。作为童蒙识字的首选、启蒙教学的范本，《三字经》不仅在国内拥有庞大的读者基础，而且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充当头阵，其翻译和传播将成为世界文明交流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分析《三字经》英语译介的演变，也让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有迹可循。

二、《三字经》在英语世界的译介

（一）《三字经》及其英译史

被誉为“蒙学第一书”、“小纲鉴”的《三字经》成书于南宋，全书以“三字偶韵体”呈现，共574句，不到1200字，却取材广泛、言简义丰，囊括中华传统文化中人伦道德、历史典故、天文地理等内容，凝聚了中华民族文化精髓和古老智慧，不仅在中国被称为“蒙学之冠”，而且在国外有着极高的知名度。“俄国汉学之父”俾丘林曾称它为“十二世纪的百科全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将其英译本选入“儿童道德丛书”加以推广。[1]

国学外译即发源于《三字经》，其四个多世纪的外译史从明代晚期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用拉丁语向欧洲译介拉开序幕，后又被译为俄文、法文等其他多种语言，其中以英译成果最丰。郑中求将《三字经》自1812-2015共204年的英译史分为繁荣期 （1812-1900）、沉寂期（1901-1988）和复兴期（1989-2015/至今）三个阶段。[2]繁荣期先后有英国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和美国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几位基督教传教士访华，将《三字经》译为英文并出版，后来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 Giles）又贡献了优秀的无韵体译本；五四时期，主流文化视角转向现代人文主义，《三字经》译介由此进入沉寂期；改革开放后和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入和国家政策的号召，不少国内学者对传统典籍进行积极外译，《三字经》译介迎来复兴，其中以王宝童《英译 三字经·千字文》（The Three Primer＆The Kiloword）和赵彦春的《英韵三字经》（The Three Word Primer）尤为突出。

（二）译介学及文化软实力

译介学起源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法国，属于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译介学认为翻译的本质是传播，通过翻译将中国文学推向世界不是简单的文字或文学翻译而是文学译介。[3]21世纪初，谢天振开始关注并发表有关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著述，并将译介学的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文化典籍外译。通俗来讲，所谓“译介”即“翻译”和“推介”。通过在CNKI输入“译介学/译介”+典籍/文学经典”等关键词检索结果显示，近年来不少学者将译介学与典籍外译相结合，且有逐年递增趋势，足以说明国内学界对于译介学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以及文化“走出去”时代号召下对于文学经典外译的重视。

随着提升文化软实力被确立为国家战略，合理译介中国经典文学成为必行之策。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文化软实力”概念，在‘软实力’前面冠以‘文化’二字，以突出‘文化’在软实力中最高层次的定位，强调‘文化’对‘制度和价值观’及‘掌握国际话语权’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4]

三、文化软实力提升视角下《三字经》的英语译介

作为经典国学对外译介的典型缩影，历经两百多年的《三字经》英译实践主要呈现以下几点特征：其一，翻译主体从国外译者为主到本土译者为主；其二，翻译内容和传播形式从单一到多元；其三，原文中诗学特征的受重视程度逐渐上升。从以上可喜变化可窥见西方国家对中国文化兴趣的增强及“国学热”以来中国学者对推动国学典籍外译的不懈努力，我国文化软实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提升，藉此也可验证译介与传播模式对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效果的影响。

马福华受美国传播学家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5W传播模式（who， what， in which channel， to whom， with what effect）启发，提出包含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渠道、译介受众和译介效果的“5W”译介模式，对于梳理研究我国文学典籍对外译介和传播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下文将主要从这五个维度分别对《三字经》英译演变所体现的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进行分析，并对如何继续发展给出建议。

（一）合作确定译介主体

译介主体即“谁来译介”。明清时期封建统治者多自恃国盛，文化外译主要依赖于西方来华传教士，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西方的传播埋下了误读隐患，有损文化软实力的建构；近代由于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曾经熠熠闪耀的中华文明一度沦为列强口中的“没落文明”，国内学界主要注意力被迫转向自救与抗敌，以《三字经》为代表的国学典籍外译事业一度陷入低迷；如今中国正以大国姿态重新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三字经》等国学典籍成为众多学者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素材，不再被动等待别有用心的外国译者而是由中国译者主动向外译介，有力印证了中国推动文化“走出去”和增强文化软实力的决心与努力。

然而，单以中国译者译介的《三字经》等文化经典在国家主体推动下不免带有主观宣传倾向，难以为西方主流出版社和将文学作品作为消遣读物的西方读者所接受。尼尔森图书调查公司（Nielsen BookScan）曾跟踪了约85%的纸质图书销售，统计数据显示英国市场上自1998年以来的5 000部畅销书中仅有167本是译作，而且排名前20的图书中没有一部是来自亚洲地区的，美国或欧洲图书市场的情况也是如此。[5]因此，要持续推进文化文化软实力提升，有必要探索新的译者模式：中国本土译者与西方汉学家合译。如此既能防止外国学者对中华文化的曲解，又可避免因巨大文化背景差异而引起的抵触情绪，从而达到以温和隐性的模式潜移默化地传递中国声音之目的。鲍晓英由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的成功实践提出“以西方汉学家为翻译主体或采用中外合作翻译模式”。曹明伦也认为，中国文学典籍的翻译工作“主要应该由外国汉学家和学贯中西的双语作家来做”。[6]同时，为最大限度减少双方译者由于背景知识了解不足或对双语文本理解偏差造成的无意识的漏译误译现象，还应组织相关翻译批评家、历史学家、文学家等对译文进行检验。

（二）合理选择译介内容

译介内容即“译介什么”。《三字经》全文不过千余字，但其中蕴含的文化内容、哲学义理极其丰富深远，若将译介内容局限于原文，显然不足以满足推广中华文化的要求。对比不同时期译本不难看出，各译者对《三字经》英译内容的选择整体呈现逐步丰富、深入的趋势，尤以近现代本土译者的译本演变彰显出我国文化软实力之进步。

繁荣期由于主要依赖于外国译者，《三字经》译本相对单调，纵有扩充也仅局限于序言、注释、评论等文字性内容。如马礼逊1812年的译本未附汉语原文，仅以6条注释附于译文之后；裨治文1835 年发表的Santsze King， or Trimetrical Classic以王晋升所注《三字经训诂》（Santzse King heun koo） 为参照原文，在简要介绍了《三字经》地位、排版、音律之后，对全文进行了直译，然后选取了《三字经训诂》中部分注解进行了译介；翟里斯1900年的译本以前言介绍了《三字经》的作者、注本等信息，除全文翻译之外，还标注了每个汉字的读音，并以英文注解了每个汉字的构成及词义等内容。

复兴期国内众译者开始重视文本之外的内容，如潘世兹、王树进、何功杰、王宝童等人之译本都或多或少在书中配有插图，更符合童蒙读物生动活泼、吸引孩童的特点；不少译本还附注了繁体原文、简体原文、现代讲解等信息，译本内容更加充实，对中华传统文化及现代发展展示得更为全面；赵彦春2017版《英韵三字经》除文字及图案内容外，还可扫码获取中英文音频内容，有助海外读者更好感受原作及译作的音韵美。朱嘉春、秦茂盛认为，译介内容的选择对于英译本来说尤为重要，因为英译本的影响力不仅仅局限于英语世界，还可能成为汉语文学典籍传入世界各国的中介。[7]因此，典籍翻译也不应局限于文本内容，更要关注文本中蕴含的文化内容，以译介文化为导向，以译介文字、图像、音频为手段，尽量选取对于他国读者具有吸引力且能展示中国元素与中华精神的内容进行译介，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提供富于价值的双语素材。

（三）拓宽译介渠道

译介渠道即“通过什么渠道译介”，指译本进入目标语市场的途径和方式，包括涉及出版或传播的各类主体。与译介主体演变历程相似，《三字经》英译的传播也经历了从被动到主动的过程：早期《三字经》英译本主要通过外国或外资出版社发行出版，如马礼逊1812年译本借伦敦C. Stower Hackney出版公司所印《中国文集》（Horae Sinicae： Translations from the Popular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面世； 1832年，裨治文译本经美商同孚洋行出资创办的《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出版；1873年上海迪卡瓦荷公司出版了英国汉学家翟理斯的译本。由于社会语境的变化，不少本土译者开始出于文化自觉而进行《三字经》等蒙学典籍的译介工作，出版主体也逐渐向国内出版社倾斜。如2008年王宝童、李黎合作译注的《英译三字经·千字文》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2014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发行了赵彦春《英韵三字经》，并于三年后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为其开发了独立电子书APP后再版。

“互联网＋”时代为我国更好传播中国声音提供了契机。再版《英韵三字经》的衍生产品——app交互式电子书就推出了“传统产品+数字化产品”融合的新型模式，不少主流媒体纷纷在Twitter、Instagram、Facebook等海外社交平台上建立公众账号，抖音也开发了海外版——Tik Tok，吸引了众多海外青年粉丝。通过这些网络社交平台发起抽奖赠书、邀约书评等活动，可增进典籍外译作品与海外公众的互动，扩大中国文化的辐射面与国际影响力。

此外，承托中国经典文化的典籍译介作品要寻求合适和广泛的“代言人”。首先，可选择有组织的文艺、体育、教育、科技等行业内国际知名人士作为人际传播媒介，以点带面推动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其次，以英国《哈利波特》、美国漫威宇宙等成功案例为借鉴，通过历史知名人物形象影视化，对《三字经》等蒙学典籍中岳飞、孟母等经典人物加以艺术改编和文艺加工，推出国风系列影视作品并通过影院、网络等渠道积极对外宣传，加深外国民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带动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提升。

（四）关注译介受众

译介受众即“对谁译介”，文化外译不仅仅是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还需要考虑译入国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更需要综合考虑国外读者的接受水平。[8]考虑到不同译本受众群体的阅读偏好和接受程度，各译者应在进行文化典籍译介时选择不同的译介内容并选取相应合适的译介策略与渠道。

早期海外译者如马礼逊、裨治文等在翻译《三字经》时显然未重视对译者受众进行分类的问题，近现代大量国内译者的译本也大多仅以笼统的大众为目标读者进行译介，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情况在王宝童和赵彦春的译本中可见改善。《三字经》作为经典童蒙读本，其英译也应格外照顾低龄读者的接受问题。以“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一句为例，翟理斯译为” Of old， the mother of Mencius， Chose a neighborhood. And when her child would not learn， She broke the shuttle from the loom.” 过于冗长，不符合孩童注意力跳脱、因而阅读更偏好节奏明快的短句的习惯，且“when+过去将来时+过去时”的表达形成了一种不确定性的陈述，不利于低龄读者对原文的准确理解；而赵彦春译为“Then Mencius’s mother， Chose Her Neighbor. At Mencius’ sloth， She cut the cloth.”巧妙再现了原文三字一句、句尾押韵的特点，选词准确、语法简单，便于儿童读者理解与接受；另外赵彦春《英韵三字经》丰富的附文本也更有益于满足国外儿童读者多元且富于趣味的阅读需求。

当然，在以蒙学典籍译介为桥梁推动中外文化交流的时代背景下，仅将译介受众简单区分为成年读者与儿童读者显然不足以满足全方位助力中华文化软实力崛起的要求。翻译出版是一种市场行为，只有产品策略的精准定位才能构建可持续发展路径；翻译出版也是一种传播方式，应当遵循科学的传播规律。[9]受众需求是译介作品被接受的原动力，以《三字经》为例，可将译介受众根据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或专业、对中国文化了解程度的不同进行区分，为不同读者群体打造符合其阅读期待的译本。

（五）力图译介效果

译介效果即“取得何种效果”，指译本在译语文化圈中的接受度与影响力。就《三字经》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来说，早期西方传教士虽然由于种种或客观或主观的原因在译介《三字经》时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缺省与误读，但实际上也开辟了以蒙学典籍为依托传播中国文化的路径，带动了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的初步了解；近年来国内学界越来越认识到被动译介会将国学经典置于世界文化市场中的不利地位，因此产出不少优秀译作并通过各种渠道加以传播。

然而相对西方主流文化、思想方式而言，中国文学经典译作中体现的儒家思想、道德人伦明显差异巨大，不可避免地造成西方读者难以产生共鸣，中华文化在西方世界影响力甚微，以文学译介传播中国声音显得尤其困难。文学译介是文化传播行为，译介作品若到达不了译介受众并对其产生影响就达不到传播文化的目的，就没有了译介效果，译介行为就失去了意义。[3]因此进行典籍译介的全过程都应以效果为导向，通过有效途径传播文化典籍译介作品。孔子学院的设立就是一项成功实践：有数据研究结果表明，在“一带一路”区域范围，孔子学院的设立显著提升了中国文化软实力，每设立一所孔子学院促进5.98%的中国书报产品出口，并吸引6.48%的沿线国家学生来华留学。[10]因此在传播蒙学典籍译作时，可将其作为教材率先在各地孔子学院进行推广。另外，还可开辟线上汉语课堂，优先选择与西方文化差异较小的译作，通过音乐、视频、趣味电子书等形式，拓宽宣传渠道，开展多样文化交流活动，力争译介效果最大化，助力我国文化软实力进一步提升。

四、结语

习总书记曾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前两个问题已基本解决，而合理译介文学经典、助推中华文化走出国门就是解决第三个紧迫任务的重要举措。典籍译介是一项繁琐而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涉及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渠道、译介受众、译介效果等多种因素，并受国家文化政策、国际文化环境等背景因素影响，只有将这几者融合统一，以高度自觉的文化自信进行经典译介，并以与时俱进、博采众长的信念开展国际合作，以《三字经》为代表的蒙学经典译介才能取得更为理想的效果。

参考文献：

[1]吴卉子，田传茂.文化自信视角下《三字经》翻译策略研究——以赵彦春译本为例[J].昭通学院学报，2022，44（01）：73-77.

[2]郑中求.《三字经》英译二百年：1812-2015[J].中华文化论坛，2016（10）：126-133.

[3]鲍晓英.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研究[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4：6+162.

[4]张国祚.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必须回答的几个重要问题[J].科学社会主义，2015（5）：7-10.

[5]Ma， K. 2006. Slowly， Chinese Authors Entice the West[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11-18（9）.

[6]曹明伦.关于对外文化传播与对外翻译的思考——兼论“自扬其声”需要“借帆出海”[J].外语研究，2019（5）：77-84.

[7]朱嘉春，秦茂盛.中国文学典籍海外译介与出版的读者意识——以蓝诗玲新译《西游记》为例[J].科技与出版，2022（10）：160-168.

[8]柯敏芳.译介学视域下的中国文化外译研究[J].海外英语，2021（04）：39-40.

[9]李昕.国学外译和文化自信的冲突与调适——从《三字经》翻译出版的历史维度考察[J].科技与出版，2019（05）：157-160.

[10]林航，邱丹妮，林锴.“一带一路”视域下孔子学院对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影响——基于中国文化输出的数据[J].浙江树人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18，18（05）：27-34.

作者简介：

陈萍（2000-），女，湖南常德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英语笔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