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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短视频平台逐渐成为人们传播信息的重要媒介。抖音作为目前最活跃的短视频平台。鉴于此，本文以抖音平台的算法推荐为例，简述了短视频平台的算法推荐机制，并发现算法推荐机制为用户制定了个性化的信息，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当代青年产生了影响。本文从信息茧房效应、审美异化现象、无意识的数字劳工等现象来分析算法推荐机制带来的影响，并提出应对措施。

关键词：短视频平台；算法推荐；信息茧房

引言

近年来，短视频平台因其内容新颖、形式多样、传播迅速等方面的优点，迅速赢得了广泛的关注，并在互联网技术的快速进步和资本市场的助力下，成为当代社会中一个重要的文化娱乐平台。当代青年出生在信息时代，作为“数媒土著”，是当前互联网文化娱乐平台的主要用户群体。近些年来有研究发现，短视频为社会提供着全新的生活、娱乐、学习形式，同时也对青年群体的信息素养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引发了青年的网络生存隐患。因此，本文从短视频平台背后的算法推荐机制运行逻辑入手，针对短视频平台对当代青年信息素养带来的影响进行简要分析，从而提出应对措施，以期为当代青年信息素养的提高提供参考。

一、短视频平台的算法推荐机制——以抖音APP为例

短视频具有准入门槛低、功能性强、简单易操作的特点，作为一种新兴的传播媒体，成为不可或缺的信息传播方式之一。2023年抖音官方数据显示，抖音总用户量超10亿，日活量超8亿，创作者用户超过2亿，人均单次时长达到7分钟，单日使用时长约105分钟，抖音是短视频中最活跃的，已经成为短视频平台的重要一极。算法推荐主要依托固定的算法和程序进行运转，并需要捕捉相应的用户数据才能更加“智能化”地提供服务[1]。在当今短视频市场下，抖音平台的成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对算法推荐技术的精准运用。

互联网作为一个以技术为底层逻辑的数字世界，遵循数据产销逻辑的抖音将其平台上的一切活动数据化，掌控着越来越多用户数据并以此营利，这必然需要核心技术支持，这项控制技术就是算法推荐机制[2]。为了让用户在抖音上看到他们感兴趣的内容，并且让创作者的视频得到更多用户的喜爱，抖音选择依靠算法推荐技术来留住用户。这个算法会根据用户的喜好和行为来推荐他们可能喜欢的内容。首先，算法推荐机制会进行基本信息的过滤，抖音通过用户注册账号时填写个人信息，包括性别、年龄、爱好、地址等对用户进行大致的基础画像[3]。其次，随着用户对平台视频的点赞、评论、收藏、搜索等数据的收集分析，能够越来越精确地了解用户的喜好和兴趣点，从而提供更加个性化和详细的信息推荐。此外，抖音平台采用“去中心化”的内容分发机制，意味着内容的可见度和流行度不再仅仅依赖于少数大V或热门账号。通过这种方式，平台鼓励了更广泛的用户参与和表达，从而促进了更加民主化和多元化的网络环境。同时，抖音常常从用户比较紧密地社交关系为维度，例如，通讯录、微信好友、附近的人、可能认识的人等进行筛选和推荐。为抖音用户推荐和制定个性化的内容。

二、当代青年信息素养现状

根据CNNIC第53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12月，20-29岁、30-39岁、40-49岁网民占比分别为13.7%、19.2%和16.0%；可见青年群体在互联网使用群体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现如今，当代青年的知识素养不断深化、文化视野日益开阔、道德法律意识愈发完备、精神需要渐趋升级[4]。当今社会呈现出一种全面媒介化的发展模式，无可否认，人们的思想观念、审美判断必然会被新媒介所左右，从而发生变化[5]。短视频作为当下热门的社交传播媒介，对当代青年的日常行为和生活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短视频的内容能很大程度地带给青年群体娱乐，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如浪费时间、审美异化、认知偏差等。在面对互联网的海量信息时，往往会遇到难以寻找到真正所需信息的问题，或者难以对搜索结果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做出准确评估。这种情况会导致其在学习、工作以及日常生活中频繁遭遇虚假或无关信息的干扰，进而影响决策和判断力。

三、法推荐机制下短视频对当代青年产生的影响

（一）产生了信息茧房效应

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在《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产生知识》一书中提出“信息茧房”这一概念。是指人们的信息领域会习惯性地被自己的兴趣所引导，从而将自己的生活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的现象。它描述的是一种现象：如果一个人只关注自己选择的领域或者只接受与自己观点相同的信息，那么他所处的信息环境就会逐渐变得封闭而缺乏多样性。信息茧房效应会导致人们对不同观点和信息的认知不足，甚至产生误解和偏见[6]。

网络空间随着新技术不断发展，格局不断重塑，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也在潜移默化中更新换代。大数据算法以“信息”为丝，“推荐”为针，无形之中就织成了“信息茧房”。以为自己是通过搜索引擎主动获取信息主体的用户们，实际上成为了定制化信息所锁定的目标。在算法大数据下，用户接收到的信息范围越来越小，眼界也会因此而越来越局限。“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通过社会关系的推荐和好友的关注无形中筑起了一堵信息的围墙。另一方面，正如费孝通所言，“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8]。”随着短视频平台功能增加，社交性增强，现实中的圈子会伴随着用户的使用，在网络上建立一个新的社交圈子。因此，根据“沉默的螺旋”理论，用户在选择信息时常常会产生“沉默的螺旋”效应，从而加剧了信息茧房的形成。

长此以往，在信息茧房的影响下，用户便容易陷入自己的兴趣圈，长久以来形成一种对技术的依赖。算法推荐技术通过用户使用过程的行为判断用户喜好，精准匹配用户感兴趣的信息，导致用户越来越依赖于客户端自动推送的内容。这种依赖不仅会削弱用户的自主选择信息的能力，还会使用户逐渐丧失主动探索和发现新内容的动力。随着算法在用户决策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增强，用户的个人偏好和价值判断可能被算法的逻辑和目标所取代，从而引发用户个性和自主性的“异化”。算法推荐构建的世界观基于个人偏好，并不完全等同于现实世界。因此，在互联网构造的“拟态环境”下，用户容易被困在信息牢笼中，禁锢自己的思想、认知和行为方式。这可能导致人们在处理信息时过于自信，形成极端和偏颇的看法，最终削弱了个人的判断能力。最后，短视频平台往往给人制造一个向往的世界，在网络上似乎人人都年入百万、人人都在说走就走的旅行、人人都享受这高品质生活，正是所谓的“只制造向往，不显示门槛”。长时间地接触这些信息就会产生焦虑心理，导致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失衡。

（二）审美异化现象

审美应当是一种积极、健康、向上的个人或社会态度，它能够促进个人情感的丰富和社会文化的繁荣。可目前短视频平台的信息纷繁杂乱，长此以往，容易导致自媒体环境审美出现异化。自媒体时代的大众与传统媒体时代的大众相比，拥有更多自由，但诸多审美异化现象也随之产生[9]。

算法推荐系统是一种基于个人偏好构建的在线社区形式，它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连接着不同的个体和群体。平台算法诉诸量化评估和工具理性，形成了一种隐蔽而日常的规训力量[10]。在当前互联网的利益分配和冲突中，一些自媒体创作者可能会故意塑造或改变大众的审美偏好，因此，短视频创作者往往会依据平台的算法推荐系统来制作一些热门话题的视频，特别是当他们发现通过发布低俗的内容能够获得更多的关注和收益时。例如展示财富、边缘性内容、整形手术、极端减肥、恶作剧、诉苦等，这些内容往往能够迅速吸引观众的注意，增加视频的点赞和评论数量，从而实现流量的商业化。

在以流量为核心的自媒体时代，一些制作者为了追求流量而不惜冒险触碰法律的边缘，他们的行为可能会对观众的审美观念产生不良影响。如果媒体长期单向地推广某种特定的审美标准，公众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接受这种审美，并渴望通过改变自己来适应这一标准，最终可能导致审美观念的异化。换言之，短视频创作者在追求流量的过程中可能会无意中助长了一种不健康的审美趋势，这种趋势可能会对观众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产生深远的影响。媒体平台契合青年观众的心理，大量碎片化、快消费、短平快的内容，在潜移默化中让青年人群的审美逐渐异化，即一旦接触到需要深层次思考的审美对象时往往提不起深入了解的兴趣。此外，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也加快了审美异化，使得人们的审美方式逐渐泛娱乐化和被动化。

（三）用户成为数字劳工

短视频平台的出现对文化产业的渗透广泛，已经逐渐改变了其运营方式。“数字劳动”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意大利学者蒂齐亚纳·泰拉诺瓦的《免费劳动：为数字经济生产文化》一文中。作者认为，网络用户在网络上自愿作出的无偿行为即“免费劳动”或“数字劳动”[11]。2014年，英国学者福克斯又提出“数字劳工”概念，认为数字劳工是互联网中生产数字内容而无任何回报的用户[12]。“流量”取代“发行量”“收视率”等传统媒介内容交换价值的衡量标准，成为市场力量在新技术条件下的新型表现形式，也成为资本操控内容的代名词[13]。“更多的人花更多的时间去上网，从而创造了更多的流量”。受马克思“商品拜物教”这一概念的影响，卢卡奇提出物化理论，指出人的劳动变成独立于个人而存在的东西，支配、奴役着个体本身[9]。根据CNNIC第53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详见表1，可见短视频应用用户规模仅次于即时通信，具有较高的网民使用率。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无意识的“数字劳工”。

在大众意义下的“刷抖音”“刷快手”等，看似在“玩”，但是却在积极地向平台生产内容、反馈、流量和劳动力。将“玩”和“劳动”结合起来，既不是完全的劳动，也不是完全的娱乐，娱乐的表象模糊了两者的界限，遮蔽了平台资本对用户的控制与剥削。短视频平台可以被视作一个庞大的“数字劳作场所”，它汇集了众多用户，这些用户在平台上既是内容的创造者也是消费者。表面上，平台似乎仅是在利用用户的空余时间，但实际上，它将这些时间转化为了促进数字劳动的工作时间。而大多数情况下，用户并未意识到自己投入了大量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在无意识中为平台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平台像一座巨型“数字工厂”，收获着用户带来的利益，而用户在这一过程中，对于自身所产生的数据及平台因此收获的利益，既无法行使控制权，也不具备管理权。简而言之，用户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平台的数字劳动力，为平台的商业成功做出了贡献，却未能获得相应的权利和回报。

四、应对策略研究

（一）建立健全法律法规

算法在内容分发中可能过度强调负面信息，导致这些内容在平台上的传播比在传统媒体中更为广泛。如果平台仅以追求商业利益为目标，算法推荐系统可能会更倾向于推广那些能够引起强烈反应、增加用户参与度的负面内容，从而加剧这类信息的传播。再搭配“过滤气泡”的作用，就会在某一群体内促成自我强化的偏见，并最终导致群体极化[14]。因此，国家在面对算法推荐系统可能带来的社会治理挑战时，需要通过立法手段进行有效管理。政府已经认识到算法推荐技术在网络平台上的广泛应用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在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时，必须特别关注算法服务的规范性问题。这包括保障用户的算法知情权、算法选择权，以及实现多主体参与的算法治理机制。同时，在研究和监管过程中，考虑到不同平台间数据的相互关联性，国家和政府还需重视用户行为数据的安全性与隐私保护。这意味着在制定法规政策时，不仅要关注算法服务本身，还要确保用户数据的安全和隐私得到充分保障。

（二）平台应优化算法推荐，加强监管

平台需要改进其算法推荐系统，以更好地适应用户的多样化兴趣，提高透明度和用户参与度，平台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为了提升用户对个人信息的掌控能力，平台应开发简洁直观的算法推荐管理工具。这包括允许用户根据自己的意愿，自主决定是否启用推荐算法，以及编辑或调整算法依据的个人标签。通过这样的设计，加强人工筛选和干预机制，让用户的主动参与度和选择自由度得到了加强，同时也可以减少不良信息的传播，鼓励用户参与和分享积极、多元的内容。其次，通过应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对实时监控获取的海量数据进行详尽的挖掘与分析，旨在辨识潜在的风险因素并采取措施予以缓解。建立针对不同用户群体的识别模式，了解他们在网络社区中的信息接收和讨论习惯，包括极端言论的形成机制。此外，积极响应不同用户群体的个性化和多样化需求，提供定制化的服务。最后，平台应建立一个用户友好的投诉与举报系统，优化用户的申诉程序，以保证用户的反馈可以迅速被响应和解决，从而更好地维护用户的合法权利。

（三）加强青年学生的信息素养教育

提升青年学生的信息素养是解决信息相关问题的关键。为了提升青年学生的信息素养，学校应该将信息素养教育作为教育重点，致力于培养学生的信息意识、处理信息的技能以及遵循信息道德。为此，学校可以通过开设专业课程和组织相关培训，帮助学生加深对信息的认识，增强他们筛选信息和高效利用信息的实际技能。通过教育和实践，帮助学生认识和应对信息茧房效应，更好地避免因算法推荐系统导致的信息闭塞和观点单一化。通过加强教育，来强化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提高他们识别和抵御虚假信息、有害信息的能力。帮助青年学生拓展信息获取渠道，通过多种渠道获取信息，获取全面而深入的信息，以培养其批判性思维，以及对信息独立思考、分析和评价的思维素养，能够更全面、客观地解决分析问题。

结语

当今社会的发展已经离不开科技的推动，互联网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重要部分。算法推荐作为科技为人类服务的重要手段，在无形中已经贯穿在我们生活的各个部分。因此，我们在享受着科学技术为我们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要看到便捷的背后隐藏的问题和危害。这样才能使算法推荐更好地为用户的生活服务，而非使人成为算法推荐控制下的“工具”。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问题，这样才能在科学技术服务人类社会进步的同时，进一步维持技术与人类关系的平衡状态，提升网络传播环境，推动互联网传播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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