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在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中缅之间还存在“近而不亲”的现象，因此在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中要加强中缅之间的文化认同。中缅两国有文化认同的基础，比如具有悠久的文化艺术交流历史，具有相似的近代被殖民的经历；民间在习俗、信仰等方面具有较高的相似度。为了加强两国的文化认同，中缅之间则要注重民间机构和组织的交流，如利用共同的节庆活动，举行艺术演出活动等，加强高校之间教育学术之间的交流；培养共同的价值取向，立足于两国的历史与实际，挖掘共同的文化价值，培养文化共识；最后形成兼容并包，共同繁荣的文化共荣和谐共生的局面。

关键词：中缅命运共同体；文化认同；文化共识；文化借鉴

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滇西高校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构中的责任与担当”成果（项目编号：2021J1173）

20世纪末以来，世界政治格局由单极化向多极化发展。随着科技发展尤其是通讯科技和交通科技的发展，世界经济格局呈现全球一体化的特点和趋势。尤其是近期出现的新冠疫情、俄乌战争、核污水排放等公共安全事件，使得人们更加意识到，面对问题和危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基于此，给予尊重彼此差异基础上的共同体意识和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越来越深入人心。

一、中缅命运共同体概念的产生

“共同体”作为一个概念性词语最早出现在法国近代启蒙思想家让·雅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一书中。但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上的共同体是属于少数人的自由是不可持久的虚幻的共同体。为了实现人的个性解放和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马克思主义认为通过共产主义革命，消灭私有财产，建构了联合起来的个体共同控制生产资料的自由人联合体，才能实现“自由人联合体”即真正的共同体。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体理论彰显了强大的批判力，对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一向有重视邻里关系的传统，既有“远亲不如近邻”的谚语，也有“七尺巷”的千古佳话。以和为贵，求同存异，和合共生的观念也体现在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指导原则中。从2007 年，“命运共同体”概念出现在国家级文件中以来，经过各个阶段的补充和发展，现在已成为新时期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指导思想。2020年1月17—18日，习近平主席对缅甸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国国家主席21世纪以来首次对缅甸进行访问。访问前夕习近平主席在缅甸媒体发表署名文章《续写千年胞波情谊的崭新篇章》，强调中方愿同缅甸朋友携手努力，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缅命运共同体，续写千年“胞波”情谊的新乐章。

二、文化认同在中缅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作用

中缅命运共同体理念由中缅两国共同提出，“深刻诠释了中缅两国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特殊关系”。这里的特殊关系，不是美英式的联盟关系，而是具有更深含义的“胞波”之谊。中缅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目标不仅是互利互信的安全共同体、合作共赢的经济共同体更是要构建共享互鉴的文化共同体。

首先，地缘关系上的毗邻性是两国关系的基础。中国与缅甸共饮一江水，中国的云南和西藏有绵延2100余公里的边境线，尤其在云南的某些地区，两国边境之间没有天然屏障，在云南瑞丽边境甚至有一家两国，缅甸的藤蔓在中国结瓜的人文奇观。边境线两边的老百姓世代交往，甚至通婚，因此两国在人缘与文缘具有天然的相近特点。正因为中缅相近的地位位置使得缅甸政府与中国在整体上保持着良好关系，但是与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还很远，这是因为地理位置上的相邻并不意味着双边的紧密关系。两国的关系还受到国际、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

其次，国际国内政治因素直接影响两国的外交政策取向，直接影响两国关系。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年，即1950年，缅甸政府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合法地位。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时的缅政府做出这样的外交决策更多的是基于两国地缘关系的相邻关系而不是基于对华的信任，是基于自身政治和国家安全的考虑，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相邻的地缘关系不一定带来亲密的两国关系。

最后，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差异性甚至分歧会导致两国关系产生较大波动。从中缅关系曲线变化趋势上看，历史上对中缅双边关系造成负面影响的重要因素是意识形态。例如缅甸内部对 中国建国初局部地区的动荡的错误认知对两国关系造成了较小波动。1962 年，中国外交政策“左转”，其裹挟的意识形态因素影响到了缅甸华人华侨等群体，为奈温政权转嫁国内统治危机创造了条件。此外，中国对缅甸“社会主义”的否认，也给此时的两国关系造成了裂隙，进而给同中国尚处于对抗阶段的苏联拉拢缅甸提供了契机。由此可见，思想文化方面的交流对两国关系产生着保驾护航的作用。

三、中缅命运共同体建构中文化认同的途径

文化交流在中缅命运共同体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实现周边国家的文化包容，也是中缅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由于一系列因素，中缅在文化差异方面仍然比较明显，文化交流仍存在障碍。在形成两国文化认同的过程中，中缅边境地区要勇于担当起更大责任。

（一）加强国际传播力建设，增强国际传播效果

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需要加强中国的国际传播力，讲好中国故事，使得命运共同体意识扎根于中缅各国人民之中。

首先，要提升自身国际传播整体水平。国际传播也要遵循传播学的基本理论，从事国际传播的媒体人要加强自身理论素养，丰富传播素材，要有议程设置的能力和意识，不断提高中国在国际传播中的话语水平，加强两国媒体之间的合作，拓宽自身话语平台，完善中国国际传播力体系。国际传播力从传播内容设置和传播对象的选择上要接地气，传播的内容要有人听，还要听得懂，才有人信，这样才能达到传播效果，有人认同。当然，国际传播力水平的提高以及传播效果的实现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短期内不可能实现，短期内实现的反而会产生负面影响。在具体工作中，从业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为内容，加强国际传播力建设水平，放下名利思想，用真诚、正义、公平的话语赢得两国人民的信任。

其次，要选好传播主题，以讲好中国故事为指导方针。在当今世界，西方国家仍然掌握着媒体霸权。他们利用娴熟的传播理论知识和技巧，借助先进的传播手段，引导舆论走向，到处发动颜色革命，影响国际和平，把资本的逐利本性展现的淋漓尽致。在这种环境下，中缅命运共同体的建构，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更多的应该是两国人民之间的认知程度，或者说缅甸人民对中国，尤其新时代中国，的认知。因此，在国际传播中，中国要坚持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展现新时代中国良好的生活环境、伟大的建设成就、包容的对外政策以及悠久的历史文化。同时注意传播的方式方法，可以通过动人的故事情节，通过第三者的角度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

最后、提高国际传播的硬件水平。提高中国国际传播力，增强中国话语影响力，加强硬件建设是必不可少的。中国国家层面对缅宣传的平台和渠道还比较单一和薄弱，只有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开通了缅语广播，但是也是也存在广播内容较少，广播次数和频率较低的弊端。因此，国家需要加大对媒体硬件建设的投资力度，尤其是中缅边境县市的传播设备的建设投入，增强话语影响力的硬件基础。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按照习近平关于加快媒体融合发展和建立全媒体传播方式的要求，不断促进媒体资源的有效整合，通过优化和改进，充分发挥媒体的作用，提高传播效率和效果。在对缅宣传过程中，官方媒体的声音尤为重要，新闻传播的作用怎么重视都不过分。新闻因为其权威性对传播内容真实性、客观性和及时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除了遵守新闻传播的基本规律外，在传播过程中还要积极探索包括新媒体传播方式在内的其他沟通新途径新方式。另外，国际传播的影响力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因此要注重体系建设，也就是要线上线下齐头并进，比如结合线上节目开展线下的学术交流，艺术演出、企业合作等民间交往活动，形成宣传效果的叠加效应，构建完整的传播体系，使得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成为中缅关系的主导话语。

（二）促进民间交流，夯实文化认同基础

中缅两国间的文化认同，归根结底要取决于两国人民之间的认知程度，民心相通。中缅在1950年建交以后，老一辈的革命家与缅甸官方和民众开展了一系列的友好交流，提出了处理两国关系的五项基本原则，为中缅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友好基础。在新时代，百年未有大变局的大环境下，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是民心相通，要夯实双方人文交流的民间基础，促进民心相通，建立深厚的民间友谊。目前中缅之间的民间交流虽然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民间文化认同的程度以及命运共同体意识还有待提高。

在现有的民间交流方式的基础上，中国应该尝试和加强中缅城市之间友好城市的结对和交流工作。友好城市之间的交流可以立体式系统的开展民间交流活动，可以进行多领域的探索、交流和合作。可以是建立官方各级别之间磋商机制，开展政策交流，从法律法规的层面增强互信。也可以是教育文化机构之间的教育文化科技交流，比如可以建立高校联盟，通过增加双方互派留学生招生名额，拓宽奖助面，提高高校合作规划化水平，鼓励青年学生之间的沟通交流，培养中缅命运共同体文化认同的生力军。也可以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商务交流和合作，形成中缅企业的生产链，价值链，尤其是要注重开展旅游合作，开展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合作，形成中缅民众文化认同的源头活水。

（三）增强文化自信，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

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的哲学逻辑在新时代传播开来。中国强调在传统国家间利益格局基础上，要形成相互间的利益汇合，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促进国家间、民族间、地区间、企业间、家庭间、个人间的和谐互助、共生共利共荣，人类文明幸福发展的可持续为使命，立起社会利益互惠机制。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们在共同条件下结成的最具同心力的集体，是人类获得文明幸福及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其中，要打破西方叙事体最核心的“普世价值观”，西方国家长期以来把“民主、自由、平等”包装起来，大肆宣传以达到混淆人类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价值观”。在西方“普世价值”中，“民主”被等同于议会政治，“自由”被标榜为对抗政府，这违背了“人类共同价值观”所能表达出的各国人民的普遍诉求和根本利益。这种“普世价值”仅仅是为资产阶级服务而产生的。这也是中国叙事体需要去完成的一项使命。

中国和缅甸文化交流具有绵长悠久的历史并且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熠熠生辉，其不仅得益于两国具有共同的文化传统，更在于双方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两千多年的中缅文化交流是一部记载两国人民交往交流、互通有无的文明对话史。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中国和缅甸只有不断推进文化交流互鉴、取长补短，两国文化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从而更有利于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行稳致远。

需要指出的是经济、政治、文化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相辅相成的、相互作用的影响因素，所以在文化认同的过程中，不能忽视或者忽略政治、经济因素在中间发挥的重要作用。文化认同从本质上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为政治、经济因素作用的发挥提供着有力的行动支持和思想帮助。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中缅关系的发展过程中，中缅两国普遍重视物质利益，只顾为经济唱戏搭台，而忽视了文化和文化认同的重要作用。现时期，中缅关系近而不亲的现实告诉我们，现实主义、功能主义、经济至上的外交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并不能达到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反而是造成中缅关系脆弱和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归根结底，在中缅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要发挥各种推动力量的作用，形成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局面。政治经济合作有助于构建地区文化认同，而文化认同又可以不断深化和加强中缅两国更好地协调与合作，只有在这样的共同努力下，中缅命运共同体才能更好更快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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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许庆红，孔建勋，陈瑛.缅甸人心目中的中国人：社会距离及其影响因素[J].社会发展研究，2019（2）.

作者简介

孙晓川（1978-）男，山东枣庄人，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艺术学院副教授，山东大学在读级博士研究生，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高级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中缅边境民族文化与审美研究。

杨琴（2000-）女，云南大理人，云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化与艺术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