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社会思想家梁漱溟同样为中国乡村建设运动提供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依据。他心怀问题意识，其思想核心可统称为“三路一体”思想。从纵向过程看，可以划分为：“起”于西洋的功利主义思想，“承”于古印度的出世思想，“转”为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终“合”于对乡村建设运动的探索。本文认为，梁漱溟每一阶段的思想研习为其后期的乡建运动提供了学理支撑，而乡村建设运动是梁漱溟三路一体思想的综合实践。

关键词：梁漱溟；西方哲学；古印度佛学；儒家文化；乡村建设

引言

二十世纪前叶的旧中国时期，简错纷繁的百年乡事是中国社会学界研究的重点。1920年后，身系中国传统文化和兼具西洋留学经历的归国留学生如费孝通和林耀华等在乡村社会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更加丰富了中国乡村的本土化研究实践。在讨论这些学术巨擘的重大贡献时，不可忽视的是一位未曾远洋却自学成才的著名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梁漱溟。

梁漱溟宏大的理论思想由其自学而获的多元文化构成。这一体系沿循着“起承转合”的纵向路径，即：“起”于西洋哲学思想，“承”接为古印度出世思想，后“转”变至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终“合”为对乡村建设运动这一载体的探索。梁漱溟终其一生探究的问题核心可分为两类，即：人生内外问题和中国社会发展问题。其中，西洋哲学思想、古印度苦谛思想和儒家思想是对人生问题的探索，中国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是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讨论。综合的看，世界三大文明路向观念中既有矛盾点又有相连处，这些思想精髓对梁漱溟乡村建设实践提供学理支撑。借由海量相关文献，笔者将以丰富的笔触加以说明梁漱溟庞大思想体系的成因和由来，篇章内容略说如次。

1.三路一体思想

作为梁漱溟“三路一体”思想体系的第一阶段，西洋哲学给予了熟知中国传统文化的梁漱溟多角度看待世界的方式。这一阶段的少年梁漱溟主张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兴趣不大。他目睹了清朝亡国后社会的分崩离析，于是对未来的探索不再停留在西方文化和先进器物的引进上，而是转变为学习英国君主立宪制度。梁漱溟在代表作《乡村建设理论》中一针见血的指出，国家权力之所以不能建立的最根本缘故在于——精神不合（梁漱溟、艾恺，2015）。从中国近代史看，军阀割据的中华民国只是建立了表面性的政治制度，无法从根本上形成崭新的政治习惯，那一时期颁布的法律、政治、经济和教育等制度构造无法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适配。从这一问题导向出发，西洋哲学给予乡村建设运动的启示在于：第一，在发展乡村建设运动过程中，一定要建立只有建立一个统一的全国性政权制度，采取一定的方针路线；第二，中国内部必须进行团体改造，发展统一的组织形式——集体合作社，以适应中国“本土化”发展的文化精髓。第三，培育新的政治制度习惯，就是要培养分子的注意力，活动力，即团体力（梁漱溟，2014）。他意识到，中西文化精神大有不同。因此，十六七岁的梁漱溟早已萌发出皈依佛门的人生计划。

在第二阶段时，少年梁漱溟无法在西洋哲学中找到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出路，遂希冀通过古印度佛学思想探寻前路如何行走。早期时，他严格遵循小乘佛教“涅槃寂静”的箴言，即认为一切都会湮灭，世间万物是无常且痛苦的，因此无我的寂静修行是超逻辑的境界。这种观念，是彻彻底底的“人生皆苦”的出世思想。一个人生活中的中心事件是他未来个性的决定因素，这些事件往往具有转变个人思想行为的作用。古印度“受苦”和“苦乐”思想培养了青年梁漱溟的吃苦精神，他从小乘佛教出世观到大乘佛教入世观思想的转变，主要源于梁父的自杀事件。1918年，梁父即将六十大寿时，抑郁孤怀的他投河自尽。因此，古印度佛学思想和梁父事件给予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的启示在于：第一，追本溯源地找寻中国社会问题所在，即需要对人口众多的乡村社会进行内部改造；第二，古印度的“苦乐”思想，增强个体信心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第三，重建乡约，乡村社会秩序才能得到维稳。

在第三阶段的儒家研究中，中青年梁漱溟对苦研究透彻后发现，苦是乐的源头，乐是苦的归结，苦乐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梁漱溟从古印度出世思想到研究中国儒家的乐观思想的转变，根本原因在于对人生烦闷问题的探索。因此，儒学对于乡村建设运动的启示在于：第一，中西文化精神大相径庭，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第二，儒家思想倡导“乐以忘忧”，即使中国社会问题再严重，依旧需要保持快乐的心态去解决问题；第三，儒家思想讲究开放包容性，在乡村建设运动中，需要秉承包容之心。

2.结论与讨论

从梁漱溟学术生涯的整体看去，各种思想的结合与转换层出不穷，这与当时的历史发展有着密切关系。从梁漱溟三大思想体系的转变路径看，“三条路向”对人生思想都有一定的意义，即：第一，功利主义倡导的“肯定欲望，肯定人生”，这是人生中人对自然问题的探索；第二，印度式思想倡导的“否定欲望，否定人生”，为人对自身问题的考究；第三，儒家思想推崇的“排斥欲望，肯定人生”，即人对人关系问题的推演。以上，笔者阐释了梁漱溟在而立之年的主要思想，其脉络主要沿着“功利-出世-入世”的过程。梁漱溟实现了西方哲学、佛教与儒学的对接，构建了独特的文化哲学方法论（庞博阳、陈清春，2022）。梁漱溟三路一体思想中，“三路”为上述三大文明思想体系，一体为“乡村建设运动”为载体。中国问题与其领导的乡村建设有密切的关系，同时乡村建设和中国传统文化密切关系，中国传统文化又与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和人与人之间有莫大的关系。他一生的三元文化思想之间属于递进和累积的关系，每一种思想的内容相互影响，又都对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产生影响。

参考文献：

[1]梁漱溟：《自述五种》，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

[2]梁漱溟、艾恺：《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

[3]庞博阳、陈清春：《论梁漱溟文化哲学中的三量说》，《五台山研究》，2021年，第4期。

作者简介：

赵雨洁（1992.5-），女，广西南宁人，壮族，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系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社会学理论、农村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