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解决我国人口增长率较低、老龄化程度逐渐加深等问题，我国实行了“三孩政策”，这不仅引起了社会的广泛热议，而且对我国经济、社会等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体制内人员收入相对稳定，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具有较好的抚育潜力。研究采取问卷调查法对体制内人员生育意愿及相关影响因素进行了调查，共收集了231名体制内人员在生活、婚姻、生育方面的现状与意愿，发现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相当比例的家庭想生不敢生，排名前三的原因是经济负担重、婴幼儿无人照料和女性难以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系，收入、生育观念及照顾小孩的要求是影响体制内人员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因此建议从健全生育保障体系，降低生育成本;完善托育服务体系，减少照护负担;引导人员观念转变，增加生育意愿三个方面入手，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助力三孩政策及相关配套支持措施的落实。

关键词：三孩政策;体制内人员;生育意愿

1研究背景

2021年5月11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公布，本次普查结果主要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最近10年来我国人口增长率不容乐观，呈现低速增长态势。2020年人口总量较2010年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而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0.57%，相较之下近10年增速下降0.04%。二是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未来一段时间将持续面临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压力。与2010年相比，目前我国0-14岁人口为25338万人，占总人口17.95%，增加1.35%;15-59岁人口为89438万人，总人口占63.35%，减少6.79%;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18.70%，增加5.44%（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13.50%）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预计到2035年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将超过20%，人口老龄化将是我国今后较长时间内的基本国情。三是“二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进生育率的提升，但仍存在一定限制。“2015—2020年我国新出生人口分别为1655万、1786万、1723万、1523万、1465万、1200万，折合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5、1.72、1.7、1.5、1.52、1.3。”[1]从2016年全面开放“二孩政策”开始，我国生育率有所提升，后又持续降低，意味着我国正面临着人口发展的严峻挑战。

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生育政策经历了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再到“三孩政策”政策的变迁，生育政策体系建设得到稳步推进，生育制度安排逐渐优化。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做出“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以下简称“三孩政策”）的重要战略部署，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2021年6月，国家发改委、民政部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了《“十四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程和托育建设实施方案》，旨在以“一老一小”为重点，扩大养老托育服务有效供给，为建设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拉开了序幕。2021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以“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为导向，进一步明确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的政策目标，并从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和降低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等多个方面阐明了相关配套支持措施。[2]“三孩政策”及其配套措施一经颁布便引起了民众的关注与社会的热议，部分民众表达了目前的生育困境，并对配套支持措施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

作为中国特殊国情的产物，体制内人员主要指依靠财政供养的人员，包括公务员、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人员，科研、教育、卫生、文化等行政性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还包括部分国企高管。[3]本文将体制内人员作为研究的目标人群主要有以下原因：第一，在我国特殊背景下，体制内人员受国家实行的各项生育政策影响较大。在计划生育的严格约束下，体制内人群较社会其他群体而言违反相关政策的成本较高，不仅会面临经济惩罚，还可能危及个人职业生涯和政治前途。因此，体制内人员对待生育的态度更加谨慎，较少做出超生行为，对于放宽生育政策的需求也更为强烈。第二，与体制外相比，体制内工作具有一定优势，具体可表现为工作的稳定性、福利的优厚性、社会的主导性等，体制内人员处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中产阶级”，收入待遇相对稳定，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具备较好的素质与能力，能够为孩子的抚育提供支持与保障。第三，对体制内人员生育意愿的调查与分析有利于研究体制内人员对我国整体生育率的影响，有助于促进未来生育政策的调整和优化评估。

在上述背景之下，“三孩政策”及相关配套措施的出台给体制内人员提供了更多的生育选择，因此有必要研究体制内人员的生育意愿及相关影响因素，而本文也将着力回答提供哪些配套支持措施有助于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2体制内人员的工作与婚育现状

2.1工作现状

2.1.1工作特点

首先，体制内工作较为稳定，人员流动性较低、归属感强。体制内的工作相对其他工作较为稳定，工资收入有国家保障。尤其是在疫情的大背景下，体制内的稳定性优势更加凸显，不少外企、私企职工遭遇降薪，面临失业，而体制内的工作人员则不需要担心因公司破产而导致的失业下岗问题;其次，体制内工作的上班时间较为固定。大多数体制内的工作岗位上班时间是“早八晚五”、“早九晚六”，相对企业来说工作时间较为规律，也更有规划自己空闲时间的可能性;第三，易于实现自身价值。体制内的工作多为服务性质，社会地位较高。在新时代的时代背景和思想观念下，体制内工作中代表的早已不是岗位和特权，更多的是责任和义务。第四，工作压力逐渐增加。现阶段，国家现在正在大力推行“放管服”，权力运行机制比以前更加透明、公开，接受社会监督的程度更高，责任加重，且受等多个社会角色的影响，体制内人员的工作压力呈增加趋势。

2.1.2收入情况

研究发现，在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身份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体制内就业者的收入要低于体制外企业就业者[4]。2020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下发的《关于调整机关工作人员基本工资标准的实施方案》中，按照规定，职务工资标准分别提高到510元至5250元;级别工资各级别起点标准分别提高到810元至6135元，其他各级别工资档次标准相应提高。目前，国家对于体制内人员的薪酬关注度越来越高，但是相较于企业员工收入，体制内人员的收入处于中等水平。

2.2婚育现状

2.2.1婚育情况

问卷数据显示，19%的填写者暂时未生育，61%的填写者生育一孩，生育二孩及更多的数量仅占20%。在生育年龄与预期生育年龄的调查中，3%的填写者希望在20-25岁生育一孩，52%的填写者在25-30岁生育一孩，高达89%的填写者认为当前家庭收入能养育1—2个孩子。

2.2.2面临的负担

在生育成本方面，生育子女既有直接成本也有间接成本，生比如时间的巨大消耗，子女生活、教育花费的各种费用等等，间接成本即生育和照料子女给家庭带来的机会成本和时间成本[5];在工作压力方面，表现在“生”与“升”的两难抉择上，尤其是体制内女性群体，总体来说，女性仍是子女照料的主要承担者，所以面临工作、家庭平衡的巨大挑战，生育可能导致职业生涯受到影响;在社会保障体系方面，较西方先进国家来说，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仍有不足，要想全面提升体制内人员的三孩生育意愿，就要从提高社会保障能力方面入手，解决体制内人员三孩生育的“后顾之忧”。

3 体制内人员的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

3.1总体生育意愿

体制内人群理想中孩子的个数为0个的有11人（5%），1个的有125人（54%），2个的有76人（33%），3个的11人（5%），3个以上的8人（3%）;体制内人群有生育二孩意愿的有95人（41%），有生育三孩意愿的仅有19人（8%）;有92%的人认为，生育三胎及其以上的家庭与只生一胎或两胎家庭相比生活质量不高或没什么不同。

3.2体制内人员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

3.2.1家庭收入水平

在本研究中，家庭收入是影响体制内人员三孩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显示，有生育二孩及以上打算的妇女，仅不足半数实现了再生育。教育、住房、就业等相关经济社会政策成为影响家庭生育抉择的关键。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相当比例的家庭想生不敢生，排名前三的原因是经济负担重、婴幼儿无人照料和女性难以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系。调查显示，“经济负担重”占75.1%，“没人带孩子”占51.3%。[6]在本研究调查中也显示，129名调查对象认为生育孩子的主要压力来自于“经济压力”。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从追求数量的生活已经逐渐转变为追求质量生活，对生活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体制内人员由于其职业的特殊性，其收入水平在长期内波动不会很大并且不会达到非常高的水平。在现今生活水平与追求越来越高的社会，增加家庭成员不仅意味着增加家庭基本生活资料开支，包括但不限于新成员衣食住行医疗的开支;还意味着增加家庭发展资料开支，包括但不限于新成员的教育、特长培养等开支。这些开支的增加都会加重家庭的经济负担，降低家庭的生活质量。因此，对于体制内人员家庭，在收入水平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家庭成员的增加必将导致家庭生活品质的降低。所以，家庭人均月收入水平是影响体制内人员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

3.2.2生育观念转变

在本研究中，生育观念是影响体制内人员三孩生育意愿的因素。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育观念已逐渐发生转变，从最开始的“多子多福”“养儿防老”观念，已经逐渐转变为了“只生一个好”“男孩女孩都一样”的观念;从以前的“男生比女生好”的观念，已经逐渐转变为了“生男生女都一样”的观念。对体制内人员来说，一方面，独生子女政策对其生育观念影响较为特殊，独生子女政策1982年开始实施，2016年终止，当下大多数体制内人员与其有直接关联。大多数40岁以下的体制内人员是独生子女，而大多数40岁以上的人员在最佳生育年龄时期也受体制内工作人员要遵守独生子女政策的约束。即，独生子女政策的长时间实施已经在潜移默化中转变了大多数人的生育观念。另一方面，体制内人员的学历较高，大多数学历在本科以上，少部分学历为大专。但总的来说，体制内人员受教育程度较高，学识较高，思想也更加开放。对于他们来说，在现代开放平等的社会，男孩女孩是一样的，“重男轻女”的偏见几乎没有，所以不会为了“传宗接代”而不停地进行生育。因此，生育观念的改变是影响体制内人员三孩意愿的影响因素。

3.2.3照护小孩要求提高

在本研究中，照护小孩要求提高是影响体制内人员三孩意愿的影响因素。在本调查研究中显示，83.98%的调查对象认为生育压力的主要原因是“照护压力”，77.92%的调查对象会倾向于选择“长辈帮助照护孩子”。在传统社会中，家庭新成员一般由长辈辅助年轻人照护，并且对照护小孩的要求不高，大多数家庭的照护意愿仅限于照护小孩健康成长即可。对于体制内人员来说，其工作时间较为固定，弹性较小，单独照护好新生儿较为困难，加之体制内人员收入普遍不高，雇佣新生儿看护的意愿不强，所以更加需要长辈的帮助。此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现代人的育儿观逐渐由单一开始向多元化转变，当下的小孩照护，除需对日常生活进行照护外，可能还面临一定的教育教学任务[7]，同时年轻人和长辈也存在育儿观念的差别，不断提高的照护要求可能导致长辈帮忙照护孩子的意愿不再强烈[8]。换句话说，三孩的出现可能会不仅会增加家庭负担，还可能增加和延长家庭内部矛盾，不利于家庭和谐。因此，照护小孩要求提高是影响体制内人员三孩意愿的影响因素。

4提高体制内人员三孩生育意愿的建议

4.1健全生育保障体系，降低生育成本

当前国家放开三孩的生育政策，只是在二孩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了居民再生育的门槛，但是没有给予居民解决生育成本高这一经济问题健全的保障体系。因此，想要促进三孩政策真正得以成功实施，需要首先考虑降低居民的生育成本。而对于体制内人员来说，其收入大多主要来自国家财政，可支配收入较为固定并且不高，其生育弹性较小。所以，国家给予体制内人员生育保障福利，健全生育保障体系，从而增加体制内人员的生育意愿。例如，开拓体制内人员特殊费用报销渠道，报销体制内三孩家庭一部分产检费用;给予体制内人员三孩福利补贴，包含奶粉补贴、衣物补贴、玩具补贴等，对新生儿基本物质资料需求进行一定比例的补贴;给予体制内三孩家庭生育补贴，补贴金额与当地生活水平挂钩，补贴时间建议持续至三孩成年。总之，给予体制内家庭充足的生育保障，减小体制内人员因三孩生育带来的经济压力，促进体制内人员生育意愿真正提高。

4.2完善托育服务体系，减少照护负担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孩子的成长要求增加，但与此同时又没有充足的时间教育孩子，这二者的矛盾要求需要完善托育服务体系，减少三孩家庭照护负担。首先，政府应科学制定市场托育服务进入准则，在管控托育服务价格的同时保证托育服务质量，给予托育服务相关企业特殊福利，促进托育服务市场健康发展。其次，提高托育服务人才文化水平，促进托育人才与市场对接。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教师是孩子的引路人，因此，必须重视幼儿教师的文化水平，从而保证幼儿的健康成长，也让家长放心。最后，适当延长体制内人员产假，满足幼儿在上托儿所之前的照护需求，弥补幼儿照护空白期，对体制内三孩家庭建立弹性工作制，给予其充足的时间平衡工作与家庭。总之，给予三孩家庭高质量高经济的社会照护环境，同时减小体制内家庭压力，共同提高体制内人员生育意愿。

4.3引导人员观念转变，增加生育意愿

在独生子女政策30多年的潜移默化影响中，想要在短时间内改变人们“少生优生”的观念是很困难的，所以，应该从各级维度入手，潜移默化地促进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首先，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国家低生育率时代与人口老龄化时代即将到来，作为体制内人员，有义务为国家服务，为社会发展大局考虑，响应三孩政策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改变，更是对整个社会的贡献。其次，随着人口红利时代的过去与人口老龄化时代的来临，社会与市场会出现工作缺口，从长远看三孩将来有充足的就业保障与生活质量，这也将促进家庭的共同发展。最后，从家庭幸福感来看，三孩家庭潜力与发展的可能性更多，家长步入老年有一个孩子能陪伴在身边的可能性更大，三个孩子互相帮助的可能性也更高，整个家庭发展得更好的可能性也更大。总之，从各个角度潜移默化影响体制内人员生育观念，有助于体制内人员三孩生育意愿的提高。

参考文献

[1]黄凡，段成荣.从人口红利到人口质量红利——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J].人口与发展，2022，28（01）：117-126.

[2]李相禹，彭茜.新制度主义视角下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的制度分析[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1（01）：125-135.

[3]朱雅兰，刘凌霜.体制内人群二孩生育意愿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研究[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10）：170-173.

[4]陈华帅，刘亮，许明.体制内就业者的收入太少了么——基于CFPS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统计学报，2020，1（01）：43-54.

[5]智慧，陈思，秦磊. 如何让“三孩”政策落地，让年轻人“愿意生、养得好”[N]. 宁夏日报，2022-03-07（004）.

[6]《优化生育政策，改善人口结构———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就实施三孩生育政策答新华社记者问》，2021年6月1日.

[7]李烟然，倪洁，力晓蓉，巫抑扬，田甜，周倩.成都市育龄人群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调查[J].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2020，28（03）：315-319.

[8]张车伟，崔雪芹. 不必以“灰色眼光”看人口老龄化[N]. 中国科学报，2022-03-03（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