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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务改革实施机制研究
摘要:警务机制改革是当前警察工作蓬勃发展的新趋势,也是警察工作人员在进一步适应新形势、面对新挑战和适应新条件下的实际要求和必经之路。警务机制改革,必须紧紧围绕着抓住新的历史阶段、落实新经济发展理念、形成全新发展布局、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快速发展和开创中国全部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始终以全方位提升人民群众利益的获得性、获得感、安全性为核心价值目标,推动构建一个能够适应社会主义新时期两个一百年发展方向的理论框架,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蓝图的有力支撑。着力形成与社会发展和公安事业发展需要相适应的现代警察管理机制,最大限度地释放公安机关的内部潜力,为保持社会和平安定提供强大保证。
关键词:警务改革实施;演变;历程;路径
项目名称:江苏警官学院创新训练项目:警务改革实施机制研究,项目编号GG202110329020。
一、警务改革实施机制的演变进程
(一)1949年至1978年
中国公安在起源于革命战争时期、蓬勃发展于规划经济时代的大背景下,其工作方法也同时具有了该时期重人治、轻法制的特点,片面强调了公安的“运动式”警察和“刀把子”的效果,靠大动作“人海战术”的警务方式形成“造声势”,缺乏专业化警务。公安机关对刑事犯罪违法性始终保持着严打的高压态势,对社区保安进行了综合整治,以保持社会治安秩序和社区稳定。总体上,得力地保障了初期的治安秩序和稳定,为以后经济发展创造了较好的治安环境。但是,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如手段过于刚性、公安机关单打独斗、警力紧缺等。传统警察管理模式下的中国公安机关内部,仍然遵循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公安队伍管理制度和工作制度,机构冗杂而基础薄弱的“倒三角”式警察配置方式,不但造成了严重内耗现象,也造成了一线警察的训练不足、与警务管理和工作制度不配合的现象。
(二)1978年至1992年
这时期是属于“主动型、防范型、管理和服务并重型”的新管理模式,明显削减了指令、惩罚、时间限制等刚性的管理手段,并充分利用了指挥、劝诫、奖励、走访、服务等柔性的管理方法进行警察管理工作,基本完成了中国警察管理模式的时代新发展新转变。但其实质上仍然是绩效管理的、政府一元管理的。由于这种警察管理模式包揽过多、服务范围过泛,与国家政府职能转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趋势不相适应,也给公安工作造成了困扰,迫切需要发动新一轮警察变革。因此制定了专门的警察管理机制。注重将个别领域专业化,综合管理与专门服务结合,特别突出了快速反应、机动巡逻以及对案情的调查研究。同时还改变了从前对“人海战术”的观点,强调政府应该根据人口数量分配警力数量。通过专业化的警务制度防范和打击犯罪、在维持稳定社会上,可以产生很高效率。
(三)1992年至2012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现状逐渐转换为人民群众对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与不平衡不完善的经济发展相互之间的冲突。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出现的新问题,公安机关正着力探索并实施更富有中国特点的现代警务机制实施模式。这种警察管理模式重点体现了以群众为主要中心的思路,强调依靠群众,实行共建共治共享的基础社区管理格局。
(四)2012年至2016年
在建设警务机制的过程中,发现了公安部门内部存在着工作隔阂,为破除公安部门对“打防控”工作职责上存在的隔阂,和各警种各机关之间联合作战中存在的工作壁垒,从而有效整合社会管理力量与防范资源,促进打防控合一和社区整体防范系统构建,警务实施机制改革已势在必行。综合化警务机制以情报导向实战为基本特点,以信息资源共享为主要手段,以扁平化为基本模式,以公安主管国内警种职责融合、将公安负责人和社区外围管理力量组合为主要形式,通过对社区各类资源的整合与协调,构建功能互补、制度互通、力量互助的多元化警察管理机制。这既是社会管理由过去单向性管理走向合作共建型管理的体现,又是公安在自己权限内对警察机构工作的探索与尝试。与此同时,警察的合成能力不但要完成警种间、公安机关负责人和社会之间的物理合成,也要完成警种专门技能、情报信息、专业技能等的化学合成。然而,中国公安机关合成化警察模式目前仍面临着没有统一的综合作战平台、与不同警种的合作还没有开展、各类信息资源整合与资源共享难、综合考评制度不足等问题。而大数据分析的广泛应用与深入运用,使公安科技信息化建设获得了强大的科技保障,为合成警务模式的更加健全打下了基石。
(五)2016年至今
随着新一代现代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一种以大数据信息的获取、挖掘、研判为基础,以云计算技术、物联网、人工智能为载体的大数据时代已然来临,中国公安部门的警务体制也将逐步走向一个全新的形态向数据化警务发展。二零一零年开始,中国部分省市公安机关为顺应国家智能城市建设的重大形势,开始探索建立数据警务机构,积极探索大数据技术在安全管控、治安防范、预知研判、综合作战、信息益民服务等领域的集成、共享与运用。由于公安部不断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与计划,为保证“金盾工程”等信息化进程的落实,为建立“数据警务”进行政策措施和资金的支撑和保证,部分省级公安部门也纷纷明确提出建立“数据警务”的发展理念。由于运用虚拟化、分布式数据、微电子技术、新一代人工智能及其共享与应用平台等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与应用,为“数据警务”建立所要求的各种控制功能打下了坚实基础,将“社会面”控制与“整个社会流”的控制有机融合起来。应当充分利用信息时代的红利,用“智能“冲破信息壁障,透过建构“智能化+监管”的精细化治理模式、“互联网+侦查”的协作执法模式、践行“网络化+服务”的便民服务管理模式。而在推动智慧城市警务制度构建的过程中,亦有将动态警务、专业警务、综合警务、信息警务、规范警务等警务制度概念与之融为一体的实际尝试,如江苏省公安部门就最先提出了创意警务概念并付诸实践,也开启了中国公安部门在推进城市警察机构变革与社区管理转型方面的有益尝试。大数据警务机制并非意味着警察制度变革的终结,伴随5g时期的出现,物联网等新型技术的发展,中国的警察制度变革也将会迎来进一步的发展[1]。
二、警务改革机制实施的必要性
(一)新的时期呼唤着改革警务机制改革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说,技术创新是人们处理诸多全球性的社会问题的必然需要,已成为全球各国、各地区寻求未来发展的一种新时代理念。就国内来说,历经了30多年改革开放,国家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变化,国富民强,改革发展的理念已经根深蒂固。就公安而言,尽管面临着世情、国情和市情等等重大变革,但依然沿用着过去的坐等办事、被动管理模式,无法真正高效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发展已经成为时代所召唤、现实所需要,应当依靠变革创新,着力形成与社会和公安事业现实发展相适应的现代警察管理机制,最大程度地解放公安机关的内部潜力,为保持社会和平安定提供强大保证。
(二)错综复杂的警务局面,倒逼着改革警务机制
社会进步、发展在获得很大成绩的时候,也总会伴生并伴长些新的社会问题。在社会治安稳定工作方面,由于人民内部冲突所引发的社会不可预测性、不确定性群体化事件居高不下,产生并引发社会违法行为的消极影响增加,社会各种犯罪、事故的高发、多发、突然性愈来愈强烈,对公安机关的负责人防范难度也愈来愈大。在社区管理工作方面,面对着人口大流动,以及新生社区团体、行业、服务场所等的兴起,由于不知道怎么管理工作或有效管控,消息无法有效收集发布,漏管失控现状突出,问题隐患较多。日益错综复杂的治安局面,客观上需要公安部门对中国传统警察制度加以改造革新,进一步完善社区管理机制,以不断推动社区祥和安定。
(三)根据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新需求要求改革警务管理体制
伴随经济社会科技进步和民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众也对社会治安管理工作产生了不少新希望、新需求。在社会治安方面,政府不仅关注自身平安,也同时重视社会公众和整个生存环境的平安。在依法办案方面,不仅要求少发案、快破案,而且要最大限度地挽回损失并有所赔偿。在公共服务方面,不仅要求便捷、有效,而且要主动服务、全天候、个性化、差异化地公共服务。
(四)公安机关自身存在的积弊,需要警务机制创新
机构数量越是多,分配越细,职能交错,警务散乱,机构内部和基层单位相互争利,互相推卸责任,警察内耗,严重影响了警务效率发挥。一切的民警工作都要靠基层单位来推进,基层工作辛苦、生活环境差、晋升速度缓慢。
三、警务改革实施机制的路径
现代警务变革必须符合当代政府执法变革发展的总趋势,以问题为导向推动现代警察机构变革创新,并进一步改造创新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现代警察机构和勤务方式,不断增强公安机关负责人维护国家和社会、确保人民安居乐业,使变革和创新惠及广大群众。
(一)构建适应现代化要求的警务机制与组织架构
中国传统的警务机制和组织架构,是典型的科层制组织架构,也产生了该种组织架构的固有弊病,渐渐地将无法适应与时俱进的警务发展趋势。为此,必须从上层建筑角度,进行统筹规划,进一步优化警察工作中包含的技术架构、组织架构、业务管理架构以及有关资源配置架构,以确保各种管理手段以及所需资源科学规范地配备,实现实现资源的最优分配;同时,要立足于基层,为达到做好做实基层工作的目标,就需要对各个机关的职能加以整合与划分,并通过明确职能实现机关间合作决策的目的;对公安系统内的各警种进行重新划分合并,细化内设机构,健全多侦联合作战制度,提高警察工作效能。当前,扁平化的组织架构和公安大部制改革都是推进警务机制改革的重要途径。扁平化组织通过缩减管理层级,合理配置警力资源,实现警务效能最大化。扁平化组织需要遵循以下加减乘除原则:加强基层,要通过持续推动警力下沉改革,把公安基层做强;减层整合,按照职责厘清各部门、各警种的管理职能,有效整合职权交叉部门,提高公安机关组织架构运转效率,并通过减少管理层级,进行点对点的指挥与协调,加强警令精确迅速传达到位;搞好乘法,借助科学增能,智慧赋能,从民警工作提效和优化服务层次上做好乘法;扫除障碍,重在查漏补缺,把警务改革途径中的阻碍、问题、困难等进行清除。公安大部制改革目标在于整合职责相同、业务范围相似的部门,拓展管理幅度,减少管理层级,提升绩效。改革不仅单纯的将部门撤掉或一刀切整合,如统一办公室,而在于对原先分散的资源、职能进行重塑,合并升级,优化行政程序,形成部门间无缝隙的交流与配合,以此优化部门权力,提高工作效率。公安大部制改革注重横向权力集中,扁平化组织架构注重管理层级纵向分权,二者均为实现职能下沉,警力资源倾于基层,职权分配优化,提高公安管理水平与警务工作效率。此外,公安部门还必须借助公安内网平台,把传统公安业务经办方法和日常事务处理流程,通过在扁平化组织架构和公安大部制改革时机因地制宜重新建构,逐步转变原先的信息传达模式和行政业务程序,实现服务办理数据化的和警务工作高效化。现代警务机制改革适应了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潮流,通过推进政府行政理念的变革,适应扁平化的管理需求,改革组织架构,在公安大部制改革趋势下进行警务处理程序再造提升机构运行与为民服务效率,完善精细化的管理体系,走内涵式发展之路。
(二)开展了基于现代警务制度和勤务机制研究的基础理论探索研究
当前的研究仍面临着如下不足,对一体化平台构建与运用的研究仍局限于描述性的研究,对体制创新与模式完善的深度探讨也缺乏充分;在具体个案发生的研究层面上,仅限于对单一案件或一个地区的研究经验,并没有提出具体可运用或推广的经验规律;在理论层面,也缺少对关键范畴的厘清与对宏观系统的理解;从实际运用层面,没有统一具体的架构规范和因地制宜的运行管理机制,从国内实践运行状况分析,各地实战部门做法不一,方式不同,推动的深度与广度不平衡,使得目前在推动速度、执行效率以及发展规模上都面临各种程度的风险与阻碍,亟需缓解与克服,以助力公安管理工作向高效精细化发展。现阶段中国各省市公安部门基本上都开展了对警务机制的改革与探讨,但是目前研究中对于有关案件的剖析方式相对地比较浅显,较多的是关于个案和改革成功经验的阐述,由于缺乏对案件的内部逻辑和衍生规律性进行探讨,并没有起到对个案研究的主要效果,在实践中寻找造成这些机制改革成果落后或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并对其形成因素和存在规律加以深入分析,同时也能够参考并吸取海外的相关改革有益经验,从而根据当前中国公安机关实践状况,创新并发展富有我国特点的警务体制模式,将有助于我们对中国今后的警务体制变革提供更具体的指措施建议。
(三)推进警务一体化建设
警务一体化建设改革是中国近年来创新警察新理念的重要结果,同样更是实战警察变革的重要举措,其开创性地与GIS、大数据分析、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现代化建设科学技术手段全面结合、应用,涵盖了警况分流、信息预警、警情研判、巡逻管控、指挥调度、执勤控制、警察绩效管理等核心功能,推动了形成以指挥扁平高效、信息精确制导、舆情同步应对、机制实战化互动等方式统一运作的全新警察管理机制,这种运作模式与运行机制也为中国警察体制变革提供了方向。目前,全国各个公安部门正如火如荼地开启并实施警务一体机制,建设和健全一体综合应用网络平台及联勤指导、组合战斗管理模式,做到重要舆情消息系统研判,重要事务系统交办,重要勤务统一部署,重大突发事件系统处理,责任到位系统监督。另外,健全一体化警察管理机制,还需要形成与统一相匹配的现代警察工作体系,进一步重塑警察机构形态、警察流程形态、警察配套形态,并推动信息数据流、服务流与管理流程的高度融合[2]。
(四)健全了同基层社区管理相适应的智慧警务运行机制
合理运用大数据时代技术,积极思考现代警察制度问题,是公安机关增效、驱动工作提升的重要途径。大数据分析也为警察管理工作搭建了一个平台,警察管理工作与大数据分析技术的结合度很高,并可以与大数据分析技术相互融合,不断完善感知数据分析、服务群众工作、实战运用的功能,以促进“智慧警务”建设。应充分运用大数据整合,有效支撑社区治理、立体化的管控格局,逐步摸索出一种强度集成、高度共享、深度运用的“智慧警务”管理创新路径,以实现现代科技和警察体制的深化与融合,促进社区管理水平持续提高。所以,公安工作应该革新思考方法,革新工作模式,培养大数据分析能力和精细化意识,在立足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做好预警与评估,以实现提质增效的目的。今后的研究将更注重互联网+与警察和勤务机制融合的新机制,研究如何通过整合民警业务数据,及时掌握并跟踪犯罪轨迹,准确剖析作案规律,并研究作案特征,从而进行对犯罪的精确打击;同时,深入研究如何对警务咨询、人民投诉、民情反映、警察回访等信息进行数据挖掘,数据运用,以研究非接触式、非场景的、安全高效的互联网+公安行政管理警务管理模式。
参考文献
[1]张玲, 姚添, 王禹淋. 我国现代警务机制改革的价值取向,演进逻辑与路径选择[J].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蒋科.警察院校学生警务化管理及职业素养培养浅析[J].科技致富向导,2014(30):65-65.
[2]浙江警察学院课题组, 黄兴瑞. 构建现代警务模式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基于中外比较的浙江警务改革发展战略研究[J]. 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 202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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