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的道德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人的人格塑造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中国的“道德”概念形成于先秦时期，与西方的“道德”概念完全不同。中国道德思想产生于春秋，孔子感叹于此时“礼崩乐坏”，决定创造一套道德伦理体系来规范人民的行为举止，其中的内容构成了儒学的主体。不同的儒家提出了各自的道德主张，孔子提倡“仁爱”，孟子主张“养浩然之气”和“性善论”，经过后世的不断完善，又形成了儒学中的君子论。新时代我们要树立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要从中国优秀传统思想中汲取精华，因此中国优秀道德思想对于文化自信尤为重要。

关键词：道德思想;文化自信;儒学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1]道德自信是文化自信的前提，没有道德自信就谈不上文化自信。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就要重视道德力量，增强道德自信，加大道德宣传。要做到上述三条，需要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强大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2]中国的道德思想绵延千年，在中国人心目中占据了极大的分量，道德观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一个永恒的主题。

学界关于中国的道德思想与文化自信的论文有很多，但主要从政治哲学方面的考察，如王小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道德维度》（《云梦学刊》2021年第6期）;葛天《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伦理道德看坚定文化自信》（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12期）;樊浩《现代中国伦理道德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东南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龚天平、袁家三《论道德文化自信》（伦理学研究2018年第1期）等等。本文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来思考中国传统道德思想观念与现今文化自信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前瞻性，对于我们现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树立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道德”的概念

“道德”在社会学上的概念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这很简洁了当地概括了“道德”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然而，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道德”则是两种不同的概念。《论语·述而》中讲：“志于道，据于德。”孔子要求人们以“道”为志向，以“德”为依据，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学会做人。所以，“道”与“德”是中国古代哲学、伦理思想中的一对基本范畴，而后《老子》对“道”与“德”作了哲学上的升华。“道”原意为人行的道路，用作哲学范畴，通常指事物运动变化必须遵循的普遍规律，亦指世界万物的本原或本体;“德”与“得”相通，意为具体事物得之于“道”的特殊性质。《管子·心术上》中曾说：“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谓所得以然也。”“道”与“德”在先秦的一些著作中开始联用，逐渐合成一词。《管子·君臣下》中说：“道德定于上，则百姓化于下矣”。《荀子·劝学》中也说：“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中国人的“道德”概念基本形成，随着后世哲学思想的不断填充，变成了我们现在的道德观。

西方也有自己的一套“道德”概念。西方的“道德”也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时期，苏格拉底曾提出过“美德即知识”，这是其道德哲学思想的核心。作为苏格拉底学术思想的承继者，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其道德哲学基础之上构建了自己的道德哲学规则系统，逐渐形成了西方的“伦理——道德”哲学体系。随着后世的不断发展，西方的“道德”与宗教开始结合起来。康德认为，“我们关于上帝的每一个概念都是从道德意识中衍生出来的。”宗教的道德约束作用对西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信仰上帝，也使得自身对上帝的爱与信仰构成了监管其行为的内在约束力。可惜的是，随着文艺复兴以来，长久积压的政教矛盾冲突瓦解了人们意识中的中世纪传统基督教对世俗的统领，基督教会开始崩坏。后来的“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进一步促进了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瓦解。自此，西方的“道德”只是哲学上的“道德”，局限于哲学范畴内的学术讨论，远离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二、中国人的道德之源

在没有法律条文难以得到广泛应用和普及的年代，东西方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西方选择了宗教，宗教属于一种社会特殊意识形态，在人类早期一些社会中，宗教承担了对世界的解释、司法审判、道德培养等等一系列的功能。在西方社会中，基督教作为第一大宗教，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按照基督教教义，规定了人们必须遵守的十诫与七宗罪，如果违背就要接受下地狱的永罚。出于对于耶稣基督的信仰和对地狱苦难的畏惧，人们恪守教义，严格约束自己。

从古至今，中国都不是一个宗教国家，虽然外来的佛教与本土的道教都曾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但从没有一个宗教能够凌驾于国家权利之上。不过中国出现了另一种形式的“信仰”——儒学。儒学又被称为“儒教”，“儒教”的“教”可不是宗教的“教”，这里的“教”是教化的“教”，是教育的“教”。但在某种程度上，儒学产生了和西方的宗教一样的作用，对于人的行为进行约束。

在中国的历朝历代中，周朝享有了极高的历史地位。它创立了一套严谨的国家运行秩序和封建等级体系，即宗法与分封，奠定了中国封建王朝的基础，周朝的国祚可以延续八百余年，这套制度体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了这种庞大的制度可以稳定安全地运行起来，周王朝的统治阶级又发明了一种更为严密的制度——礼乐制度。周朝通过礼乐制度来规范贵族的身份地位，要求贵族在衣、食、住、行等方面都要符合自己的身份，贵贱长幼之间要有明显的差别。相传礼乐制度是由周公旦制定的，也被称作“周礼”。周礼分为“礼”和“乐”两个部分，周公制礼，把它当度作社会道德、行为的准则;把制乐作为教化的规范，无论是周天子还是各大小诸侯，全部都自觉地按照礼乐规章来生活，社会秩序稳定，人民生活安乐。

这种堪称完美的典章制度发展到了春秋时期却开始崩溃。春秋时期，群雄并起，天子势微，各大诸侯国之间战争不断，社会矛盾激化，违礼、僭越之事层出不穷，开始了“臣弑君”“子弑父”的时代，礼乐制度遭到极大崩坏。礼崩乐坏之后，人民没有了意识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礼乐文化作为一种传统对于维系社会的作用极其微弱。面对伦理道德文化的日渐散失，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孔子感叹道：“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篇》）为使天下从“无道”恢复到“有道”，孔子决定用一套新的道德思想体系来规范人民。不同于周公的传统礼乐文化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种礼乐制度，为以姬姓各级贵族为代表的周代统治者提供了政治准则与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孔子礼乐思想则将礼乐施用的对象扩充为全社会成员，道德不再是贵族们的专有物，融入了平民百姓的生活之中。孔子的道德思想构成了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在中国人道德观的源头之一。

三、儒学中的道德观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儒学就是道德修养之学。为了塑造人民的道德观，儒家通过发明创造了通过“仁”“义”“礼”“智”“信”“孝”“悌”“忠”“恕”“勤”“温”“良”“恭”“俭”“让”等一系列具体的道德概念来完善人们的品德、规范人们的行为，成为中国古代道德思想文化中的主体部分，并在此基础上随着后世的不断加工完善最终演变成了我们现在中华民族的道德观。

（一）孔子的道德观：“仁者爱人”

“仁”的本义是亲和、亲爱，“仁，亲也”。（《说文解字·人部》）孔子说：“仁者，人也。”把“仁”看作是人性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用“仁”来处理社会伦理规范，主张人与人之间应该互尊、互助、互爱。“仁”不仅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礼”“义”“智”“信”“孝”“悌”“忠”“和”等概念无不是围绕着“仁”来展开的。“仁”虽居五常之首，并被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和文人士子多推崇，但孔子的“仁”并不是高不可攀的，而是切实可行的。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孔子强调了道德的自觉性，如果一个人想要成为仁者，只要朝着这个方向自觉努力，就一定可以做到。孔子将“仁”亲民化，让“仁”的概念不再局限于字面上，鼓励民众自觉遵守道德规范。

孔子讲“仁者爱人”，仁者要“泛爱众”“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仁爱的对象在“众人”，“仁者爱人”就是要爱人民。但是，孔子所提倡的“仁爱”并不是不讲原则的。孔子说：“唯仁者，能爱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孔子所提倡的“仁爱”是建立在原则基础上的理性之爱，是爱憎分明、爱善者与憎恶者相统一的一种美德。“仁者爱人”是孔子思想里最基本的道德标准，没有仁爱就没有道德，仁爱思想至今仍是中华民族道德观念的核心。

（二）孟子的道德观：“养浩然之气”与性善论

孔子提出了“仁”的概念，要求我们作一个仁者，而孟子则在“仁”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道德修养体系。孟子提出，人的基本道德有四种，即“四德”：仁、义、礼、智，将道德范畴扩大。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孙丑上》）人生来就有“四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能够做到这“四德”与“四心”的人，道德修养就达到了最高的境界，孟子将它称为“浩然之气”。弟子公孙丑问曰：“敢问夫子恶乎长？”孟子答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认为这种气“至大至刚”，应该“配义与道”，要有坦荡的胸怀去培养它、滋养它而不加以伤害。孟子所讲的“浩然之气”是一种因为拥有至高的道德修养而获得的精神境界或道德力量，人若是养成了“浩然之气”，便可成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孟子道德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性善论”，孟子的其他道德思想也无不是以“性善论”为基础的。孟子曰：“仁、义、礼、智非由外烁我也，我固有之。”（《孟子·告子上》），孟子认为人具有“善”的本性，人性本善，人之为善，是他的本性的表现，人之不为善，是违背其本性的。“性善论”把人的道德素养归之为天性，它要求人们回归善性、回归本源。孟子发掘了人性之善，充分肯定了人的自身价值，激发了人们对于人性道德的追求。

（三）儒学中的君子论：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

“君子”一语，广见于先秦典籍，在先秦典籍中多指“君王之子”，着重强调地位的崇高。而后“君子”一词被儒家赋予了“道德”的含义，自此，“君子”一词有了德性，历代儒客文人将以“君子之道”自勉作为行为规范。君子是孔子理想化的人格，是孔子对有德之人的称谓，君子论是孔子以“仁”为核心的学说的依靠。“君子”到了孔子这里正式成为一种对于道德的理想。所以孔子对于“君子”的境界规定得非常高，仅次于可望而不可即的“圣人”。《论语·述而》中记载，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孔子不敢自居“圣”与“仁”，同样是不敢自居已达到了圆满的君子境界。孔子认为“君子”的本质是“仁”，故“君子之道”事实上即是“仁道”。孔子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仁、知、勇”三要素亦是孔子对于“君子”具体的中心要求。

继孔子之后，儒家延续了他对于“君子道德”的推崇。孟子在以“仁”为核心的君子论上又加入了“义”“礼”“智”，称之为“四德”;西汉董仲舒又在孟子“四德”的基础上加入了“信”，称为“五常”。汉代之后，君子所必备的道德被引申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大学》）“修身”指的是道德修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都是“修身”的手段，只有“修身”才能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和人生追求。无论是“修身”还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都是后世儒家“君子道德”的核心内容。

四、道德与文化自信

习近平说：“古人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1]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树立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其中的重中之重。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思想具有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深厚底蕴，是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追溯历史，发掘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中的道德观，正是我们现在需要建设中国社会主义道德强国的基础工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2]北宋初年，儒士张载高呼：“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中浓厚的家国情怀和强烈的担当意识激励着一代一代的中国人奋发向上、勇往直前，成为国家的栋梁。儒学之所以被大众认为是中国的“国学”，原因正在于此。“‘儒’（家、学、教）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它的价值和意义并不一定系于人们是否自觉地认同和承认它，而更在于它已化入汉民族某种文化——心理结构的主要成分，千百年来对广大的知识分子并由之而对整个社会的思想情感、行为活动一直起着规范作用;并由有意识而进入无意识，成为某种思想定势和情感取向……至今仍然影响着或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情感和行为活动中。”[3]

不过，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大变革、逐渐与国际接轨，各种思潮文化、有害信息等大量涌入我国，违背公序良俗、突破道德底线的事情时有发生，给我国的公共思想领域造成了负面的影响。这就需要我们注重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除了要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社会主义道德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要坚持在继承中创新发展，寻找中华优秀文化基因，自觉传承中华传统美德。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中国优秀传统思想中的道德意识已经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文化力量，成为祖国繁荣昌盛、兴旺发达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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