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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方志所见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以《新疆孚化志略》为例

热米拉 吾麦尔江
  
卷宗
2022年11期
西南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清代保恒的《新疆孚化志略》又名《乌什事宜》,是其在清咸丰四年(1854)任乌什办事大臣时,令章京等将地方公事分编门类,汇集成书,以乌什城名“孚化”命名。分别从乌什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众多领域,实事求是地反映了乌什县各项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体现了乌什的地方特点和民族特点,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乌什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就目前来看,学术界对此书的研究寥寥无几,笔者在此书的基础上试图以1840年为界,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角度,探讨新疆中古代乌什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关键词:《新疆孚化志略》;多民族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基金项目:本项目得到西南民族大学2021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优秀学生培养工程项目《新疆方志所见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以〈新疆孚化志略〉》为例资助,项目编号:2021SYYXSS101

一、乌什概况

(一)乌什县概况

“乌什地理位置位于西北塔里木盆地边缘的天山南麓,全县有20.85万人,19个民族,其中,汉族占总人口的5.9%,少数民族总人口的94.1%。[1]

(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2010年1月胡锦涛在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2]在2021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强调“必须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守望相助手足情深。”[3]

二、从经济交流视角看县志所反映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从新疆发展史来看,乌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属古龟兹管辖,因此龟兹遗留了可以代表中原与西域交流的特色货币。例如在晋代,龟兹隶属白氏王族统辖,铸造了在汲取中原货币特色基础上加入龟兹特色的“龟兹小铜钱”和“汉龟二体五铢钱”两种货币。唐朝中后期,社会局势动荡,古龟兹被吐蕃占领,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以及维持军政费用的开支,便以唐代钱币形制为范本,在龟兹地域铸造了“大历元宝”。清代特别是乾隆年间,乾隆皇帝认为:“钱文为回民日用所必需,自应照叶尔羌例,一体鼓铸。”[4]由此可见龟兹货币作为一种符号,既见证了西域与中原经济上的交流,又佐证了在中央集权制领导下西域的发展进程。

三、从政治视角看县志所反映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一)历史上乌什政权更替

乌什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汉书·西域传》对“温宿国”的记载:“王治温宿城,去长安八千三百五十里,户二千二百,人口八千四百。”[5]这里记载的古温宿,东与姑墨、西与尉头的距离,与现今乌什,东临阿克苏,西临阿合奇的距离基本相符。古代无公路计程,阿克苏城也不在今天阿克苏所在地。由此可以推断,西汉时期的温宿国地即今天的乌什。

汉文帝四年(前176年)匈奴掌管了西域,温宿(乌什)从属匈奴。五十七年后,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此时的温宿(乌什)以及西域各地逐渐和汉王朝建立起了联系。

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逐渐归顺于汉王朝,因此汉宣帝下令在乌垒城(今轮台县)设置西域都护府,此后温宿(乌什)正式划入汉王朝国界,受到汉王朝管辖。

王莽始建国五年(13年)由于王莽贬易为候王温宿及西域诸国杀死了西域都护但钦,温宿等西域诸国与汉王朝断绝了联系。直到王莽天凤三年,姑墨王丞杀温宿王,温宿又被纳入了汉朝版图。

东汉从光武帝建武五年(29年)到二十二年(46年)温宿国(乌什)依旧属于汉朝,直到光武帝建武二十六年,龟兹人杀害附属于汉王朝的莎车王之子,匈奴人趁机扶持龟兹人拿到了温宿国的统治权。又过了二十四年,东汉政府才击退了匈奴,重新设置了西域都护府,获得了对于温宿国(乌什)的统治权。在此后的17年里,东汉王朝长期致力于通过军事手段巩固其在西域诸国的地位和权利,也获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殇帝延平元年(106年)龟兹百姓背叛了臣服东汉的龟兹王,和温宿、姑墨的士兵发动了反对东汉王朝的战争,温宿(乌什)控制权又回到了匈奴手里。直到安帝延光三年(124年)温宿(乌什)又回到东汉王朝的手中。总的来说,在东汉建立王朝的195年里,匈奴控制温宿(乌什)等西域诸国的时间长达了42年。

从魏文帝黄初三年(222年)到晋明帝太宁元年(323年)温宿国(乌什)归属中原王朝统治。到了前凉和后凉时期各国展开了对于温宿(乌什)及西域各国政权的争夺。直到北魏道武帝天兴三年(400年),柔然部落势力逐渐强大,控制了温宿国(乌什)等地。随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西凉北凉从柔然部落中夺回了对于温宿国(乌什)的统治权。但柔然部落依旧对于温宿等地虎视眈眈,到北魏太平真君九年(448年),北魏攻击柔然和龟兹得到了温宿国(乌什)的控制权。到了魏太和十四年(490年),嚈哒(大月氏后裔,也称为白匈奴)获得了温宿国(乌什)的统治权。周天和二年(567年)温宿国的(乌什)控制权归属于西突厥。总的来说,魏晋南北朝持续的369年里,温宿国(乌什)的控制权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属于柔然、白匈奴、西突厥等部落。

唐朝时期在龙朔二年(662年),归顺唐朝统治的龟兹受吐蕃策动发起了反唐运动,于祝随龟兹反唐,于祝的统治权间接到了吐蕃手中。三十年后于祝才复归于唐。开成五年(840年)回鹘汗国崩溃,有部分回鹘人进行了西迁流向于祝,在会昌三年(843年),庞特楽自称可汗,设置了安息回鹘国,于祝受安息回鹘国控制。

宋元时期倭赤(乌什)政权基本不在中原王朝的统治范围内,从公元前982年到1128年属于喀拉汗王朝统治,公元前1218-1348属于蒙古汗国控制。只有在公元前1128-1218年这九十年间属西辽统治。

明朝时期乌赤或称图尔满(乌什)基本上属于叶尔羌汗国统治。

清朝时期,从顺治年间(1655年)到康熙六年(1667年)乌什的控制权依旧在叶尔羌汗国的统治之下。到了康熙十七年(1678年),乌什政权转移到了准葛(噶)尔统治了乌什县19年;到了乾隆三十九年(1697年),准葛(噶)尔汗尔丹死亡,图尔满(乌什)趁机摆脱了准葛(噶)尔的控制。从乾隆二十年(1755年)开始清政府开始掌握乌什政权,此后一直到1840年,乌什(汉名乌什,蒙名图二满)虽然偶有起义爆发,但都被清军压制。

从西汉到清朝末期的这段历史可以看出,乌什在历史上曾经受过龟兹、匈奴、柔然、汉族等民族建立政权统治,这些政权都带有自己独特的部落或是民族风格,在交替管理乌什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将不同民族同化为单一民族的现象,反而每一个政权都在乌什多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印下了属于自己的烙印,让乌什逐渐成为了一个具有特色的多民族聚居地区。

(二)乌什名称的变化

《汉书·西域传》中记载:“温宿国,王治温宿城。”[6]温宿城即金乌什。

在《新唐书·地理志》中乌什的别名第一次出现,该书记载:“大石城一曰于祝,曰温肃州。[7]”取名为大石城的原因不详,但笔者认为乌什县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四面环山,气候干燥,在古代与中原相比属于干旱地带,所以取名大石城的原因可能与乌什的气候环境相关。

在北宋时期被称为倭赤,取名倭赤的原因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说明,这里的倭是不带有任何贬义色彩的,因为倭字开始带有贬义是在元朝时期。从《说文解字》来:“倭,从人从委。委,从禾从女”[8]与水稻有着相关的含义。赤可能是代表忠诚,因为在宋元时期倭赤都是效忠于中原王朝。

到了明朝改名为了乌赤,清徐松在《西域水道记》记载:“乌什城据默尔彻尔山,回语谓山石突出为乌赤,乌什即乌赤也。”[9]在明朝永乐年间(1403年-1424年)因政府移居部分维吾尔族人到乌什,所以改名为了图尔满。图尔满是吐鲁番的另一种说法。

道光八年(1828年)定乌什成名妥化,原因不得而知。原因就是"乌赤"与"乌什"谐音。

从乌什县县名的变化可以看出乌什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沿革,其地名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这些文化内涵都表明了乌什在历史上民族成文的变化引起的地名变化,反映了不同民族政权下乌什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

(三)乌什官员任免

本文所说的官员主要包括:都护、长史、刺史、同知、知事等。

关于乌什官员的选拔与调用的记录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在西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管辖西域的匈奴降服与汉王朝,乌什受西域都护府管辖,郑吉(汉)为都护。平帝时期但钦(汉)为都护。王莽执政时期李崇(汉)为都护。

东汉时期:窦融(汉)、陈睦(汉)、班超(汉)、段禧(汉)担任过西域都护。

魏晋南北朝时期:张轨(汉)、张茂(汉)、吕光(汉)、吕复(汉)、李嵩(汉)。

唐朝时期:白素稽(龟兹)。

宋元时期:孙蒙哥汗(蒙古)、秃黑鲁·铁木尔(蒙古)、赛依德尔汗(蒙古)、阿不都·拉提夫速檀(蒙古)、齐亚·丁·阿黑麻速檀(蒙古)。

清朝时期:策妄阿拉布坦(卫拉特人)、霍集斯(维吾尔)、永贵(满)、舒赫德(满)、族额理(满)。

从上述官员及族别我们可以发现,在民国之前,历代王朝统治者的族别就决定了乌什县重要职位所在官员的族别,这是因为古代长期实行的是帝国体制,是出于巩固资深统治的需要。第二由于如今在乌什县成为主体民族的民族在古代深受类似伯克制度残害,一般为奴隶身份,很少能得到重要的职位。

四、从文化交流视角看县志所反映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一)乌什的古建筑

《新疆孚化志略》记载乌什有着代表佛教文化的沙拉木千佛洞,千佛洞证明了在宋朝以前乌什人民已经对萨满教产生了动摇,从这种动摇的背后可以看出宋朝之前乌什的统治者对乌什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使百姓发现原始宗教其实只不过是统治者的工具,并不能改变现状也不能成为精神上的寄托,这就使得佛教获得了在乌什县滋生传播的机会,乌什县的这座千佛洞便是最好的证明。

(二)历史上各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

1755年维吾尔族贵族噶特默特任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倡设义仓,救济贫民,兴修水利,发展生产。

1755年维吾尔族贵族霍集斯在对抗大小和卓叛乱时为清政府作出了积极贡献。

1755年维吾尔族贵族色提巴尔在平定大小和卓之乱时屡立战功。

1776年维吾尔族贵族阿克伯克为平定大小和卓屡立战功,深得朝廷信任。

从县志记载的这些故事来看,中原王朝对于乌什县历来实行的政策与制度总体来说深得乌什各民族的心,使得各民族对于中原王朝有着臣服和忠臣的心,这有利于让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朝有利的方向前进,这种友好的关系对于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有着进步作用,给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保障。

参考文献

[1]阿克苏地区行署办公室,《阿克苏统计年鉴》地区统计局及地区统计学会编辑出版,2002版,第2页。

[2]王伟,《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2010年1月23日《人民日报》第2版。

[3]舆情中心,《中央民族工作会议》,2021年9月20日,《中国民族报》,第1版。

[4]中华书局,《清实录宣宗朝》,中华书局出版社,2008版,道光八年四月辛卯。

[5](东汉)班固著,《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2000年出版,第六十六卷(下)

[6](汉)班固,《汉书·西域列传》,中华书局2000年出版,第六十六卷(下)

[7](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出版,卷四十三下·志第三十三下·地理七下。

[8](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13年出版,卷八,人部,4964.

[9](清)徐松《西域水道记》,中华书局2005年出版,卷二。

作者简介:热米拉·吾麦尔江(1997.9——)女,维吾尔族,新疆阿克苏人,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国民族人口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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