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虽然有关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成果已经比较丰富，但以南海神庙碑刻为文本对其进行的研究还比较少。为了研究南海神庙碑刻所蕴含的海上丝绸之路印记，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法，以唐宋时期的碑文为主要研究文本，对碑刻的历史背景进行梳理，对其所蕴含的海上丝绸之路印记进行解读。结果表明，南海神庙碑刻蕴含了广州海上交通和海外贸易、海神祭祀与海神信仰等信息，且碑文内容能反映唐宋时期国家贸易政策的延续与变化。

关键词：唐宋时期;南海神庙;碑刻;海上丝绸之路

前言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岭南文学中海洋文化、海丝元素的研究热度不断上升。广州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城市，拥有众多历史古迹，南海神庙就是当中重要的一个。南海神庙，位于今天的广州市黄埔区庙头村，是研究海丝文化不可或缺的地标建筑。隋开皇十四年，南海神庙奉旨动工，庙内供奉的是南海神祝融。目前学界对南海神庙的研究，多集中于它的现代性，例如建筑特点、旅游价值和爱国主义教育等。《波罗外纪》对南海神庙的各类信息进行了详细记载，但学界鲜有基于此书的研究。本文以清崔弼《波罗外纪》卷六收录的唐宋时期碑刻作为研究文本并进行逐一解读，着重历史背景与事件本身的关联，解析碑文内容蕴含的海神信仰、海上交通与海上丝绸之路等元素，以期丰富广州南海神庙与海上丝绸之路关系的研究。

一、广州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概况

广州地处南海之滨，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门户，其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至今仍能保持高度繁荣，这与她独特的地理和经济条件有关系。首先是地理条件：广州位于季风区，夏季东南风和冬季西北风可为船舶定期航行提供便利。此外，广州港是一个天然良港，水位深且泥沙淤积少。然后是经济条件：广州位于西、北、东江交汇点，可实现江海联运直达内陆，拥有广阔的经济腹地。[1]7-26此外，岭南地区远离经济政治重心，位置偏远，受战乱影响小，有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因此，她成为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是指从中国出发，经过南海、马六甲海峡，进而抵达印度洋、波斯湾、红海等地的一条通商海路。《汉书·地理志》最先记录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据该书称，广州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起点之一。邓端本《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与发展》指出，早期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已经有四条，第一条是广州至越南、柬埔寨，第二条是广州至爪哇、苏门答腊岛，第三条是广州至印度、斯里兰卡，第四条是广州至波斯湾再达罗马帝国。隋开皇十四年（594），隋文帝决定在广州兴建南海神庙，这反映了隋朝对海外贸易的重视。唐代，朝廷在广州设立市舶使，以加强对海上贸易的管理，并为朝廷增加财政收入。宋代，陆上丝绸之路基本被切断，海上丝绸之路成了对外贸易的最佳方式。宋代也基本延续前朝政策，设立了广州市舶司。元代，通商口岸继续增加，海上贸易继续发展。明代开始推行“闭关锁国”，广州拥有朝贡贸易下的特殊地位，广州港继续向前发展，新航路也得以开辟。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只许广州一口通商，广州成了东西方贸易的中心。[1] 30-33

二、唐代碑刻

唐代留存下来的碑刻只有两块。最早的是天宝十年张九皋的《册祭南海神记》，其对册封和祭祀南海神的情况进行了记录，碑文内容较为简略，对册封的记载是“逮天宝十载三月庚子，册为广利王”[2]92，对祭祀的记载是“将璧环币帛之贶，拖毳衣绣，洁牲正辞，神理居歆”[2]92。

唐元和十二年，孔戣出任岭南节度使、广州刺史，就任三年以来，每年都前往南海神庙祭祀，在第三年的祭祀结束后，邀请了时任潮州刺史的韩愈撰文记录他祭祀之事。韩愈所撰之碑，正是著名的《南海神庙碑》。《南海神庙碑》包含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撰文目的，即对孔戣治理广州的政绩进行颂赞。第二部分记叙海神祭祀之事，这里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南海神次最贵，在北东西三神、河伯之上”[2]94，高度概括了南海神祝融的地位。南海神地位高于北东西三神，意味着当时的南海相比其它海域更受重视，原因是广州海上贸易发达，人们祭祀频繁，南海神在百姓心中占很大分量。“由是册尊南海神为广利王。祝号祭式，与次俱升。因其故庙，易而新之”[2]94，介绍了南海神册封的情况，显示了当时南海神的地位相当高，祭礼规格在不断提高，庙宇也得到了修葺翻新，这也是海上贸易向前发展的一个侧面反映。“常选用重人。既贵而富，且不习海事”[2]94，对于其出现的“海事”一词，长期以来都是作为我国早已出现海上贸易的一个佐证材料。而“海事”一词除了海上贸易这层意思，还有另外两种解释也是合理的。首先是海洋习性。碑文有提到“祀时海常多大风”，还出现了“盲风怪雨”，到了孔戣祭祀时，又“云阴解驳，日光穿漏，波伏不兴”，又根据文中写到：“海之百灵祕怪，慌惚毕出，蜿蜿虵虵……穹黾长鱼，踊跃后先”[2]95，由此可以推测，“海事”一词还包含了与海洋有关的习性（包括潮汐现象）、各种生物、各种奇异故事等。此外，还可以指海神祭祀，这里专指南海神祭祀。文中先提到从前的祭祀是不受重视的：“牲酒瘠酸，取具临时……荐祼兴俯，不中仪式”[2]94，而孔戣则非常认真，提前一晚入住，到了第二天祭祀，礼格非常高，上下非常重视，“五鼓既作，牵牛正中，公乃盛服执笏以入即事……牲肥酒香，樽爵静洁，降登有数，神具醉饱”[2]95，因此，“海事”一词还可以指南海神祭祀之事。

总而言之，唐代的碑刻数量相比宋代，数量少很多，在仅有的两块碑刻中，韩愈的《南海神庙碑》地位非常突出，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

三、宋代碑刻

北宋初年，岭南动乱，宋太祖任命潘美等人前去南汉征战。宋与南汉在贺州、韶州等地交战，宋军气势如虹，开宝四年便歼灭了南汉政权。缘于“赵匡胤在开国之初，就意识到广州海上贸易在全国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3]68，加之南汉割据期间刘氏对岭南地区造成了重大破坏，北宋朝廷迅速恢复对岭南地区的治理，其中最重要的举措之一就是设立广州市舶司。市舶司是古代管理海外交通与贸易的机构，通过设立广州市舶司，广州城市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国家财政税收大幅增加。除此之外，祭祀南海神并重修南海神庙也是治理岭南的重要举措，这与朝廷在广州设立市舶司是相呼应的。

开宝六年，裴丽泽《开宝南海神庙碑》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碑文包含了丰富的海上丝绸之路信息。例如“炎荒之极，南海在望”[2]99，意即南海神庙（广州）在地理空间上相当于一个门户的作用。“乃驾象牵犀，拣金拾翠。入千重之水，累累贯珠;披万顷之沙，往往见宝。[2]99”这里是奇珍异宝的聚集地，海外各国都在这里上岸，把国外的珠宝带过来。“自古交趾七郡，贡献上国，皆自海，沿于江，达于淮，逾于洛，至于南海。[2]99”交趾七郡，即今两广及越南一带，由此可印证，北宋初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包括了广州至越南、柬埔寨这一条。并且，经过内河运输还可到达淮河、洛阳，可以印证当时广州可实现江海联运，海外进来的商品可以运输到广阔的内陆。

皇祐年间，南方侬智高起事。朝廷先后派杨畋、余靖等人前去平反。至和二年，侬智高遇害，事件告一段落。事后，皇祐五年，中书门下省奉宋仁宗敕，把侬智高起兵进攻广州，官军得南海神助击而退之的一事写下来，这就是《皇祐五年牒》。碑文回忆过去南海神祝融对子民的庇佑，以及朝廷对他规格渐高的册封祭祀，即“康定中，朕尝增王徽名，牲币器数，罔不称是”[2]108。并讲述了侬智高进攻广州时南海神显灵的事情经过。因暴雨及时到来，导致侬智高兵队无法前进，而却恰好解决了城中的暑渴问题。侬智高又尝试用云梯登城进攻，在成功之际，却突发疾风，使计划破灭。终于，侬智高担心这是惹了天怒，于是有了撤兵的想法。而在宋朝官民看来，这是得益于“威灵震动，天意神贶，宜有潜佑”[2]108。还写了元绛到南海神庙拜祭后的刻石记事，主要记录了对南海神的屡次祭祀场面规格，细致罗列了致祭之品，尽显对南海神的虔诚。

同样是在侬智高起事背景下创作出来的还有《治平四年重修南海庙碑》，内容展示了当时海上贸易的情况。“先时，此民与海中蕃夷、四方之商贾杂居焉”[2]112形容的是当时中国海上贸易已十分兴盛，蕃夷是旧时中原人对外族或异国人的统称，海中蕃夷意即和很多海外国家通过海路实现了广泛联系，商贾即说明当时海外人民到中国来是为了做生意，四方商贾形容这些商贾来源广泛，来自四面八方的国家。到了嘉祐七年，当地已经“无盗贼之侵”，百姓把功劳归为“南海大神之赐”，于是重新修葺南海神庙，“新之，用以答神嘉”。[2]112

绍兴乙丑年的《六侯之记碑》，记载了传说中辅佐南海神治理海上的六个神灵，六个神灵的故事均突显了海神显灵，是沿海百姓海神信仰的佐证。文中提到“南天竺国”，即今印度南部。印度最早被称为“身毒”，后来《后汉书·西域传》开始称为天竺，可以佐证广州海上丝路有“广州—斯里兰卡、印度”这一条航线。

《南海广利洪圣昭顺威显王记》于南宋乾道元年撰写，碑文除了介绍了南海神祝融历年来被册封的情况，还承载有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历史信息，高度概括了广州作为南海重要口岸的海上贸易繁荣程度，述说了海上贸易具有众多奇珍异宝。南海神多次得到加封，既是因为他关键时刻多次显灵保佑了子民，又是因为他在广州海上贸易中占据特殊地位，朝廷越重视海上贸易，越是对他进行加封，便越是对南海神庙进行修葺。

撰于乾道三年的《乾道重修碑》，碑文也含有丰富的海上贸易信息。“贸岁资邦，计数百巨万”[2]124，意即广州海上贸易为朝廷带来丰厚的税收利润，对此廖颙碑阴也有类似记载：“异之货，不可缕数，闽浙艟舶亦皆重载而至，岁补大农，何啻千万！”“胡南海贾以不赀之货，入重译之地，行万里海，必禀命于南海，水之便，然后敢行”[2]125，经南海而来的各国商贾携带了难以估量的货物，来到了广州，一上岸就要到南海神庙向南海神禀告才继续进行交易，回去时也要去神庙祈福保佑风平浪静才敢离开。

宋代实行食盐专营政策，从北宋过渡到南宋，朝廷对盐业政策愈发收紧，理由是财政状况依赖盐业。与此同时，普通民众私煎私煮以获利的现象十分普遍，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治理私盐迫在眉睫[4]。发生在庆元三年的大奚岛民叛乱事件，就是百姓对朝廷盐业政策的反抗。这件事在庆元三年的《尚书省牒》也有记载，但是加上了神秘色彩，突显的是南海神显灵的神力。碑中称大奚岛民为小丑，“大奚小丑，阻兵陆梁”，在他们进近广州的关键时刻，钱之望急忙向南海神请求庇佑，结果南海神果然显灵，风助火势，让徐绍夔所乘大舶在浅滩上动弹不得，叛民首领也被擒获，官军得以乘胜抓捕叛民余党。当地官民认为此事得到了南海神相助，坚信并非人力可能达成。事情结束后，当地官民对于南海神的信仰更加虔诚，祈求为南海神庙添加庙号。

宝庆元年，义溪曾噩写下了《宝庆重修碑》。碑文先介绍了南海神的威灵以及过去对他的册封祭祀，然后转入正文详写本次修葺之事。“至我皇朝，上之礼神，益谨于唐，神之报上，有加于昔”[2]128，说明截至当前，朝廷对南海神是越来越崇敬的，由于南海神与广州海上贸易相挂钩，可以推测当时广州海上贸易还是进一步向前发展的。此时来南海神庙朝拜的人，有各种身份各种规模的，“微若一苇，大若万斛”[2]128，他们都在诚心向南海神祈求保佑，“必祗谒忱祷，乃敢扬帆鼓棹”。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外通蛮夷，何啻百十国”，可见，这个时候广州海上丝绸之路通航线路应该已经四通八达，不止东南亚，南亚、非洲、欧洲等地的百十个国家都可以通过海上丝路前来我国进行经济贸易。

总之，相比唐代碑刻，宋代碑刻承载的内容量更大，对南海神受册封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记载，从中可看出南海神的地位在宋代是持续受重视的，这也是国家贸易政策的一个反映。

结语

南海神庙碑刻作为应时应势之作，其内容包含了海上交通与海外贸易、海神祭祀与海神信仰等信息，烙上了厚重的海上丝绸之路印记。并且，碑文内容也反映了朝廷贸易政策的变化，是国家政策在各方面的体现。由于唐宋是中国古代海上贸易发展的高峰，本文只撷取了唐宋部分的碑刻进行研究，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还有欠缺，待研究的空间还非常大。

参考文献

[1]广州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发展中心，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广州古都学会.论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C].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08.

[2]崔弼.波罗外纪[M].闫晓青校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

[3]陈周起.祭海古坛 广州南海神诞[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3.

[4]杨伟东;王昕.宋代的私盐问题[J].青春岁月，2016，238-239.

作者简介

黄家军（1999.07——）男，汉族，广东省茂名市，本科。

基金项目

广东海洋大学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资助（项目编号：CXXL2020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