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伴随着中宣部《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的正式印发，其按指标赋分的方式使考核显得更为量化、客观、直接，图书质量得到进一步强化，出版物社会效益第一的绝对属性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和稳固。图书编辑是出版的中心环节，优秀编辑直接影响出版社社会效益的评估结果。本文基于新政策出台的运行情况，结合现实，提出了新形势对编辑人员职业素养的新要求，认为图书编辑应切实具备使命意识、政治意识、质量意识、效益意识、学习意识、传帮带意识、互联网意识等七种意识，始终以社会效益为第一，才能真正担负起引领文化风尚的神圣职责，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展现中国风貌，并推进出版单位的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词：社会效益;考核;图书编辑;职业素养;责任担当

2018年12月底，中宣部正式印发《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并配套出台附件《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指标和评分标准》，就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考核的四大指标直接赋分。相较于前期国家出台的各类强化社会效益考核的文件，《办法》将此前口号性或指示性的要求变成了硬性的可量化的指标，并首次明确出版单位绩效考核中社会效益指标考核权重应占50%以上。《办法》的出台为出版单位如何强化社会效益提供了顶层设计及操作指南，许多出版单位闻风而动，就产品结构、质量管理、数字化转型、队伍建设、绩效考核等出台各类应对措施，期望在年终社会效益考核时有体面的成绩。

《办法》出台三年来，可谓几家欢乐几家愁。一些中小型出版社，由于实力不强，作者资源匮乏，尤其是人才队伍建设乏力，在社会效益的刚性考核面前，无疑将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及挑战。

一、《办法》出台的必要性

实际上，据不完全统计，1978—2018年，国家出台指导出版活动的相关政策法规有上千个，无不提出了强化社会效益的重要性，要求出版单位坚守舆论阵地，筑牢精品意识，积极传播社会主义优秀成果，做到文化自信。但综合来看，这些规定大多限于政策性条款，导向性明显，实操性不足。许多出版单位嘴上说起来重要，但做起来不要，自觉不自觉地将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而编辑基于年度绩效的考量，自然而然将追求图书利润率作为第一目标，实际工作中，只求数量不重质量，只求利润不管品质，而且无错不成书，文字差错率奇高。一些图书盲目跟风，恶俗低俗媚俗，造成了严重的不良社会影响，严重影响出版社声誉。我国年出版图书达50万种，但真正叫好又叫座、能引发国民深思、触及国民灵魂、掀起全民读书热潮的精品图书，近几年鲜见。

《办法》的出台，要求更明确，标准更科学，考核更客观，处罚更具体，使得出版物社会效益第一的绝对属性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和稳固，可以预料，此举势必会极大地推动我国出版业朝着更为健康的方向全力迈进。

二、《办法》的主要内容

《办法》共6章28条，从考核的目的、意义、考核内容和考核方式、考核的四个等级、考核的责任落实等方面进行了规范。具体考核上，此次图书出版单位的社会效益评价考核有四个一级指标，分别为“出版质量”（50分）、“文化和社会影响”（23分）、“产品结构和专业特色”（15分）、“内部制度和队伍建设”（12分）。

图书出版单位绩效考核为综合性考核，需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的占比权重在50%以上。年度考核结果不合格者进行相应处罚，而考核成绩优秀的出版单位，在评优推优、资源配置、政策资金扶持等方面将给予倾斜。

三、当前图书编辑的现状影响社会效益评估结果

图书出版具有双重属性，既是内容产业，又属国家意识形态的部分，体现着国家意志。编辑是图书内容生产的责任人，自然也是社会效益的直接承担者。《办法》中，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的四个一级指标中，无论是“出版质量”“文化和社会影响”“产品结合专业特色”还是“内部制度和队伍建设”均与编辑息息相关，可以说，图书编辑的水平高低直接决定着出版单位社会效益的最终评价结果，对出版单位的经营管理产生决定性影响，直接决定出版社的可持续发展。

而纵观当前图书编辑人员，无论是素质状况还是工作状态，乃至职业操守，均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效益的考核结果，概而论之，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聘任制员工居多，编辑流动性强。出版社于2006年由事业性质变为企业性质后，一些有能力、有资源的优秀编辑基于发展前景考虑，在改制之前选择脱离出版社，而新进的编辑大多实行招聘制，骑马找马，一旦有了好的去处，会毫不犹豫地离开编辑一线。

二是工作枯燥，职业荣誉感不强。图书编辑案头任务重，长年累月枯坐冷板凳，工作枯燥，职业挑战性不强，上升空间不大。许多编辑单纯将自己当做文字搬运工，职业成就感、荣誉感不强，更谈不上有归属感了。

三是岗位要求高，待遇差。由于图书出版的特性，图书编辑需独自承担书稿的策划、组稿、审稿、推广等重任，实际上就是项目经理，而且图书出版质量要求高，责任划分清晰，并接受国家每年对图书质量的不定期抽检，任务重，风险大，而待遇却不高。许多编辑缺乏当编辑家的意识，而将其当做过渡性临时岗位。

四是知识结构及工作经历单一，复合型人才及高层次人才缺乏。出版社封闭性较强，编辑大都来自各大高校毕业生，专业单一，技能单一，那种懂策划、会经营、善推广、具有数字化意识以及广泛作者人脉资源的复合型及高层次人才极为缺乏，这成为出版社发展的短板。

五是业务培训基本没有。编辑要当杂家，紧跟时代前进步伐，时刻保持学习心态，可现实中许多编辑书稿审读任务巨大，完全没有时间从事职业培训。一些出版单位限于经费以及师资，也不愿在业务培训上费时费力。编辑成为干活机器，没有学习和思考的机会，无处充电，无从进步，职业生涯发展藏有许多隐患。

六是人才梯队建设滞后，发展后劲不足。尽管出版社已经改制，但许多管理人员并未树立人才第一意识，人才梯队建设滞后。一些老编辑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愿当师父，导致一些新编辑工作了四五年，仍不得编辑要紧，无法独立承担图书的策划、组稿、审读等工作。

四、大力提高图书编辑的七种意识

《办法》出台三年间，每到年底考核时，一些实力不济的出版社，对照《办法》上列出的具体指标及打分项目，头皮发麻，惴惴不安，由于手里拿不出东西，无法获得该项得分，只能徒发“无米之炊”之叹。

在社会效益考核中欲获得好的得分，关键是出版社领导的高度重视，最终还得将指标落实细化到每一位编辑的头上，靠出版的一本本优质图书去收获“真金白银”，为此，出版社除进一步强化图书编辑的社会效益意识外，还要出台相关管理规定，落实相关细则，细化绩效考核机制，同时还要加大培训力度，努力建设一支胸怀使命、立场坚定、素养一流、技能全面、能打胜仗、能出硕果的一流编辑队伍，具体来说，应大力提高编辑的以下七种意识。

（一）切实提高编辑的使命意识

《办法》强调，出版业的使命就是15个字：“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最终目标就是“推出更多传承文明、传播知识、推动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优秀出版产品，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昌盛。”出版业既是一项文化内容产业，更承担着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再造工作，作为国家出版社，每一位编辑都要有胸怀国家、心系天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敬畏工作，敬畏岗位，敬畏每一本书，敬畏每一个文字，将优质精品图书推向社会，向广大读者传播社会正能量，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阅读深入人心，让书香浸润读者，让经典滋养心灵。

（二）切实提高编辑的政治意识

出版业具有意识形态性。作为一名现代编辑，首要任务就是全面提升自己的政治素养，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出版观，积极参加各种政治学习，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与党的出版方针保持一致，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在具体审稿工作中，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杜绝各种政治差错，尤其要防止过度美化西方政治制度及民主化趋向，防止西方和平演变的风险。我们一方面既要加强政治意识，另一方面又要克服“政治恐慌”，现实中，许多编辑包括出版社，对于党史党建、少数民族、宗教文化、思想建设等方面的选题，因怕政治出错或嫌专题专报麻烦，一律敬而远之，这就犯了矫枉过正的错误，理应加以避免。

（三）切实提高编辑的质量意识

图书质量无疑是重中之重。在社会效益考核指标体系中，“出版质量”占了一半权重（50分）。在“出版质量”的两个二级指标“内容质量”和“编校印装质量”中，“内容质量”明确了出版底线，即出版物内容出现严重政治导向错误、影响恶劣的，分数为0，社会效益考核为不合格。现实中，一些编辑对书中文字抓得很紧，抠得很细，但对文中配图却疏忽大意，对错配、乱配、无底线配图甚至毒害青少年的“流氓图”、恶意美化西方的“渗透图”也视若无睹，最终铸成大错。为此，除一方面应切实提升编辑的业务素养，提高编辑的编校把关能力外，执行图书编辑过程中的出版流程也显得格外重要，如严格执行稿件三审三校制、责任编辑制、闭环管理制和印前抽检制，对于重点图书还应增加校次，对于国家级重点工程图书实行印前全书检查制度，经质检合格方可付印，力求做到编校质量万无一失，通过一套完整、有效、具有鲜明特色的出版物质量保障体系，筑牢质量防火墙，最大限度地杜绝图书的质量问题。

（四）切实提高编辑的效益意识

需要明确的是，此次《办法》的出台，并非不要经济效益，而是基于以往出版社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的倾向而做出的“两手抓”考核办法。如果一本图书社会效益再好，但经济效益不佳，或者搞赔本赚吆喝，一定不会长久，也不是《办法》出台的初衷。多编辑既叫好又叫座的好产品，“两个效益”一起上去了，这才是出版社的长久生存之道。为此，对于社会效益好的图书，出版社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一定要选择最优秀的编辑人员，组建编辑团队，加大宣传推广力度，尤其要利用好互联网新技术，主动拥抱数字化蓝海，通过融合宣传，努力打造精品爆款，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提升”。

（五）切实提高编辑的学习意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编辑工作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又是一个需要长期积累的工作，需要时时学习，天天精进，如此方能跟得上时代的步伐、政策的变化，策划出优质精品图书。尤其处于“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一系列新兴技能需要编辑充电学习。为此，一方面应引导编辑树立“磨刀不误砍柴工”的意识，主动抽时间学习，减少品质不高图书的审稿量，努力提高图书的单品利润率，将有限时间花在刀刃上，出版单位也要有长远眼光，有长远规划，将编辑的职业能力提升当做单位的一项重要工作，甚至是决定出版单位生死的大事来抓。这样，编辑技能得到提升，出版社人力资源得到强化，图书品质上台阶，才能跟上时代步伐，更好地承担历史使命。

（六）切实提高编辑的传帮带意识

编辑应当是杂家。对于许多出版社来说，尽管编辑人员好招，但好编辑难觅，名编辑更鲜见，成为制约出版社发展的“短板”。而学校培养的编辑人员与出版社需要的人才又存在错位。为此，除了向外招聘优秀编辑外，更应注重内部编辑的培养，挖掘内部编辑的潜力。考虑到图书行业的专业性以及封闭性，应大力发扬师父带徒弟的老式培养法，加强传帮带，做好业务传承。一些国家主题出版物项目、大型外译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等，光靠老编辑的力量无法完成任务，需要大力挖掘新编辑的潜能。出版社还可走出去，与一些图书出版专业院校建立联系，组建订单班，或建立学生实习基地，为毕业学生日后能尽快上手打下坚实的基础。

（七）切实提高编辑的互联网意识

在互联网时代和数字出版的浪潮中，传统出版面临新兴技术与新兴业态的重建，融合已是不可阻挡的趋势。面临这种巨变，编辑应积极作为，强化互联网素养，对如何使用新媒体工具熟稔，在业务上求新求变，做好跨界运营和联合推广，既能编，又能写，还要会讲，更会推广，以满足当前多种介质的传播需要，如此，方能把出版物的品质做得更优，将优秀出版物传播得更广，发挥更大的宣传引导作用。

结语

《办法》规定，出版单位社会效益按年度进行评价考核，由图书出版单位自评、主管主办单位评价考核两个步骤组成，评价考核结果要及时报备。考虑到国家对新闻出版单位管理力度的逐年加大，今后肯定会有更高层级的国家主管单位以及第三方专业考评机构或民意测评机构加入进来，出版单位面临的压力会越来越大，但不管如何，社会效益考核最终会落实到每一本图书、每一位编辑的头上，这是由出版单位的性质决定的。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从书荒大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的出版大国，创造了出版奇迹、文化奇迹，但并非出版强国，作为文化载体，由图书传播出的中国声音并不响亮，从世界范围来看大多寂寞无声，每一位编辑任重而道远。

而《办法》释放的最大信号，就是让出版单位和图书编辑多出国家和大众需要的、有较大文化价值、较高市场价值和能在世界推广开来的精品好书，实现出版价值的最大化。

总之，面临世界多极化、经济一体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世界文明处于激荡搏击互相融合的大势下，面临中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央适时对图书出版单位提出社会效益第一的新要求，无疑是顺应时代潮流、合乎党心民心之举。图书编辑只有不断学习，全面提升自己的政治素养、理论素养、文化素养、专业素养，牢固树立社会效益第一意识，努力多出叫得响、立得住、传得开，反映社会主义新成果的精品力作、时代力作，才能真正担负起引领文化风尚的神圣职责，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展现中国风貌，真正实现自我价值，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并推进出版单位的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赵强.图书出版单位的社会效益考核该如何打分？[N].出版商务周报，2018（合订本）.

[2]李丽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纳入顶层设计[N].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9-03-05.

[3]马晓敏.新形势下编辑应具备的职业素养[J].名家名作，2019（8）.

[4]张积玉.略论学者型编辑的培养[J].编辑学刊，1995（5）.

[5]李慧萍.论信息时代市场经济环境下编辑职能的转变[J].今传媒，2012（9）.

作者简介

聂勇军，职称：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