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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服务外包的思考及建议
摘要:分析不同利益群体对图书馆外包服务的态度及原因,方便了解图书馆业务外包的优势和弊端,为图书馆构建合理的外包服务模型提供参考。
关键词:业务外包;外包服务
业务外包,又称资源外包,是20世纪80年代国外工业企业管理中开始运用的一种经营管理方法。图书馆业务外包主要指政府通过公开招标、竞争性谈判、询价等采购方式,使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亦或个人作为项目承接者提供双方约定图书馆相关服务的契约过程[1]。
一、基于图书馆服务外包不同利益者之间的关系
萨拉蒙的研究表明,全球范围内被称为“非营利”“自愿性”“第三方治理”等的社会力量“在市场和国家以外发挥着重要作用”,并通过政府购买其服务连接起来,日益形成一个政府与社会自愿理论的“伙伴关系网络”[2]。刘传铭、乔东平、王金顺探究了政府与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关系,提出了两者间的五种模式包括“内生依附、工具性互惠、竞争、疏离关系和抑制关系”等[3]。也就是说,政府机构、图书馆、社会大众、承接主体之间应该是一种良性循环关系。政府部门作为服务购买方,是数据提供者,它向图书馆和社会公众征求意见,并根据反馈意见发布购买服务的相关内容,通过公开招标、竞争性谈判等方式与承接主体签订合同;承接主体根据合同约定向社会大众提供图书馆服务;图书馆和社会大众则根据服务质量对承接机构的服务进行评价,并将评价结果反馈给政府部门。政府部门主要负责监督和验收工作,承接机构负责向社会大众提供服务,社会大众作为服务的受益者,可以针对服务质量等问题向政府进行反馈,以便引导承接机构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从而实现图书馆资源开发、利用、创新应用的良性循环。
二、不同利益者对图书馆服务外包的态度及原因
(一)政府机构对图书馆服务外包的态度
20世纪80年代,新公共管理运动改革兴起,西方发达国家开启了政府改革的新局面。各国政府普遍开始以公共服务购买的方式取代传统的政府直接供给方式。以美国为例,1997年LSSI(Library Systems and Services,LSSI)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河滨县(Riverside Country,California)图书馆展开合作,承接其图书馆的整体运营管理,开启了美国公共图书馆管理外包的模式,图书馆服务外包开始逐步发展实践,并在发展实践过程中建立了一系列完善的购买制度。美国关于政府采购的法律法规达500余部,有关条款4000多个,形成以《联邦政府采购条例》《联邦政府采购政策办公室法》《联邦财产与行政服务管理法》等为核心的法律规范体系[3]。同时建立了一系列较为完善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模式及监督考核评估体系,促进政府购买服务的合理开展,以期达到购买服务预期目标。美国图书馆服务外包先后经历了前期摸索阶段、中期迅速发展阶段和后期收缩阶段。
在国内,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我国应当积极转变政府职能,打造服务型政府。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应大力推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成为新时期我国政府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之一,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政府也并积极出台一系列制度加快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进程。各级地方政府也积极进行制度创新,为图书馆服务外包提供资源保障。在政策背景下,我国展开了一系列图书馆服务外包实践。无锡新区、芜湖市镜湖区和广州增城市新塘镇等政府购买图书馆服务的实践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4]。
从国际上看,根据美国国际市县管理协会(ICMA)的调查, 地方政府尝试替代性公共服务提供模式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希望能节约成本[5]。受财政危机的影响,美国经济进入滞涨期,图书馆作为非营利性的服务机构,本身不具备创收能力,政府为了减少公共服务成本,同时保障公共服务质量,希望通过服务外包的方式来减轻财政压力。但在实践过程中,由于企业经营的目的是获取更多利润进行分配,当企业的运行成本超出预算使利润受到影响时,企业很可能会降低服务质量或减少服务项目[6]。因此,并不是所有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都能有效地节约成本、提高效率。美国政府越来越理性看待公共服务供给,重新强调政府责任,回购服务如今已成为与购买服务同样重要的工作。
从国内看,我国图书馆服务外包主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单一性的公共服务供给已经很难满足大众个性化、多元化的需求,同时,随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渗透和政府职能转变,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呈现多元化的发展,政府从服务的直接供给者,变成服务的组织、协调和监督者,通过购买服务由社会力量去运营和管理图书馆。
(二)图书馆界对图书馆服务外包的态度
图书馆界对图书馆服务外包也一直有着不同的态度。美国图书馆协会(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ALA)多年来一直关注公共图书馆运营管理外包。该协会早在1997年就成立了外包工作研究组(Outsourcing Task Force,OTF),并于2001年通过了一项政策声明:“公共资助的图书馆应继续对所服务的公众直接负责,因此ALA反对将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政策制定和管理监督转移到私人营利部门。”他们认为:“私有化不一定可以省钱(save money)”[7],这也他们反对公共图书馆私有化的原因,由此可见,美国官方图书馆组织反对将公共图书馆私有化,他们认为,图书馆在服务外包时,政府要承担相应的管理监督职责。
在我国,社会各界学者对图书馆外包服务展开激烈的讨论,形成“支持说”、“反对说”、“中立说”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2021年4月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图书馆馆长高级论坛会议上,与会人员发出推动图书馆专业化发展倡议书。该倡议书指出:要辩证看待社会化与专业性二者关系,坚定不移地夯实专业核心竞争力,对于过度业务外包等可能造成的图书馆专业阵地丧失、核心业务弱化、馆员能力下降等后果保持清醒的预见性。这也表明了图书馆协会对图书馆服务外包的态度。
(三)社会大众对图书馆服务外包的态度
政府购买服务,为公众提供更全面优质的服务,以满足公众个性化的文化需求。社会大众作为图书馆服务的直接受益者,理应对图书馆服务外包持肯定的态度。但是,由于政府购买服务存在一定的弊端,导致图书馆服务外包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一系列问题,从而使社会大众更加倾向于由政府直接提供服务,他们对将公共服务外包给社会组织仍持怀疑态度。
(四)承接机构对图书馆服务外包的态度
近年来,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日益增多,进一步刺激了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并开始尝试承包图书馆服务。但是,由于我国政府购买服务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政府部门对社会组织开放的资源非常有限,而且很多地方目前还继续实行登记和管理相结合的“双轨制”,造成社会组织对政府部门过度依赖,缺乏自主服务创新的能力,难以“依法自治”,不利于社会组织的发展,社会组织数量匮乏,功能也难以得到发挥;同时,图书馆的公益性决定了其给予社会组织利润非常有限,并且税收优惠政策力度也不大,对社会组织激励性不足,很多社会组织不愿意参与承接图书馆外包服务;而且图书馆服务的专业性比较强,愿意并有能力参与图书馆服务的社会组织就更为有限。再者,招标机制不够科学合理,也导致了很多社会力量因门槛高而放弃,参与度不高。最后,社会组织发展还不成熟,内部规章制度还不够完善,在参与政府购买竞争时,竞争力不强,缺乏购买服务的经验,与政府合作信心不足。
三、图书馆服务外包的建议
(一)强化责任担当,理性思考
图书馆在制定外包决策时,要借鉴国内外先进的服务模式,并充分考虑自身的优势、读者对象、馆藏资源等情况,进行全面评估,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情况和自身的职责定位等合理确定外包范围,始终坚持图书馆保存人类文化遗产、开展社会教育、传递科学信息、开发智力资源的基本职能,并强化责任担当,明确图书馆的主导地位,理性思考。社会化合作项目在实践中要科学、高效,就需要科学的理论体系研究:哪些服务可以社会化、哪些服务不宜社会化[8]。对于一些提供大众化服务为主的基层图书馆、新建分馆等,其服务内容单一、专业化水平不高以及受人员编制等影响,适合全馆外包。这一类图书馆在决定全馆外包时,要对相应的外包内容做具体规定,建立完善的评价机制,明确图书馆的职责,承担监督责任。而对于专业化程度较高、区域中心总馆、有特色馆藏资源的专业图书馆等,则更适合部分业务外包。这部分馆业务外包时,也同样要强化责任担当,图书馆各部门对社会化服务的内容要全面了解,明确各自应当承担的职责,不能因为外包而弱化图书馆的角色地位,减轻图书馆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二)引入成熟的社会力量,建立退出机制
相对成熟的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服务有一定的实践和经验,在社会化运营中,能够提供比较优质的服务。图书馆应该不断完善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服务的长效机制,制定合理的方案,规范社会力量引进机制,在引进社会力量参与服务前,充分了解社会力量的规模、优势、运行情况等,邀请专业人士或专业机构等对社会力量进行评估审核,重点考察社会力量的成功业绩、品牌文化等,降低信息不对称风险,并对招标方案等进行论证,建立完善的考核、运营以及激励机制等管理机制,引入成熟的社会力量,推动具备资质的优秀社会力量参与公平竞争,选择业绩良好并具备强大经济实力的社会力量作为合作对象,优化外包过程,并建立成熟的退出机制。同时,社会力量可能会由于一些原因退出现有的社会资本合作体系,图书馆应尽量规避社会力量中途退出造成的负面效应,在合同中对社会力量的退出交接作出专门规定,设计退出路径,保障社会化合作的质量。
(三)图书馆要不断提升竞争力
图书要居安思危,找准自身的定位,不断提高自身竞争力,在馆藏和服务水平上下功夫,集中力量做好文化传承、读者服务、造福社会的工作,及时促进馆员的工作转型和素质提升,加强图书馆员专业队伍建设,提高馆员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意识,开发深层次服务。在树立开放、融合、合作的思想观念时,还要根据本馆实际,分清核心业务和非核心业务,对于核心业务,要坚守并不断提升自身核心能力。实现专业力量与社会力量的整合与高效配置[9],才能在以后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更好地发挥图书馆保存人类文化遗产、开展社会教育、传递科学信息、开发智力资源等职能,成为新时代的信息共享中心、文化传播中心、终身学习中心、文化休闲中心,更好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更好地为读者服务。
参考文献
[1]易斌,郭华.政府购买图书馆运营管理服务的比较研究——以北京市朝外地区和无锡市无锡新区为例[J].情报资料工作, 2015(2):73-77.
[2]萨拉蒙.公共服务中的伙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34.
[3]齐玲阁. 从政府包揽到社会供给——实现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新型模式[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6(4):5-9.
[4]张军华.政府购买图书馆服务研究评述与展望[J].图书馆建设,2017(1):91-96,102.
[5]朱海燕.民办高校图书馆核心竞争力研究[D].合肥:安徽大学,2013:11-13.
[6] 易斌,郭华.政府购买图书馆运营管理服务的比较研究[J].情报资料工作,2015(2):73-77.2016(4):5-9.
[7] Whos The Boss[EB/OL].[2020-10-05].https://americanlibrariesmagazine.org/2011/07/12/whos-the-boss/
[8]苏福,柯平.公共图书馆服务社会化的探索与实践研究[J].图书馆论坛,2017(9):55-61.
[9]张久珍,有限度的社会化和有态度的专业化[J]图书馆建设,2021(6):32.
作者简介
钱雅玲(1983.10—)女,汉,福建漳州龙海区,大学本科,研究方向:资源建设和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