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战略是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推进新时代城乡关系演变的现实背景。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快速城镇化持续发展，积累的社会经济问题日益显现，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势在必行;另一方面，从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到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已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标志。城乡融合发展将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有效结合，是新时代我国城乡关系演变的战略目标和根本遵循。在此背景下，如何深刻阐释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型城乡关系在新时代的历史转变，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有效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成为当前学术界的重大议题。作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个研究领域的交叉问题，城乡融合发展研究受到普遍重视。2021年，国内政治经济学界围绕城乡融合发展展开了大量学术研究。这些研究可分为五个方面：第一，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渊源与中国实践;第二，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基础;第三，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的主要障碍;第四，城乡融合发展的对策选择;第五，城乡融合发展的量化与经验研究。研究表明，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通过建立新型城乡关系、提高城乡融合水平、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深化农村改革，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之路，也是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环节。

关键词：县域;新型城镇化;建设进路

引言

为了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减轻资源环境负荷，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战略相继应运而生。两大战略皆承载着党和国家建设“美丽中国”的愿景，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存在交互耦合的关系。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有助于在全社会凝聚生态环境保护的广泛共识，优化空间布局和改善生态环境，加快绿色技术创新所需要素的积累，为绿色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实践支撑。着力推动绿色发展，有利于跨越重物轻人的传统城镇化发展模式，促进资源能源的集约高效利用，加快培育新兴业态和增长点，为新型城镇化的持续高效推进提供保障。因此如何将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二者的协同推进，既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实践问题。目前，关于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新型城镇化对生态环境单向影响的研究;二是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相关方面耦合协调关系的研究，如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新型城镇化与绿色经济效率、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文明、新型城镇化与低碳发展等。直接聚焦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关系关键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为此，本文着重进行了探讨，以期为实现二者的协同推进提供相关依据和决策参考。

一、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

（一）三次产业结构不合理

三次产业结构性失衡是我国大多数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也是比较难解决的一个问题，不同县域由于历史根源性差异，产业缺失现象也不尽相同，其中第一产业比重超50%以上者居多。目前，很多县域的主要经济类型是农村经济和轻工业经济，尤其是农业经济比例偏重且产业多采用传统经营发展模式，分散化、粗放型、整体产值不高是主要特点。第二产业也是围绕农业发展起来的纺织、食品加工等技术含量较低的轻型工业，缺乏高新的中重型工业类型，对县域经济的带动力较低。第三产业更加薄弱，大多数地区属于未开发地带，地方历史文化资源、自然资源、民俗资源等未得到充分、有效和合理的开发利用，并且没有形成完整的服务体系，实现的经济效益微小。

（二）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不协调

县域经济总是伴随着县域的发展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城市化建设、工业生产、资源开发以及农业生产等都会导致县域自然生态环境被破坏，给县域及县域经济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带来很大阻力。首先，发展县域经济要求推进城镇化建设，为各类产业配置必要的基础服务设施，包括厂房、交通运输、交易市场，建设必然会涉及对农田、水体、山体、林草木等自然环境的改造和破坏[1]。其次，经济发展离不开资源供给尤其是生产所需的能源，有些县域盲目开采矿藏资源和油气资源，忽略了对生态的保护和修复，埋下地质灾害的隐患。此外，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部分县域盲目跟从，大规模削山填湖造地，大量移除原生林木栽植经济作物，以及大量使用化学农药和肥料等，使得县域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之间出现冲突，最终影响到县域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城乡经济发展不均衡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一直是困扰我国地方经济建设和发展的主要问题，县域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也难以避免出现城乡差距。从总体上看，城镇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将投资建设的重点都放在了城镇，而对于农村地区经济建设的重视程度及关注度不高。一些县域城镇与农村隔断式发展，农村长期处于传统农业经济社会，而城镇已经进入现代化，城市经济水平超出农村地区数倍。在此背景下，农村居民为获得更多收入、实现更好的生活及发展纷纷迁入城镇，造成人口集聚，而农村出现大面积耕地撂荒，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老龄化、稀缺化，农产品产量和质量都较低。农村农业经济长期发展滞后严重拉低县域整体经济水平。

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发展现状

伴随经济快速增长和改革创新力度不断加大，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呈现两大趋势。

（一）户籍城镇化水平稳步提升

1978-2021年，我国城镇化率从17.9%提高到64.7%，城镇常住人口从1.72亿人增长到9.14亿人。长期以来，受城乡二元结构影响，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缓慢，农民身份转换滞后于职业转变。但是，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持续深化，农业转移人口加快融入城市。2021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6.7%，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相差18.0%，实现“十三五”以来两个城镇化率差距的首次缩小。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城镇化正由过去的高速度城镇化转向高质量城镇化，户籍城镇化将成为新型城镇化的主要目标和方向[2]。

（二）县城城镇化发展短板突出

在城镇化体系中，大中型城市空间结构和品质不断优化，农村人居环境和乡村建设行动加快提速升级，处于中间地带的县城建设却相对缓慢。县城是引领县域经济发展，支撑城市群一体化建设，促进农村要素向城市流动的重要纽带和引擎。部分经济较为发达、城镇化率较高地区的县城人口比重反而不高，中西部地区的县城人口占比相对较高，在城镇化中的载体作用显著，说明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趋势更加明显。

三、以县城为载体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内涵特征

（一）以县城为载体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政策内涵

城镇化是人口和产业活动在空间上集聚的过程。费孝通、古清中较早提出“农村小城镇”、“人口城镇化”等概念，认为小城镇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载体。随后，我国城镇化发展导向由支持中小城市到偏向大城市，再到大中小型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过程，更加注重质量内涵的提升。以县城为载体推进新型城镇化，主要指在坚持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总体思路下，充分尊重城镇化发展规律，立足县域要素禀赋基础，因地制宜补齐县城发展短板和弱项，推进空间布局、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等县域统筹，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准确理解以县城为载体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政策内涵，同时要注意把握几个问题。

（1）要以完善城镇化空间布局为战略方向

以县城为载体推进新型城镇化意在转变城市偏向的发展观念，优化城镇化发展策略，发挥县城在城市群布局重要节点的支撑作用，有效平衡生产要素集聚与分散，形成“大集中、小分散”的空间格局。以县城为载体推进新型城镇化，不是不发展城市，而是解决“一城独大”的城市空间结构失衡问题，分类引导大中小城市错位发展，完善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空间布局。与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相适应，以县城为载体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打破由制度因素型塑的场域界限，一体设计、一并推进城乡发展，提高县级统筹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在县域层面的集成创新。

（2）要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为动力支撑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迫切需要扩大农村需求，有效激活农村市场，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县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单元，在畅通城乡经济循环中发挥重要作用。以县城为载体推进新型城镇化，要求强化县域经济发展支撑，培育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不断优化县域产业布局，增强县域间产业关联，促进县域内生产与消费有效对接，逐步构建县域高质量供给体系，形成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城乡经济循环[3]。

（3）要以打造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为目标归宿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我国城乡关系正由“城乡统筹”向“城乡融合”转变，突出强调城乡要素的互动和城乡空间的共融。县城位于“城尾乡头”，在扭转城乡发展不平衡中具有重要作用，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支撑。以县城为载体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既是以县城为重点自下而上推进本地城镇化的典型范式，也是促进工农城乡关系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一方面，以县城为载体推进新型城镇化，具有就近就地吸纳农村人口转移的基础性作用，可避免陷入因长距离流动的“异地城镇化”导致的“乡村衰败”、“农村空心化”等发展困境;另一方面，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可以带动县城发展，进一步提升县城综合功能，有助于畅通要素和消费品下乡渠道，激发县域内乡村发展活力，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二）以县城为载体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要特征

与以往的城镇化发展路径相比，新型城镇化道路是对承载主体层面的进一步明确，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在发展战略上的深化与细化。以县城为载体推进新型城镇化，具有四个主要特征。

（1）赋予县域更多发展自主权

地方政府发展自主权表现为地方政府面对社会力量（例如，资本）、上下级政府和国家政策法规时的自主行动能力。在市管县体制下，地级市通常具有优先发展地位，部分县级区域发展受到多重约束。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扩权强县”的发展思路，县级获得了一定的资源整合使用权，但地级市依然占据优势地位[4]。以县城为载体推进新型城镇化，是在有差别地发展县城的基础上，通过改革市管县体制与财权事权分配制度，将有关城乡建设、产业发展、公共设施管护、社区治理等适宜由基层政府发挥信息及管理优势的基本公共服务职能下移，赋予县级政府更多行政自主权和资源调配权，包括财政资金整合使用、土地指标周转以及建立改革容错纠错机制等，充分调动县级政府管理积极性、降低改革试错成本，激发各主体创新创业活力。

（2）加快补齐县城发展短板

县城城镇化滞后于整体城镇化，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薄弱环节。以县城为载体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最直接的任务是要强化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发展，加快提升县城的综合承载能力，激活县城宜居宜业等多种功能。以县城为载体推进新型城镇化，要充分发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作用，加快补齐县城建设短板，完善市政设施体系，优化县域内公共资源配置，增强县城在城镇化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提高县城发展质量，提升县城对乡村的整体辐射能力。

（3）确保县城差异化发展

我国幅员辽阔、县城数量众多，各自的发展基础条件和资源禀赋不同。因此，县城建设目标要有所侧重，创新大城市周边县城、专业功能县城与生态涵养地区县城的城镇化路径。对于东部地区经济基础较好的县城，要继续加大改革创新力度，促进其率先实现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对于中西部和东北城镇化地区县城，要加快产业平台建设，增强人口和经济承载能力;对于中西部和东北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城，要促进县域产业生态化，提高其对于农业农村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保障能力[5]。不同功能定位的县城城镇化，要适应当地资源禀赋结构变化，顺应人口流动趋势，有差别、有重点地确立建设优先顺序，破除户籍、土地、资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体制机制弊端，形成“一县一策”的县城特色发展之路。

（4）循序渐进攻克重点任务

城镇化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涵盖产业发展、市政建设、人居环境、公共服务等多个方面。以县城为载体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突出重点，确保完成目标任务。一方面，以县城为载体推进新型城镇化涉及面广、难度大，应根据不同地区的发展实际，充分考虑县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稳妥把握县城城镇化的节奏、步骤及相关政策的实施，做到有序、渐进和梯次推进;另一方面，要研究制定县域发展整体战略，聚焦城镇化难点，对接乡村振兴重点，查弱项、补短板，依靠改革创新激发内在动力，选择一批条件好的县城作为示范地区重点发展、整县提升，逐步缩小与邻近大中型城市的发展差距，健全完善城镇体系。

四、县域产业振兴与城镇建设融合的动力逻辑

（一）县域产业与城镇建设的交融场域

从Giddens的“场域”基本概念出发，基于时空相结合角度验证城乡产业融合动力逻辑。Bourdieu认为“场域”是环绕在各种位置间的动态关系网络。对城乡而言，“场域”既是农村发展的物理环境的延续即城镇空间，也是围绕农民与村庄形成的农村关系空间网络。城乡产业在不同场域内发生融合，既实现产业边界的重构，也包括各主体产业自觉水平的提升，实现乡村建设与城镇发展的良性互动。同时也是县域产业“定位”的过程，通过Foley的“四维”城市空间架构，把城市要素的空间与乡村元素的时间相融合促动，城乡空间场域内的路、区、界、结、标等元素意象，均可以体现城乡经济场域交融促动的理念与内涵。

（二）县域产业与城镇融合的路径

系统整合是结构化理论中的重要一环。城乡整合体现出资源禀赋在场的交互协同，产业整合则属于群体与群体不在场的交互作用。只有当城镇趋于去中心化与跨界化之后，产业整合才有可能得以显著的效果。尽管城镇的包容性与县域产业的个性相悖，却也可以与其公共性相融。县域产业是一种公共资源，也需要在公共领域得以显现作用。城镇包容性与县域产业的公共性相融合，才能实现城乡产业系统的有效整合。关于变迁的逻辑，学者们更多地借鉴了Darwin的进化论思想，在研究产业经济时，结构化理论对产业变迁的描述与进化论的方式截然不同，基于结构化理论视角，城乡产业的统筹过程有别于以进化方式的转型，而是以结构转化升级的方式变迁，使新型农民经营者向职业化过渡，也增强城镇对县域产业的吸纳、承载与集聚。

（三）县域产业与城镇建设融合的落实

城镇建设者与县域产业经营者，要利用好要素流动过程中的人力资本和规模优势，遵守规则摆脱桎梏。面对物质性成本、结构性约束和实操难题，城乡之间产业互动理念真正体现“以人民为中心”，发挥人力在产业升级与城镇化中的能动作用。同时，县域产业由于本身的“人情乡土”特征，更易深入人心，使城镇更易承接县域产业的外溢，因此，城市空间不仅是人口的流动地，也是县域产业促动的新兴地。

五、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发展的主要路径

面对国内外复杂变局，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城镇化作为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承载着尤为艰巨的历史任务。2021年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将“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纳入“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进行了战略部署，并指出“当前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不断提高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能力和水平，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证”。2021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2022年国家经济工作时，也着重强调了要“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质量”。根据马克思城乡发展理论与新型城镇化的政策演变及其思想内涵，新时期应从如下三个方面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

（一）推进“两型”城镇化建设，发展新型循环经济

无论根据马克思城乡发展理论亦或新型城镇化的思想内涵，经济发展仍是当前的第一要务，但针对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经济发展与环境发展之间协调性不足的现实困境，应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注重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的“两型”城镇化建设，避免出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高昂的环境成本，走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的发展道路，实现可持续的经济与环境发展目标。

（二）重点提高城乡公共服务水平

城乡公共物品的均衡配置是消灭城乡对立的重要物质基础与发展条件。例如，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重点提高城乡公共医疗服务水平，提升应对重特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保证医疗卫生机构及其床位数、卫生人员总数随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同步发展，以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元化的医疗服务需求，实现“病有所医”。如面对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冲击大考，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迅速陷入停滞，而那些公共医疗服务体系完善、防疫措施得当的地区，则能够较快地走出疫情影响，人民生活恢复往日秩序，这深刻彰显了公共医疗服务水平对于城镇高质量、强韧性发展的重要意义。

（三）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城乡发展理论与新型城镇化的思想内涵，适时调整优化新型城镇化发展政策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经历了传统城镇化阶段（1978～2002年）、城镇化道路转型阶段（2002～2012年）以及新型城镇化（2012年至今）等不同阶段。而马克思城乡发展理论与新型城镇化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面对当前国内外复杂变局，我们要根据城镇化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新挑战，赋予马克思城乡发展理论新的时代内涵，丰富完善新型城镇化发展思想，适时调整优化新型城镇化发展政策，从而不断推进中国城镇化的持续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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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康洁，于法稳.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协同推进：理论、路径与保障[J].企业经济，2021，40（12）：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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