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技术理性批判”在20世纪是个炙手可热的词汇。诸如韦伯、席美尔等人都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人的物化与异化等方面阐发了自己的一方见解，而马尔库塞给代表作《单向度的人》起的副标题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技术问题已不再是单纯的科技领域问题，其已经扩展到了意识形态乃至更深层的政治领域。在大数据飞速发展的21世纪，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更是趋于一体化、同质化。大背景下如何审视技术理性批判理论，是抢占技术高地、同时加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大数据;技术理性;批判;话语权

一、技术“中立性”的概念难以维持

科学无国界，这是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形成的普遍共识。但技术与科学不同，技术是在科学的基础上增添了人的智慧，没有哪个国家会将自己的核心技术拱手让人。因此，关于技术“中立性”的讨论似乎难以继续维持。

（一）技术“中立性”的历史渊源

18、19世纪，资本主义正处于飞速发展的时代，产业革命、技术革命的不断涌现，似乎在向人们证明，技术是最好的生产力。但其实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曾这样描述技术的本质：“一种技术，只要它的目的不是充当手段，而是充当最终目的，它的要求就是无限的，因为它总想更加接近这个目的;而那种只是追求达到目的的手段的技术，就不是无限的，因为目的本身已给这种技术规定了界限。”[1]。亚里士多德虽然是技术中立性的支持者之一，但他所说的这句话却为后人所诟病，认为他既然已经能区分技术作为手段或者目的，却没有跳出“技术只是一种手段”的框框。不过，他所生活的年代并没有生发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技术，坚定“技术中立”也在所难免。

（二）技术“中立性”的实践斗争

亚里士多德之后，关于技术“中立性”的探讨与实践斗争就没有断过。这里只举最具代表性的两个关键人物作如下说明：首先是“技术中立”的坚定拥护者-马克斯·韦伯。他提出了著名的命题，即“科学没有终极关怀”（他所指称的科学应理解为科学技术，亦或是技术）。他认为科学的最终指向是事实，即“什么是什么”，而不会牵扯到价值评价，即“什么应该是什么”。再者是与韦伯观点大相径庭的思想家-马克思。他指出，“机器不是经济范畴，正像拖犁的犍牛不是经济范畴一样。现代运用机器一事是我们的现代经济制度的关系之一，但是利用机器的方式和机器本身完全是两码事。火药无论是用来伤害一个人，或者是用来给这个人医治创伤，它终巧还是火药。”[2]马克思承认技术“中立性”的合理成分，但同时认为技术是一种革命力量，不可能永远安于现状，它总会随着价值判断主体的价值评价而变化，因此不具备完全独立的“中立能力”。

（三）技术“中立性”与“价值性”的统一

综合来看，支持技术“中立性”理论的流派，大都是将技术当做手段而非目的，他们认为技术是无分善恶的东西。而对此持反对意见的流派则认为，技术不仅可以是目的，甚至有时候被当做终极目的，上演着一出出看似人类关怀、实则暗藏祸心的闹剧。因此，只有将技术的“中立性”与“价值性”结合起来，辩证取舍，方能实现技术的自然效益最大化。马克思曾这样描述大工业背景下的生产工具：“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3]技术的中立属性总是离不开价值属性，一旦在价值导向上出了问题，例如资本家为了剥削雇佣工人而一味使得技术“人化”的行为，就一定会加剧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从而引发更深层次的危机发生。

二、从“合理化”走向“神秘化”的技术

进入二十一世纪，技术的发展早已远远超出了人类的预设。从“不起眼的辅助”到“占据核心地位的C位”，科学技术万能论成了西方新一代理性主义的看家法宝。人们慢慢开始相信，自然是可以被控制的，理想中的天国也是可以在世间创造出来的，技术从科学领域的逻辑“合理化”逐渐走向观念“神秘化”。

（一）关于“技术是意识形态吗”的争论

起初，青年马克思笔下的“意识形态”还只是一个泛指，他甚至将黑格尔哲学也包含在了“意识形态”的内涵之中。他的态度也十分鲜明，对这些缺乏批判和超越维度的“意识形态”要大力批判，因为它们并没有打破传统分工的桎梏，并没有实现质的跃升。而随着后世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技术”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也成了被讨论的重点话题。

海德格尔有一个经典的比喻，即技术“座架”。他认为技术是一种解蔽的方式，通过一定的促使与倒逼，像“座架”一样完成对周围物或所属物的“聚集”。他十分善于把科学技术问题同哲学的根本问题联系起来，提出“现代技术是形而上学的完成形态”。相比于海德格尔的隐晦，阿尔都塞的观点更为简单直接，他认为“意识形态”是个负面概念，而“科学技术”是个正面概念，因此技术不可能是意识形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二者处在对立面。与阿尔都塞截然相反的另一位思想家是哈贝马斯，他继承了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关于“技术的欺骗性”思想，还创造性地演绎“技术统治”的政治画面，将技术与意识形态当做了连体婴。不过，如果按照马尔库塞曾说的那样，“技术转变同时就是政治转变，但政治变化只是到了将改变技术进步方向即发展一种新技术时，才会转化为社会的质的变化。因为已确立的技术已经变成破坏性政治的工具。”[4]技术的意识形态性已经显而易见了。

（二）关于“技术能否与人的意识同步发展”的推演

技术具有意识形态性质，但这并不意味着技术就能完全取代人的意识。这里涉及到的问题就是：技术能够与人的意识同步发展？

以人工智能为例，大数据时代的人工智能机器已经能做到与人类思维对决、甚至在诸多方面赢过人类，但究其根本，人工智能也始终摆脱不了资本逻辑的控制，始终作为技术的附庸追赶着人类的意识前进。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学中提出了“本我、自我、超我”三重境界，其分别代表了“被意识扼制的欲望、被意念驱使的行动、被内化于心的道德判断”，单说第三层境界就是人工智能显然无法达到的。没有数据输入，智能机器就是失去灵魂的空壳，而数据也是依靠人的实践行为所获取并上传至服务器的，因此在源头上，人工智能就相当于人类的一个更快速的计算机而已。它无法像人类一样感知自我和他人，也就永远无法成为“自为的存在”。

如果往前追溯，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家拉·梅特里在《人是机器》一书中，就把人比作机器，认为凭借物理力学就能揭示人体运转的奥秘，这就不知不觉地陷入了技术万能或者机械形而上学的怪圈。而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是机器”的论断逐渐演化成“机器是人”，即给机器赋予了人的特质，这种做法当然也是行不通的，因为机器归根到底只是模型与算法，而人是最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现实存在。

（三）关于“技术快速发展后人的处境”的分析

马尔库塞指出，“能够毁灭人类的核灾难的威胁，不也能够保护使核灾难的危险永恒化的那些势力吗？”[4]同样，能够使人类获得进步和繁荣的技术，不也能够保护使人类堕入深渊的那些力量吗？在大工业时代，机器的出现，既解放了生产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生产力，摧毁了劳动工人;在大数据时代，技术的不断发展，既创造了使人获得全面发展的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曾这样评价技术给工人带来的影响：“工人在技术上服从劳动资料的划一运动以及由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体组成的劳动体的特殊构成，创造了一种兵营式的纪律。”[5]技术并没有如我们所想解放了劳动力，反而成了束缚劳动者进行劳动与生活的铁律。人不仅没有获得自由劳动的选择，反而成为了技术支撑着的机器的附庸，并同时将自己的意识投入到机器中，使得机器仿佛获得了人的智能。异化现象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大大增强。

三、提防一切“技术拜物教”的警告

技术的不断发展，正促使着统治者想要让人们意识到的意识形态转化为现实。而“技术拜物教”的出现，一方面加速了技术人、技术万能论的深度发展，另一方面也为运用马克思主义去消灭这种拜物教提供了武器。

（一）防范电子官僚主义

说起官僚主义，就不得不提韦伯的“官僚制”概念。他认为，采用分级分层的管理模式，以规则和技术为准绳，就是最合理高效的运转方式。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对旧式分工的超越与革新，毕竟仅凭身份为官阶依据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问题是，以技术为运转工具，一味地服从所谓的技术权威，是无法充分发挥人的本质力量的，人的主观能动性由此受了限制。换句话说，由拥有最高技术的技术人掌权管理，和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哲学家是最高统治者”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技术人的内涵与外延着实有些单一。

而电子官僚主义，作为大数据时代产生的新物种，是我们必须高度警惕的。简单来说，电子官僚主义就是过分依赖电子技术，以各种尖端技术手段为依托，以追求高度技术化、电子化为目标，最终形成“纯电子衙门”、“纯电子办公”的思想认知。与传统的形式主义不同，电子官僚的背后是更具隐蔽性、更具迷惑性的电子形式主义，它以信息化数据平台为避风港，实现了政务工作的华丽转型，名正言顺。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就对黑格尔的国家官僚体系提出了严肃批评。作为具有统治性质的不良思想，电子官僚主义也成了西方意识形态隐形输入的缩影。当资本主义国家凭借一系列高科技玩起了忽悠人民的把戏，我们更是要清醒头脑、坚定自身，坚决抵制电子官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荼毒侵害。

（二）从“信息茧房”中走出来

其实，信息茧房并不是一个很新的概念，它是指人们所关注的领域会不自觉地受限于自己的足迹与爱好，从而将人自身束缚到了像“茧房”一般的地方。而在大数据时代，这种束缚似乎更加明目张胆了起来。在茧房中，就好比待在舒适圈中，获取想获取的，排除想排除的，看似美好，实则危机深藏。人因此而失去了批判的维度，开始自我催眠，丢掉了奋起反抗的革命思想，被安于现状的消极思想所占据。扩大到意识形态领域，我们的“失声”，往往就是对手的“发声”。

《娱乐至死》中有这么一句话：“人类感到痛苦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6]福柯也曾在《话语的秩序》中突出强调了话语权的重要性。由此可见，技术的进步以及对技术的不恰当运动导致的“信息茧房”，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导致主流意识形态和话语权的丧失。换言之，我们所得到的信息，只是其他人别有用心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东西，而真正能够充实自身、凝聚正气的东西正在被各种数据平台自动过滤。

可以想见，一旦信息数据管理失守，背后的资本逻辑就一定会露出其真面目。人类所创造出来的数据，反而成了束缚人类的工具，这不正是马克思笔下的异化变现之一吗？

（三）拒绝“后真相时代”的价值困境

一次次的技术革命，不仅革新了技术，也是对传统秩序的挑战，对人类思想的改造。得数据者得天下，真相的消解与否定也基本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英国作家麦克唐纳将后真相划分为以下四种类型：一是片面真相，即断章取义地选择只言片语展开煽动性宣传;二是主观真相，即将自己的主观思考注入客观事实得出的臆造品;三是人造真相，即根据自己的需要完全依靠胡编乱造出来的假消息;四是未知真相，即出于某种目的无理由地对还未发生的事展开预测和推理。毫无疑问，以上种种都离不开数据的支撑、技术的支持和观念的传播。

在后真相时代，历史虚无主义再一次被推到了前台，它和技术主义糅杂在一起，在舆论场上消解着人的正确的价值观念。习主席对此曾做出生动比喻，称舆论搞好了是民意的“晴雨表”，搞不好就是杀人的“软刀子”。一旦人的理性被磨灭，意识形态就能搭乘着智能化网络的东风，直击人的灵魂深处。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的价值秩序也会被打乱，任何拥有技术的人都能将自己的声音传播开去，在舆论场上造成这样或那样的影响。

在大数据时代，面临以上所说的价值困境，我们不能一味地指责技术的好坏，更不能拒斥技术的进步，而要仔细区分技术本身与技术的运用，创造性地完成技术往好的方面的转换，真正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真正掌握好“意识形态主动权”，凝聚起更加积极、更加有效的社会共识体系。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2009.

[4]赫伯特·马克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6]波茨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

[7]沈江平.人工智能：一种意识形态视角[J].东南学术，2019（02）：65-74+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