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人工智能的深入发展，人工智能的异化问题逐渐显现，也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即价值异化和交往异化。这些人工智能的异化问题是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当代表现，因此，本文基于对人工智能的研究，以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为指导，深入剖析人工智能异化问题的本质，从而寻求人类解放的途径。

关键词：人工智能;异化;马克思

一、人工智能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

首先，实践是理论的来源，正是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才引发了人们探究人工智能带来的异化问题。

对于人工智能的理解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即“人工”和“智能”。“人工”可解释为人造的，人为的，非自然的，不自然的，人工智能首先是由人所创造，然后是按照人的意志制造的自然的复制品。“智能”可解释为：智力，理解力，精深的知识，是智力和能力的表现。所以，“人工智能”可定义为按照人类认知、思考和学习的思维模式的计算机程序，使得机器既可按人的指令工作，又可以完成个人或团队无法完成的工作。

人工智能起源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为形式逻辑奠定了基础。开端是十七世纪的巴斯卡和莱布尼茨萌生了由智能的机器的想法，十九世纪的英国数学家布尔和德·摩尔根提出了“思维定律”。人工智能硬件的前身是19世纪20年代，英国科学家巴贝奇设计了第一架“计算机器”，1946年电子计算机在美国诞生。而人工智能的奠基人是现代计算机科学之父艾伦·图灵。人工智能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956年的美国达特茅斯会议上。随后，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并在20世纪70年代得到长足发展。直至2016年，人工智能机阿尔法狗（AlphaGo）出世，先后击败世界围棋名将，我们进入了人工智能（AI）时代。

其次，理论指导实践，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对于探究人工智能背景之下的异化问题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主要表现为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一是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即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劳动者生产的劳动产品越多，他所创造的反对自身的异己力量就越大，劳动产品成为了一种异己的存在物，同劳动相对立，因而他自身得到的就越少;二是劳动者同劳动过程相异化，马克思在考察了劳动者本身后指出，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根源于劳动者与劳动过程的异化，劳动本应体现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而在异化劳动中，劳动成了外在于人的东西，人是被迫劳动的;三是劳动者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这是异化劳动的深层次表现，在异化劳动中，人的劳动不再是有意识的劳动，而是维持生存的手段，劳动不再使人感到自由与愉悦，而成为了一种折磨，同时，人的创造性也逐渐丧失，人成为了非人，人的类本质就异化了;四是人与人相异化，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过程以及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导致了人与人的异化，劳动者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必然会体现在他与其他人的社会关系之中，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异化。

二、人工智能时代人的主体性异化

在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之中，我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异化问题，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更是将异化作为理论武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有力的驳击。而在现代的人工智能社会，随着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异化依然存在在人类社会的各种领域之中，影响着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智能技术一方面为是为了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又使人为智能技术所控制和取代，不得不适应智能技术发展的需要，使主体陷入异化的危机之中。

人工智能的异化可以理解为，人工智能及其附属产品非但没有促进人类的发展，反而成为阻碍人的发展的异己的力量，反过来对人类进行奴役和统治。人工智能时代，技术对人的控制和奴役表现得更加隐蔽化。人工智能的异化包括三个方面：其一，人工智能及其附属产品本来是为人类所创造，并且属于人类的，但是现在成了人类的异己力量;其二，人类逐渐丧失其自主性和能动性，从而被迫适应人工智能的发展;其三，人工智能不仅不能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反而阻碍人的发展。在新时期，随着人工智能的深入发展，异化也有了新的表现形式。

因此，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的异化问题可以理解为人的主体性异化。人的主体性异化可分为两种异化，即人的能力异化和交往异化，也就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异化和主体之间的异化。

（一）能力异化

能力异化是指在人工智能时代主客体之间的异化。马克思指出，意识是人与动物的区别，而人的创造力、想象力和逻辑推理能力是人类社会以及人类文明传承延续的基础。而在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几乎可以代替人的意识，减少人的思考，以至于人们越来越依赖于人工智能，从而导致人的创造力、想象力以及逻辑推理能力的弱化。

在工业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就是，以机器为主体，而劳动者为辅助，协助机器的生产。而在今天的人工智能时代，自动化技术的应用，并未将劳动者从异化劳动之中解放出来，反而深化了这种异化。因为在生产线上，复杂流程依旧由机器完成，而随着机器的改良与精进，人的工作愈加简单与机械，人的能力不断被异化，被智能机器奴役。

人的想象力、创造力和逻辑推理能力是人类所特有的特征，是人类社会与文明发展与进步的源泉，并且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前进。但是，正是因为人工智能的过多应用，人类越来越少地利用这些能力。智能设备充斥于我们的生活之中，计算机、手机、智能穿戴设备等等，每一样智能设备都在不断更新与精进，越来越便利于人们的生活。而人们的许多能力都在逐步被代替，比如，计算推理能力弱化于计算器，判断思考能力减弱于手机搜索，想象力和创造力迷失于“快餐文化”之中。人工智能本应作为人类的辅助工具，促进人类想象力、创造力和逻辑思维能力的发展，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人工智能的发展抑制了人类的发展，因而出现了能力异化。

（二）交往异化

交往异化是指社会交往中主体间关系的异化。社会交往是人与人之间有目的、有意识的、自觉的实践活动，人类生活于生产生活的社会关系之中，是社会交往的主体，个人、群体、国家之间的相互紧密联系对社会生产生活的持续发展和平稳运行起着促进作用。但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有着现实社会，还产生了虚拟社会，一定程度上会导致人与现实社会相脱节，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产生异化。

人工智能所带来的交往异化的本质表现为两部分：一是人的自我认知发生异化;二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发生异化。

具体而言，人的自我认知发生异化是作为交往媒介的智能设备本应密切人与人的交往，促进人的自我认识，但是反过来，但是人却被智能设备所支配，其结果就是生理和心理上的“我”的关系发生异化。在人工智能时代，人与外界交往的媒介越来越多，接收的信息各种各样，人的自由意识就会在这个信息爆炸的社会与外界，甚至自身发生异化。由于外界信息的不断输入，人被不断灌输各种观念，就容易在杂乱的信息之中迷失自我，一时不知是自我的价值观，还是被迫为外界所加持的他人价值观，这就使人的自我认知发生异化。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发生异化，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智能设备本应为人所利用，满足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需求，但是反过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为智能设备与媒介所支配，最终使人在本质上脱离社会属性。智能设备由于强大的知识储备和执行能力，人在与其交流时总会不自觉将其作为有着个体意识的主体，比如我们会与siri进行对话，对天猫精灵下达指令。久而久之，我们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无法区别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人本质上社会关系的总和，但在虚拟社会，人依赖于智能设备，在交往关系上逐渐脱离了真实性、确切性和现实性，最终人将在本质上脱离了社会属性，为智能设备所控制。

三、解放途径

（一）个人：进行自我定位

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逐渐适应了人机共存的生活模式。从熟悉智能设备，到适应智能设备，再到对其产生依赖，我们一边享受着人工智能的便利，任其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一边又对其产生担忧，比如，在将来，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机器将代替人类的工作，人将为机器所控制等等。因此，我们人类，作为人工智能的创造者和享用者，要对自己在人工智能时代有着清晰的定位。首先，与其担忧人工智能可以取代的工作，不如试想人工智能时代将被创造的工作机会。一方面，机器人是无法取代那些需要高水平技术开发硬件产品和支持软件的工作的，另一方面，由于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工作效率提高，人们会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和金钱，那么提供健康和娱乐的场所就会增加。所以未来，会有更多新兴产业创造出被智能机器人所取代的就业机会，未来的就业环境是挑战与收益并存的。其次，人工智能的持续发展是不可逆的趋势，我们无法逆时代潮流而行，所以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在作为拥有自由意识的独立个体的基础之上学会与其共存，适应未来。在人机共存的时代，为了人不为人工智能所异化，为智能设备所支配，我们要清晰地认识自己与人工智能的关系，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坚决维护人的主体性和尊严。

（二）企业：开发未来市场

在现代化社会，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综合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国际竞争力也表现为科学技术和人才的竞争，谁能拥有更多的高新技术，就能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外交领域占据主动权。所以，对于一个国家的科技公司而言，它是一个国家的重要产业，不仅需要掌握现有的科学技术，有强大的专业能力，更要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对未来市场有准确定位，并不断推进科技发展，提升国家综合国力，造福全人类。此外，马克思也指出，人要获得全面的自由与发展，就必须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而企业决定着生产力的大小，人工智能技术则代表着当前和未来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因此，就企业的角度而言，应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在建设新工厂和强大的供应链能力方面进行大量投资，进而开发未来市场。以便更好地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将人类从繁琐、机械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将人从劳动异化中解救出来，使得主体间以及主客体间获得良性互动，人获得更多的自由闲暇时间来发展自己的精神世界，从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三）政府：完善监督制度

由于人工智能时代的不可逆性，所以，个人、企业和政府为了更好地适应高科技智能的发展变化，需要制定和执行严格的策略，其中，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政府完善监督制度，以规避人工智能带来的弊端，提升社会对于普通劳动者的认同，维护劳动者权益，同时更好地获得人工智能提供的功能的好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政府需要规定，人工智能的发展必须以为人民服务为主要方向，杜绝一切反人类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其次，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完善人性智能研究领域的相关监督机制，使得人工智能发展的各个环节做到有法可依，使其发展变得透明，避免其危害人类的相关利益与安全。此外，为了保障劳动者权益，更好地消除主体的异化，我们需要健全劳动者保护机制，从制度层面消除资本对普通劳动者的剥削，以保障劳动者享有合法的充足的自由时间，并且在工作中获得更多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使得潜能得到激发，劳动者获得更好地发展，促进了人类的解放。

参考文献

[1]吴季松.人·人类·人工智能[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8：9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0，52，59

[3]闫坤如，曹彦娜.人工智能时代主体性异化及其消解路径[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2（04）：25-32.

[4]程宏燕，郭夏青.人工智能所致的交往异化探究[J].自然辩证法研究，2020，36（09）：70-74.

作者简介

孙丽洁，女，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9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