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是陈旭麓对中国近代历史（1840～1919）的一次深刻解读，虽然1919～1949三十年的历史因作者去世而较为简略，但仍展现了其解放思想、摒弃旧框架、引入学术哲学思辨的治史理念。该书以“新陈代谢”为核心概念，全面分析了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在经济、政治、基层变化、农村社会组织、会党组织以及外部因素影响下的演变过程。通过历史辩证法，揭示了历史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反对单一维度的历史人物评价，主张结合阶级观点、历史观点和社会进步标准进行综合评判。历史辩证法在书中占据核心地位，通过比较不同历史事件，寻找其共性，揭示了历史进步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该书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和思考框架，展现了陈旭麓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敏锐的历史洞察力。

关键词：《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人物评价；历史辩证法；陈旭麓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以下简称《新陈代谢》）主要研究1840～1919年的中国历史，至于1919～1949年间的中国历史，因作者陈旭麓的去世留下遗憾，故后三十年较为简略。《新陈代谢》作于1980年代末，陈旭麓敢于解放思想，摒弃旧的僵化框架，代之以新的深度线索，这无疑代表了“史实”上的跃进。《新陈代谢》以近代社会结构的演变为线索，分别从内部因素中经济、政治结构、基层变化、农村社会组织、行会组织、会党组织及其外部因素中不平等条约制度化、欧风美雨等多方面进行分析，将中国近代社会喻为人，把这些变化喻为人的“新陈代谢”。历史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排除旧物，生长新物，近代社会的变迁体现了哲学上的嬗变。

一、关于历史人物评价

历史人物评价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应基于人物所处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不能用现代的标准去苛求古人。在传统观念中，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被简化为阶级成分的鉴定，这种单一维度的评价方法忽略了人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陈旭麓曾说：“史论的种类不一，有论人、论事、史学评论的不同。”[1]在研究历史人物时，对其评价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如何以准确且客观的方式对近代历史人物进行合理评价，这涉及到采用何种标准来衡量以及运用何种方法来实施这一评价过程。[2]在《新陈代谢》中，陈旭麓评价历史人物时指出，需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主张结合阶级观点和历史观点，同时考虑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准。他强调人物评价的阶段论、方面论和综合论，认为不应仅以单一标准看待复杂多变的近代历史人物。

在第六章《十二年之后》中，陈旭麓评价洪仁玕时，分析他作为太平天国干王的身份，还深入剖析其思想的多面性。洪仁玕的思想反映了早期改良派的先声，主张以西方文化改造中国，努力包含更多的炽烈。虽然容闳不久之后就离开了太平天国，但他的主张和努力并没有因此而变。这说明在当时，民族矛盾刺激下的内战双方对于时代命题似乎有着一种共识。[3]也体现了陈旭麓反对简单地用阶级成分来鉴定人物的观点。陈旭麓认为，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应作具体科学的分析，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社会政治活动以及思想观点等多个维度进行综合考量，避免简单地将历史人物贴上阶级标签，或仅以此作为评判他们的唯一尺度，在评价方法上应追求客观公正，体现历史人物的时代性和多样性，实现阶级分析与具体历史时代的有机结合。这一理念在茅海建的著作《天朝的崩溃》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茅海建强调，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应避免非黑即白的单一视角，不应确立过于简化的评价标准。[4]这种多元、开放的人物评价方法，能够更全面地剖析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此外，陈旭麓主张在审视历史人物时，历史人物的阶级属性应通过其思想和行动来体现。在第八章《城乡社会在演变》中，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但形态颇为畸形的新阶级——买办阶级。产生过吴健彰、杨坊等由买办起家、积资捐官的人，也曾在苏南“借师助剿”以抗太平天国。买办中还有另一部分人，例如郑观应、徐润，以及后来的虞洽卿，他们受雇于洋行，操买办之业而握有多量的货币，而后投资或主办独资企业。[3]他们依附于外国势力，充当中外贸易的中介人。买办在历史上具有复杂的社会作用，既是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接触的桥梁，也是西方列强在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工具。买办阶级的出现，反映了中国社会在近代化进程中的矛盾和冲突。陈旭麓将买办作为一个阶级进行分析时，肯定了买办在兴办民族企业方面的功绩，并对其中一些人的爱国行为表示赞赏。这与学界过去简单地将买办定性为反动阶级、一味否定的做法截然不同，忽略了买办对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所做出的重大贡献。[5]

唯物史观在历史人物研究中的应用，进一步强调了从阶级成分到多维评价的重要性。同时，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人物，认识到人物的思想和行为可能随时间和环境变化，以及人物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位置。此外，评价时需具体、全面，结合动机与效果，以及历史人物在不同空间和时间内的影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但避免片面和机械的应用，确保评价的辩证性和历史性，允许多元价值观的存在，但要以集体主义价值观为主导，防止个人主义的极端化。[6]唯物史观在历史人物研究中的应用强调历史主义原则，即评价历史人物时需结合他们所处的历史时期和具体条件。运用唯物史观评价历史人物，既要考虑阶级分析，又要体现历史主义，避免简单化的阶级划分。通过这种全面、多维度的评价方法，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能够更准确地评价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影响。

二、关于历史辩证法运用

历史唯物主义由历史辩证法和历史理论两大部分构成，历史辩证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骨架子，历史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7]历史辩证法要求全面考虑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通过比较不同时间和文化背景下的历史事件，寻找贯穿其中的共性。

在冯契所作的《序》中，他高度评价了辩证法在陈旭麓治史过程中占据核心地位，称其为陈旭麓“治史的眼睛”。[3]辩证法在陈旭麓的历史哲学中扮演了核心角色，是理解历史进步的重要工具。历史的进步并非遵循简单的线性轨迹，而是一个蕴含不确定性和复杂矛盾的辩证过程。辩证法有助于看到历史事件的两面性，如书中对于太平天国运动的评价，既是悲剧也是喜剧，失败中蕴含着胜利的种子。

在第七章《近代化一小步》中，陈旭麓指出：“如果没有‘中体’作为前提，‘西用’无所依托，它在中国是进不了门，落不了户的。”[3]这对比了洋务运动与西欧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完成后的产业革命，洋务运动因只模仿了部分西方器物而异于传统。洋务运动中的民用工业，虽移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但它带来的垄断性抑制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限制了民族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洋务运动中的矛盾则体现了这一历史规律。

在《新陈代谢》中，陈旭麓指出：“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守卫祖宗之法常常同民族主义，同爱国之情连在一起。不合理的东西被合理的东西掩盖着，于是而能成为清议，成为‘公论’。”[8]这反映了洋务派无法把“西用”控制在“中体”之中，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无法简单地用先进和落后去定义，后发展国家的近代化面临更加复杂的社会状况。

此外，陈旭麓在第十五章《变革中的两大动力》对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进行了辩证分析，提出了“不同一性中的同一性”的观点。这两者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遵循着新旧更替的辩证逻辑，彼此在竞争中相互作用，共同推进历史进程。他指出选择革命与改良是贯穿中国近代史始终的重大课题，近代中国是在不断的革命与改良的变革之中曲折前行。[9]

《新陈代谢》中，陈旭麓重新审视了革命、改良及其二者之间的关系，全面系统地揭示了改良在中国近代史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并认为任何事物的新陈代谢绝非简单的否定和取代所能概括，而是一个扬弃的复杂过程，即辨证的过程。[3]正如戊戌变法的失败催生了辛亥革命，而改良派在革命浪潮中虽失去政治主导，但其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活动实际上为革命奠定了社会基础。这种对峙与合作的关系，也反映出历史进步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在对立中寻求统一，在更替中实现发展，超越了以往单纯以革命为中心的叙事框架。陈旭麓揭示了历史进步并非简单线性，而是充满矛盾和斗争的过程。

对于义和团运动，陈旭麓并未简单地将其定性为落后或进步，而是放在历史进化的脉络中去理解，既看到其借助传统手段的局限性，又承认其爱国主义的进步意义。这种辩证分析方法超越了单纯的阶级斗争框架，体现了历史评价的复杂性和多维度。往往历史事件的评价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时代背景、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等。因此，在评价历史事件时，需要采取一种全面、客观和辩证的态度。

唯物辩证法强调历史的普遍联系性、永恒发展性和全面审视的视角，这一方法论对于历史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这有助于研究者避免孤立、静态地看待历史，更深入地理解历史的动态过程，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促进对历史动态过程的理解。因此，在治史过程中，辩证法是必不可少的工具，更是提升历史研究专业性和可信度的重要途径。

三、关于“新陈代谢”内涵

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史研究热潮，陈旭麓引入哲学思辨，开始对中国社会进行哲学思考，提出中国近代社会由静态向动态转变，主要体现为“新陈代谢”。布罗代尔曾说：“历史永远在修撰中，永远在推陈出新。史学的命运与人类的一切科学的命运无异。”[10]其实历史的变迁，并非一直需要所谓激进的模式，一定要采用“革命范式”。在新时期的史学变革中，透过《新陈代谢》，陈旭麓将“革命范式”与“现代化范式”加以融通，以“新陈代谢”的社会变迁为主线，在社会史的宽广背景下对中国近代史进行了新的整合。[11]

“新陈代谢”概念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创新视角。陈旭麓认为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是通过一系列变革推动的。这些变革表现为社会的急剧变化和新旧交替，外部动力主要来自西方资本主义的渗透，冲击了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体系，促使经济结构发生转变，并催生了新的社会阶层，如洋务派，这标志着地主阶级的分化与演变。内部变革则广泛体现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洋务运动所带来的军事与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以及黄花岗之役、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等一系列重大事件，这些都加速了旧制度的崩溃和新秩序的确立。“新陈代谢”不仅是政治上的变革，还涉及到思想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作为历史的必然进程，体现历史是以一种螺旋式的方式前进，尽管在历史的变革过程中充满了挑战与困难，但最终会朝向进步的方向发展，这充分展现了历史的辩证法则及其发展的必然性。

“新陈代谢”学说超越了以前流行的“两个过程”论以及旧的“三次革命高潮”体系。史学应该从政治成败、阶级斗争和伟人活动等模式中解脱出来，深入到历史的社会生活中。正如第十四章《“中等社会”》，陈旭麓将中国社会分为“上等社会”、“中等社会”和“下等社会”。其中，“中等社会”代表知识分子、革命人士与士绅的社会阶层。“中等社会”的复杂性并不是个别人为的产物，归根结底，它导源于中国近代社会，是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复杂性的反映。[3]“中等社会”在中国近代社会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既破坏了“上等社会”的旧势力，又提挈和引导“下等社会”，帮助其克服封建影响，推动革命进程。正如在向下普及革命知识，通过与“下等社会”的互动，促进社会各层次之间的交错融合，使得“有价值的破坏”和“有秩序的革命”得以实现，如工人阶级的革命性需要“中等社会”的提挈和卵翼，以实现有序的革命。在这个过程中，“中等社会”既是变革的推动者，也是连接不同社会力量的桥梁。这也侧面体现了民众内在意识的“新陈代谢”，排外意识向民族主义精神的转变、义和团运动的爆发以及工人阶级的崛起，是历史前进的重要动力。

此外，社会史史观在陈旭麓的“新陈代谢”理论中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在《新陈代谢》中，他将110余年的中国近代历史置于社会史的视角下，扩展了历史学的研究范围，将历史研究从单纯的政治史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还体现了历史的辩证法。不仅关注政治结构的变革，还深入探讨了物质生活、人口迁移、会党、社会心态等多元领域，体现了历史研究的社会史视角。在第二十章《历史的选择》中，陈旭麓通过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揭示了中国近代社会从封建主义向民主主义（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即“推封建之陈，行民主主义（资本主义）之新”。[3]因此，社会史史观为理解中国近代社会的复杂性和变革提供了深刻的洞察。

“新陈代谢”在陈旭麓的历史观念中，是指新事物的滋生发展和旧事物的更替，它是中国近代社会变化的核心概念。历史不是线性前进，而是螺旋式地上升，这个过程中，新旧事物不是一次性全部替换，而是部分更新，旧事物在一定阶段仍有其作用，直到被新的事物取代。历史进步的必然性体现在永恒的“新陈代谢”之中，通过“变与不变”更新了对近代中国历史的理解。

四、结语

《新陈代谢》是陈旭麓对中国近代历史的一种新的解读尝试，它超越了传统的“革命范式”，提出了“新陈代谢”的概念。《新陈代谢》打破了先前的三次革命高潮递进的主线架构，即以往以革命为中心的分析模式，强调了历史的动态变化和进步，特别是在中国近代社会中，如何通过革命与改良的互动，以及社会结构的演变来理解历史进程。陈旭麓在研究中不仅关注政治事件，还深入到人口问题、秘密会党等领域，运用社会史的视角来探讨历史人物和群体的心理状态，多种史料结合，体现了对历史人物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探索，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考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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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陈旭麓.浮想录[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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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项目：2022年度国家档案局科技项目“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背景下红色档案赋能学校思政课路径研究”，项目号2022-R-008。

作者简介：沙轶凡（2003-），女，汉族，江苏江阴人，南通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为新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