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湖南益阳花鼓戏作为中国地方戏曲的重要分支，承载着湘北地区的文化记忆与民间智慧，其音乐形态、表演程式及剧目体系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本文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艺术生态学及音乐社会学为理论框架，通过文献考据、田野调查与案例分析，系统梳理益阳花鼓戏的历史源流与艺术特征，深入剖析当代传承面临的困境，并从活态传承、艺术创新、产业开发及教育传播四个维度构建其创新发展路径。研究认为，益阳花鼓戏的传承需在坚守文化根脉的基础上，实现传统要素与现代审美的创造性转化，通过多元主体协同、理论实践互动，构建具有地域标识性的戏曲传承范式，为同类地方戏曲的保护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益阳花鼓戏；传承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生态；音乐社会学

一、历史溯源：益阳花鼓戏的生成语境与发展脉络

1.地理文化土壤与艺术基因孕育

益阳地处湘北，资水穿城而过，形成“三山三水三分田”的地理格局。明清时作为洞庭湖平原商贸枢纽，湘楚、巴渝、吴越文化在此交融，民歌、傩戏、木偶戏等民间艺术兴盛，为花鼓戏奠定文化根基。据《益阳县志》记载，明代“采茶调”“山歌”等音乐形式，至清代中叶与地方舞蹈、说唱结合，形成“地花鼓”雏形。其以一男一女（或一丑一旦）执扇对舞、唱生活小调的草根娱乐形态，成为花鼓戏源头。

2.从“地花鼓”到“花鼓戏”的形态演进

清代晚期至民国初，受汉剧、湘剧影响，地花鼓吸收戏曲行当体制，形成“三生三旦一丑”分工，从歌舞小戏转向故事“正戏”。1906年“福生班”成立，标志职业班社诞生。剧目从《刘海砍樵》等生活小戏拓展至《孟姜女》等历史题材，音乐形成“川调”“打锣腔”“牌子曲”三大声腔，伴奏从锣鼓升级为大筒、唢呐为主的管弦组合，融入“云手”“蹉步”等身段，构建起艺术框架。

3.现代转型与文化身份重构

新中国成立后，花鼓戏进入体制化阶段。1953年益阳县剧团成立，政府推动剧目整理与现代创作，1957年《蔡坤山犁田》获省奖，实现题材突破。改革开放后，通过音像记录保存传统，尝试融入流行音乐（如《山那边人家》用电声乐队），推动当代审美结合。2006年入选湖南非遗，2011年成为国家级非遗扩展项目（联合申报），从民间小戏升级为地域文化符号，在传承创新中持续发展。

二、艺术特征：益阳花鼓戏的本体论阐释

1.音乐体系：民间性与程式化的辩证统一

益阳花鼓戏声腔以“川调”为核心，融合“打锣腔”“牌子曲”，形成“一曲多用”的音乐逻辑。川调属板腔体，分慢、中、散板，旋律口语化、叙事性强，如《刘海砍樵》唱段依字行腔贴合方言；打锣腔源于民歌号子，无管弦伴奏，以“一唱众和”帮腔强化情感，如《孟姜女·哭城》渲染悲怆；牌子曲为曲牌体，旋律轻快，多用于喜剧场景。伴奏分“文武场”，文场以音色粗犷的大筒、唢呐为主，武场为锣鼓组合，现代乐队融入电声乐器，拓展音色表现力。

2.表演程式：生活化与写意性的共生

行当以“三小”（小生、小旦、小丑）为主，兼具规范与灵活。小生分文生（折扇、云步）与武生（矮桩功），小旦分端庄正旦与灵动花旦，小丑“三花脸”融入杂技特技，充满喜剧色彩。舞台调度紧凑灵活，采用“一桌二椅”简约舞美，程式化动作源于生活，如《蔡坤山犁田》中“犁田步”模拟劳作，夸张肢体传递生活质感，兼具戏曲写意与民间气息。

3.剧目体系：题材多元与地域叙事

剧目分三类：神怪戏融合巫傩文化（如《刘海砍樵》），生活戏聚焦市井小人物（如《补锅》），语言诙谐乡土；历史戏改编传统题材（如《孟姜女》），兼具教化与艺术价值。所有剧目以益阳方言演唱，大量使用俚语、歇后语，形成地域特色，如《山那边人家》改编自周立波小说，展现1950年代益阳农村变革。

益阳花鼓戏在音乐、表演、剧目上平衡民间原生性与戏曲程式化，以方言叙事和地域题材成为湘北文化的活态载体，在传统与现代交融中延续独特生命力。

三、传承困境：当代益阳花鼓戏的生存挑战

1.传承人断层与技艺流失

益阳花鼓戏传承面临“老龄化、断层化”危机。2024年数据显示，全市仅2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均超七旬），8名省级传承人平均年龄65岁，年轻从业者因待遇低、晋升难流失严重。传统“师徒制”式微，老艺人独门技艺如“真假声结合”唱法、“矮桩功”等濒临失传，系统整理与传承刻不容缓。

2.观众群体萎缩与审美脱节

受影视、短视频冲击，花鼓戏传统观众（55岁以上占78%）逐年减少，年轻群体因“节奏慢、语言土、形式旧”难生共鸣。2023年商业演出仅42场，不足20世纪80年代1/5，多依赖政府购买，市场化能力弱。传统剧目聚焦农耕生活，与现代都市价值诉求脱节，文化认同出现代际断裂。

3.生态环境变迁与文化土壤流失

城市化使乡村草台、庙会等演出场所消失，“春祈秋报”等民俗淡化，戏曲失去仪式化生存土壤。方言“普通话化”削弱语言特色，年轻演员淡化方言致“韵味流失”。地方非遗保护“重申报、轻建设”，资金多投入硬件，对艺术本体研究与活态传承支持不足。

四、创新发展路径：多维视角下的传承策略

1.活态传承：构建“动态保护”的生态系统

1.1非遗理论指导下的本真传承

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活态传承”理念，建立“传承人档案库”与“技艺数据库”，运用3D动作捕捉、多轨录音等技术，对老艺人的唱腔、身段进行数字化记录，如2023年启动的“益阳花鼓戏濒危技艺抢救工程”，已完成12位老艺人的47个经典唱段、23个身段程式的影像采集。同时，恢复传统“师徒制”与“科班制”相结合的培养模式，在益阳市艺术学校开设“花鼓戏传承班”，实行“一对一”拜师学艺，邀请老艺人驻校授课，确保技艺传承的“原汁原味”。

1.2民俗场景中的文化复归

依托益阳“庙会”“龙舟节”“丰收节”等民俗活动，重建花鼓戏的演出场景。例如，在资阳区长春镇的“紫薇村庙会”中，恢复“开台戏”“酬神戏”等传统仪式，演员身着戏服参与巡游，演出《刘海砍樵》等经典片段，使戏曲融入民众的生活记忆。此外，推动花鼓戏与地方民俗的深度融合，如为“南县地花鼓”申报省级非遗项目，挖掘其与当地“打连厢”“蚌壳舞”的共生关系，构建多元一体的民间艺术生态。

2.艺术创新：传统要素的当代转化

2.1音乐创作的跨维度融合

在保持“川调”“打锣腔”核心音调的基础上，进行现代音乐编创：一是引入爵士、民谣等音乐元素，如在新编戏《资水谣》中，将川调旋律与爵士鼓节奏结合，打造“花鼓爵士”风格；二是拓展声乐表现形式，采用合唱、重唱等手法丰富声部层次，如《桃花江美人窝》中，群唱部分以无伴奏人声模拟江涛声，与独唱形成虚实对比；三是创新伴奏配器，在传统文武场基础上加入电子合成器、小提琴，如《银城故事》的乐队编制中，大筒与电吉他的即兴对奏，既保留了戏曲韵味，又增强了现代感。

2.2舞台呈现的沉浸式建构

突破“一桌二椅”的传统模式，运用多媒体技术打造沉浸式剧场。2024年首演的《洞庭记忆》，以洞庭湖生态保护为主题，舞台上设置可升降水幕，配合投影技术呈现四季变换的湖乡场景，演员在虚实结合的空间中表演，结合全息投影技术实现“人戏互动”（如虚拟的渔舟与演员共舞）。同时，借鉴音乐剧的叙事手法，强化戏剧冲突与情感表达，如《胡秀英新传》中，通过现代舞段表现胡秀英的内心挣扎，使传统神怪形象更具人性光辉。

2.3题材拓展与时代对话

聚焦当代社会议题，创作反映益阳城市变迁、乡村振兴的新剧目。例如，根据“扶贫干部”真实事迹改编的《山乡巨变》，以川调为主旋律，融入益阳民歌《采槟榔》的元素，讲述年轻干部带领村民发展黑茶产业的故事；关注老龄化问题的《空巢》，通过打锣腔的苍凉音调与生活化的表演，展现农村留守老人的情感困境，引发观众对传统文化中“孝道”的现代反思。这些剧目在保留花鼓戏艺术基因的同时，赋予其时代内涵，实现“旧瓶装新酒”的创造性转化。

3.产业开发：构建“文化+”的发展模式

3.1文旅融合与体验经济

打造“益阳花鼓戏文化旅游线路”，串联胡呐喊故居（益阳花鼓戏重要传承人）、资江戏曲文化园、南县厂窖惨案纪念馆（融入红色题材花鼓戏演出）等景点，设计“戏服穿戴体验”“身段教学工坊”“唱腔录音留念”等互动项目。例如，桃江县的“竹海戏苑”将花鼓戏演出与竹林生态景观结合，游客可乘坐竹筏观赏水上《刘海砍樵》，形成“景戏一体”的沉浸式体验。此外，开发花鼓戏主题文创产品，如大筒造型的U盘、戏服纹样的丝巾、经典唱段的黑胶唱片，通过电商平台扩大传播半径。

3.2数字传播与跨媒介叙事

利用短视频、网络直播等平台进行“轻量化”传播，如在抖音开设“花鼓戏小课堂”，由青年演员示范基础身段与经典唱段，单个视频最高播放量达230万次；制作系列动画短片《花鼓戏里的益阳》，以卡通形象演绎《刘海砍樵》《补锅》等故事，在B站、爱奇艺等平台播出，吸引Z世代观众。2023年，益阳市花鼓戏剧团与腾讯视频合作推出“云端戏台”，通过VR技术实现“线上观戏+实时互动”，首场演出吸引8.7万人在线观看，弹幕互动达1.2万条，开创了戏曲传播的新形态。

4.教育传承：构建“学校+社会”的立体化体系

4.1高等教育中的学术建构与人才培养

在湖南师范大学、湖南城市学院等高校开设“益阳花鼓戏”选修课程，将其纳入音乐学、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培养方案，课程内容包括声腔分析、剧目赏析、表演实践等，邀请非遗传承人参与教学。支持高校开展花鼓戏学术研究，如湖南师范大学“湖湘戏曲音乐研究中心”已完成《益阳花鼓戏声腔形态学》《花鼓戏与湘北民俗》等课题，出版学术著作3部，发表论文20余篇，为传承提供理论支撑。

4.2基础教育中的文化启蒙与兴趣培养

在益阳中小学推行“花鼓戏进校园”活动，编写《益阳花鼓戏通识教材》，将经典唱段改编为音乐课件，开设戏曲社团，组织“校园花鼓戏节”。例如，益阳市赫山区迎宾小学将《补锅》中的“手拉风箱呼呼响”唱段融入音乐课，通过节奏游戏、角色扮演等方式激发学生兴趣，该校学生对花鼓戏的认知度从2019年的12%提升至2023年的68%。此外，建立“中小学生实践基地”，定期组织学生观摩剧团排练、参与民俗演出，培养潜在观众群体。

4.3社会教育中的大众参与与文化认同

通过社区讲座、老年大学课程、业余剧团培训等形式，开展面向社会的普及教育。益阳市文化馆每年举办“花鼓戏市民培训班”，开设唱腔、身段、乐队伴奏等课程，累计培训学员3000余人，催生了“银城戏迷协会”“资水票友社”等民间团体，他们自发组织街头演出、公益慰问，成为传承的重要民间力量。同时，利用媒体宣传强化文化认同，如益阳电视台开设《花鼓戏大观园》栏目，每周播放经典剧目、传承人纪录片，收视率长期位居本土节目前三，形成“本地人爱本地戏”的文化自觉。

五、结论

益阳花鼓戏的传承实践彰显了地方戏曲在当代发展中传统性与现代性的辩证统一：既要坚守方言声腔、地域题材等核心艺术基因，筑牢文化识别的根基；又需以艺术形式、传播手段、题材内容的创新回应时代需求，实现从“遗产保护”到“活态发展”的范式转型。其成功经验构建了“四位一体”协同机制——政府政策支撑、高校理论赋能、院团创作实践、民间力量参与，形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向互动，为同类戏曲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从地域文化建构看，益阳花鼓戏通过深耕本土叙事、强化方言特色、融入现代生活，重塑了地方文化身份，印证了戏曲作为地域精神纽带的当代价值。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地方戏曲的传承创新需突破“保护”与“发展”的二元对立，构建“传承中有创新、创新中有根脉”的动态体系，依托多元主体协同发力，推动其从地域民间小戏向文化品牌跃升，最终在新时代语境中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实现传统戏曲的永恒生命力与时代价值。

参考文献

[1]周倚帆，孙贝芬.湖南益阳花鼓戏的传承创新发展研究路径[J].文化学刊，2024，（09）：191-194.

[2]易慎，王熙竹.数字化背景下益阳“花鼓戏”创新型发展路径研究[J].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4，24（04）：56-61.

[3]李雅倩.非遗视域下湖南益阳花鼓戏的保护与传承[J].大观（论坛）， 2023，（09）：124-126.

基金项目

1.2024年度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大数据时代下湖南益阳花鼓戏发展和传承探索研究》的研究成果。课题项目编号：XSP24YB C359。

2.2021年第二批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地方院校音乐专业教育中的乡土音乐文化传承研究》的研究成果。课题项目编号：202102468073。

3.2024年湖南省文化促进会项目《学校文化建设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研究》的研究成果。

课题项目编号：WCH24YB04。

作者简介：周倚帆（1990-），女，湖南长沙人，博士在读，副教授，研究方向：音乐教育、民族音乐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