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理传统民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小河淌水》等为代表，承载着大理各民族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本文基于 2025 年传统民歌（弥渡民歌）保护传承交流座谈会实录、非遗晚会演出内容及相关文献，以“多元主体协同”为视角，聚焦高校、非遗传承人、政府三大核心主体，立足民族音乐学，分析其在大理传统民歌传承生态中的角色定位与互动机制。

关键词：多元主体；非遗；大理传统民歌

大理白族自治州地处云南省西部，聚居了白、彝、傈僳、苗等少数民族在此世代共生，孕育了丰富的传统民歌资源。从弥渡《小河淌水》到白族调“山花体”，从彝族跳菜到苗族苗调，大理传统民歌不仅是各民族情感表达的载体，更是地域文化认同的核心符号。2025 年小河淌水·大理弥渡民歌节传统民歌（弥渡民歌）保护传承交流座谈会的举办，汇聚了大理各县份的文化馆代表、非遗传承人及师生，同步开展的非遗晚会更呈现了从幼儿园到老年人的多层级参与，直观展现了大理传统民歌传承的活态实践。从民族音乐学视角看，传统民歌的传承并非单一主体的孤立行为，而是“多元主体协同”的生态系统工程。基于此，本文将透过此次交流座谈会与非遗演出，以大理传统民歌传承为研究对象，聚焦高校、传承人、政府三大主体，通过分析其角色定位与互动机制，客观呈现“多元主体协同”视角下传承生态的构建现状。

一、会议与非遗演出概况

本次交流座谈会于 2025 年 9 月 19 日在弥渡县文化馆召开，近 40 位参会者齐聚一堂，涵盖大理州 11 个县市非遗保护单位负责人、师生及弥渡民歌传承人，学术交流环节围绕弥渡民歌及传统音乐类非遗保护传承展开，各位学者、艺人结合当地传统音乐类非遗项目保护实践，分享经验做法、提出传承困境，现场围绕这些话题展开热烈讨论。此外，本次座谈会融入“现场演唱交流”环节，非遗传承人代表与民间歌手现场献唱《十大姐》等经典弥渡民歌，这种“理论交流 + 实践展演”的形式为传统音乐类非遗从“文本保护”走向“活态传播”提供了实践样本。

在同期非遗晚会演出当晚，大理各县的民歌演出呈现出“地域多样、民族特色鲜明”的特征。弥渡以《小河淌水》为核心，凸显“抒情小调”的柔美；南涧彝族跳菜以“歌舞共生”为特色；云龙傈僳族《天灯十三脚》以丰富多变的舞蹈队形传递族群记忆；宾川彝族拉乌山歌无需刻意修饰，以本嗓传递情感；值得注意的是，弥渡县弥城镇第二幼儿园小朋友表演的花灯歌舞《萌娃传灯》（图 1），体现出弥渡花灯“扇舞、手绢舞”的传统技法，弥渡县红岩中学的学生表演弥渡西山彝族大刀舞《阿托维地》（图 3），均体现了“从娃娃抓起”的传承实践。

图 1《萌娃传灯》演出照（由笔者拍摄）

二、多元主体的角色定位与互动机制

本次交流会及演出中可以看出，在大理传统民歌传承生态中，高校传承人、政府三大主体因资源与功能定位的差异，形成了互补共生关系。三者并非孤立行动，而是通过“资源互补、功能联动”，构建“政府搭台、传承人唱戏、高校赋能”的协同模式，其角色定位与具体互动实践可从以下三方面展开：

1.高校

高校作为专业教育与学术研究机构，在大理传统民歌传承中承担“人才培养、学术整理、实践联结”的三重核心角色，同时通过与政府、传承人、学生的多元互动，将学术资源转化为传承动能，实现“打通学术与民间实践通道”的价值。

1.1 角色定位：高校以“高校教育场域 + 民间传承场域”为核心培养路径，强调“田野实践”的重要性。如在民族音乐学专业开篇课程便要求学生以“谦卑之心”深入田间地头，向民间艺人学习；同时定期开展“非遗进高校”活动，邀请民间艺人进校园传授技艺，最终实现“学生与传承人同台展演”，将民俗文化引入艺术殿堂。这种模式不仅提升学生专业素养，更让其理解民歌背后的文化内涵。同时，高校承担民歌资源抢救、研究与成果转化的责任。以为例，民族音乐学教师通过收集弥渡民歌不同版本、梳理《小河淌水》演出史，建立系统文献数据资料；作曲系教师结合当地音乐案例选取声音样本，以现代测音技术分析其声音表述，为保护提供理论支撑。这种学术整理既保护濒危民歌资源，也为传承实践提供科学依据；此外，每学期均组织学生参与田野调查、校园展演，让学生成为传承“参与者”而非“旁观者”，搭建校园与民间的桥梁。1.2 多元互动实践：高校参与政府“非遗申报”工作。曾协助巍山县整理“彝族打歌”的历史渊源、技艺特征、传承人信息等申报材料，同时为传承人提供“学术与技术支持”，帮助传承人录制教学视频并进行舞台编创，防止技艺失传；同时，传承人为高校提供“原生态素材”，这种双向互动实现“学术与民间融合”。

2.传承人

非遗传承人是传统民歌“活态传承”的核心，其角色可概括为“技艺传授者、文化阐释者、实践参与者”，同时作为连接政府、高校与社区的纽带，通过多维度互动激活传承生态。

2.1 角色定位：在技艺传授上，传承人以“口传心授”为核心，传递的不仅是“唱”，更是方言、润腔、情感表达的综合技艺。在文化阐释上，传承人是“民歌与族群历史、生活场景”的解读者，通过歌词、旋律传递民族记忆与价值观，联结民歌与生活记忆。在非遗演出当晚，云龙傈僳族《天灯十三脚》在表演前有一段介绍：“‘天灯’象征祖先指引，每句歌词、每个动作都是迁徙故事”，而宾川彝族拉乌山歌在演出前则说明“歌曲保留劳作时的自由节奏，无需刻意修饰，本嗓即情感”，让观众从“听到”民歌进阶为“理解”民歌，增强文化认同。此外，传承人也是维系民间传承的活力，传承人主动参与各类传承实践，从校园教学到社区展演，让民歌回归生活场景。如弥渡县红岩中学学生表演的彝族大刀舞《阿托维地》，其动作、服饰、道具均由传承人指导，弥渡民歌《想郎调》的演唱者李学英所穿的舞台彝族服饰均由她本人亲自制作。

2.2 多元互动实践：在与政府的互动中，政府的非遗保护政策需通过传承人的实践转化为实效。弥渡县政府设立“传承人补贴”后，传承人在政府支持建设的非遗展示场馆“现场表演+文化讲解”。在与高校的互动中，传承人以“校外导师”身份参与高校教学，教授学生演唱技巧；高校则组织学生记录传承人的“学艺经历”，这些访谈成为研究“民歌传承史”的重要素材。同时，高校对民间技艺的学术认可，也提升传承人自信，在与祥云县苗族艺人黄学花（图 2）的交流中得知：“以前觉得我们唱得土，现在政府都说这是‘宝贝’，让我们去各个地方演出，还有你们这些大学的老师、学生来看我们表演，我心里很自豪的。”

图 2 笔者（左一）与祥云县苗调传承人黄学花（左二）、侯美珍（左三）合影

3.政府

政府在大理传统民歌传承生态中承担“政策保障、平台搭建、资源整合”的主导角色，其作用贯穿传承、保护、推广全过程，通过搭建多元平台，为高校、传承人及其他主体提供互动基础，推动“单一参与”走向“协同共生”。

3.1 角色定位：政府通过“立法、资金支持、传承人扶持”建立传承保障体系。《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弥渡民歌保护传承的决定》明确“加强对弥渡民歌保护传承工作的领导，有关部门按职责落实工作”；弥渡县人民政府制定《弥渡民歌保护传承办法》，规定“使用弥渡民歌需标注来源，不得歪曲贬损”；当地文化馆设立“非遗专项经费”，用于民歌采录、传承人补贴、基础设施建设，为传承生态提供稳定制度环境。同时，政府通过交流平台的搭建，为传承实践提供公共空间，如举办“小河淌水·大理弥渡民歌节”“剑川县石宝山歌会”，为传承人提供展演机会；组织“传统民歌保护传承交流座谈会”，汇聚各县文化馆代表、高校师生与传承人；打造“非遗晚会”，整合 11 个县的民歌资源，从幼儿园小朋友到老年传承人共同参演，既体现“代际传承”，也借现代媒体提升大理民歌品牌影响力。

3.2 多元互动实践：在多元互动实践中，政府通过多维度举措发挥主导作用。其一，政府以立法和规划为抓手，清晰界定各参与主体的责任与权益，例如《大理白族自治州关于弥渡民歌保护传承的决定》中明确规定“鼓励中小学校开设弥渡民歌特色课程，支持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对突出贡献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这一政策为学校与传承人搭建了合作桥梁、提供了制度依据、激发了各方的参与热情；同时，政府制定的“非遗保护规划”，进一步推动高校与传承人携手参与数字化数据库建设，形成“政策引导—主体响应”的良性互动循环。其二，政府积极搭建展示平台，通过组织“民歌节、晚会、赛歌会、音乐季” 等活动，为高校与传承人创造“艺术融合”的实践机会，一方面支持传承人“走出去”拓展传播范围，另一方面协调高校为传承人提供“舞台表演指导”，助力其更好地适应专业展演场景，提升展示效果。其三，政府通过举办“座谈会、研讨会”，为政府、高校、传承人三大主体开辟了直接“对话与反馈”的渠道，既帮助解决传承过程中的实际痛点，也为各方达成合作共识提供了有效途径。

三、传承生态面临的挑战

尽管政府、高校与传承人之间已初步构建起“多元协同”的传承生态，但这一生态系统仍存在脆弱性与结构性矛盾。基于实地调研与座谈交流的观察，本章旨在冷静审视当前协同模式背后潜藏的深层挑战，望能够更全面地呈现大理传统民歌传承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1.传承主体的断层危机

当前的努力虽注重“从娃娃抓起”，但年轻一代的参与多为“活动式”和“体验式”。在非遗晚会中，幼儿与学生的表演固然可喜，但这与培养出具有深厚文化认同感和持续传承意愿的后备力量之间，仍有巨大差距。传承的核心在于“口传心授”与长期浸润，而现代教育体系下的学生面临升学压力，难以投入足够时间进行系统学习。这导致传承链条出现“表面热闹”与“实质断层”并存的悖论：活动常有，但能真正接过传承人衣钵的年轻面孔寥寥无几。传承人老龄化趋势未得到根本扭转，“人在艺在，人亡艺绝”的隐忧始终存在。

2.现代文化生态中的传播困境

传统民歌原本是农耕文明中情感交流、知识传递的“生活必需品”，深植于特定的生产生活场景。然而，在城镇化、全球化和数字媒体的冲击下，其原有的文化土壤正在加速消失。民歌被迫从一种“生活方式”转变为需要被刻意保护、展示和推广的“文化遗产”。尽管政府与高校努力通过节庆、晚会、数字化等手段进行传播，但这些努力往往是在再造一个“展示性”的文化空间。如何让民歌重新嵌入当代人的日常生活，而不仅仅是成为舞台上的展演或博物馆里的标本，是协同生态尚未破解的核心难题。

3.协同机制的实践瓶颈

目前的多元协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组织来推动，呈现出明显的“项目化”特征。这种模式虽能短期内集聚资源、制造热点，但各主体间的互动缺乏黏性。一旦项目结束或活动落幕，协同的热度可能随之下降。

4.学术与民间的话语隔阂

高校的学术研究致力于民歌的体系化、理论化，但学术话语体系与民间实践话语体系之间存在一道无形的墙。传承人关注的往往是“如何唱出那个味道”、“这个声音要润滴水”等具身化的知识，而学术成果常以论文、专著等抽象形式呈现，难以直接转化为传承人可用的教学资源或大众可理解的普及内容。这种错位可能导致学术研究成为“象牙塔内的知识”，而活态传承则依照自身逻辑发展，二者未能实现深层次的相互滋养。

结语

大理传统民歌传承生态的构建，是高校、传承人、政府“多元主体协同”的结果，三者共同维系了传统民歌的生命力。从 2025 年弥渡民歌座谈会及非遗晚会来看，这种协同已取得显著成效——《小河淌水》成为“弥渡文化符号”，白族调、彝族跳菜等走进校园，幼儿园小朋友能唱花灯，老艺人的技艺得到保护。

笔者通过参与田野调查与座谈会，深刻体会到：传统民歌的传承并非“复古”，而是“在创新中传承”；高校在学术研究的同时，必须放低姿态，尊重传承人的民间智慧。这种“变与不变”的平衡，正是传承生态的核心活力所在。未来，大理传统民歌传承生态的优化，无需“宏大建议”，只需在现有协同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主体间的信息沟通”、“地域间的资源共享”、“学术与民间的转化”。唯有如此，才能让大理传统民歌在“多元主体协同”中，真正“活在当下、传向未来”。

参考文献

[1]张建立.当代语境下传统民歌社会功能的多元解读[J]. 郑州师范教育，2025.

[2]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弥渡民歌保护传承的决定[Z]. 2023.

作者简介：杨淑仪（2000-）女，汉族，云南昆明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民族音乐学。

李思成（ 1997- ）男，汉族，山西省大同市广灵县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民族音乐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