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开始逐渐意识到世界大势的变化，对隔海相望的日本关注度逐渐提高。尤其是在日本明治维新期间，以外交官、学者和商人等身份抵达日本的中国人不断增多，并编撰书籍，中国人对日本汉字词汇的借用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本文从19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之前的留日中国人的访日行记和著作考察他们对日语汉字词汇的借用情况，并试从中日汉字文化交的角度的探析其原因及意义。

关键词：明治维新;中日词汇交流;日语汉字词汇

图书分类号：H035     文献标识码：A

在近代文化转型期发生的以汉字为媒介的中日词汇交流，是中日两国为了吸收西方新文化和新知识而进行互动的产物。而作为汉字文化圈一员的日本在六七世纪之前一直没有文字，直到公元四世纪后期汉字从中国传入日本，日本人在汉字基础上进行改造，创制了属于自己的文字。而近代之后，中国也开始吸收和借用日语汉字词汇。一直到近代，中日词汇交流都始终保持着活跃的状态。

留日中国人的著作中的日语汉字词汇

早期赴日的翻译人员—罗森

罗森是进入19世纪以后最早访问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1]501854年1月罗森以佩里提督舰队中文翻译的身份前往日本。此时的日本正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外来信息流入和传播受严格限制。罗森的到来，为日本提供了证实有关中国传闻的机会。他与日本各界人士交涉、笔谈、题字、赠诗、互赠书画等等，往来十分频繁。仅在半年时间里，罗森访问了日本数地，对日本的风俗人情也接触颇多。在篇幅并不长的《日本日记》中，对日本的风俗习惯、物产、器具等的特征，及其与中国的不同之作以具体描写。如“大判”“小判”“参议”“奉行”等表示日本固有概念的词语使用颇多，由此可推断罗森对于日语词汇不排斥，且存在积极记录的行为，这与他本人的经历和身份有很大的关系;除此之外，罗森对西洋传入的“新奇物品”作了以下记录，例如：

火轮车（火车的模型）、浮浪艇（救生艇）、电理机（电报机）、日影像（照相机）、耕农具（农业机械）

从罗森对新奇物品的命名与当时赠呈的附录记载存在差异的现象来看，他为新奇物品临时起名的可能性较大。[2]197由此可看出罗森面对西洋新物时的灵活变通之处;但同时可推测罗森在《日本日记》的记载中提到的真正的日本汉字新词的数量并不多。但作为19世纪之后首位访日的中国人，可以说罗森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先行者。

外交人员—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

何如璋与张斯桂

进入19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中日两国在琉球、中国台湾、朝鲜半岛的利益冲突，中日两国的交涉逐渐增多。1871年中日两国几经波折缔结《中日修好条规》，1875年日本任命森为全权代表访华，1877年何如璋作为第一任驻日公使赴任日本东京。

作为驻日公使，与日本政府交涉期间，不可避免要接触、使用到日语。公务之余，对日本了解并不多的何如璋实际接触日本了社会，察觉到中日两国在生活和政治等方面的差异以及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巨大变化，于是记录下来并整理撰写成《使东述略并杂咏》。其副史张斯桂撰有《使东诗录》。两本著作内容包括汉诗、七言绝句和简单的注释等。

在何如璋和张斯桂的著述中，他们使用了以下的词语来表达其看到的各种日本景象：

大政院 大审院 元老院 外务省 内务省 理事 裁判所 议员 常备兵 经费 公园 随员 使者 市场 意匠

从这些词语可以看出，何如璋和张斯桂在自己的著作中使用了许多当时中国不常见的汉字词语，这是因为他们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充满了强烈的好奇心，且在驻日期间通过文字的方式与日语有了实际意义上的接触。例如张斯桂的诗录中出现的很多词语便是从日本街头的广告或者招牌上摘录而来，这就大大增加了汉语借用日语汉字词汇的可能性。[2]203

黄遵宪与《日本国志》

黄遵宪以第一任驻日公使何如璋的参事官的身份前往日本考察，目的是吸取日本的经验和教训，促进中国的近代转型。因此，他的日本考察与同时代的其他人相比更具有特殊的意义。[3]12在此背景下，他考写下《日本国志》。该书系统广泛地考察日本，是首部对日本历史和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发生的巨大变化做了详细全面介绍的著作。[4]2

在编撰《日本国志》的过程中，黄遵宪还编写了《日本杂事诗》，即《日本国志》的“诗歌”版。下面列举部分黄遵宪两本著作中被《汉语外来词词典》认定为日语借词的词语：

共和 卫生 国体 议院 会计 干事 解放 艺术 银行 公园 汽船 议员 会社 宪法 刑法 公判 权限 警察 金属 建筑 经费 金额 化学 公立 假名 记者 社会 宗教 消防 常备兵 私立 证券 选举 自由 总理

以上的词大多是表达西方近代新事物及概念的新词，也有少数词语表达日本的固有概念。黄遵宪是近代较早明确认识到日语是一种不同于汉语的外语，在传播日语汉字词汇或者说日语借词上的作用举足轻重，可以认为从黄遵宪一踏上日本的土地起，汉语借用日语词汇的过程就开始了。他对日语汉字词汇的敏感觉察程度和积极性很高，他的日本考察更具有特殊意义。

以上三人作为外交人员出使日本，在他们的著作中，展现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新面貌的日语汉字词汇使用较多，且借用日语汉字词汇的频率也比罗森要高得多。

游历日本的文人—王韬与李筱圃、黄庆澄、叶庆颐

以私人身份访日的中国文化人士，如王韬、李筱圃、黄庆澄和叶庆颐四人。按照他们对日本所持态度，可分为三类：（1）“漠不关心派”--王韬和李筱圃;（2）“极富兴趣派”--黄庆澄;（3）“折中客观派”叶庆颐。

王韬和李筱圃

王韬的访日记录《扶桑游记》和李莜圃的《日本纪游》均未表现出他们对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关心。王韬在《扶桑游记》中，大多记录他与当时对明治维新持不满态度的日本旧知识分子的往来内容;李莜圃持反对明治维新立场，对于日本一切效法西方的做法愤愤不平，《日本纪游》所记多为日本的风土人情。二人的日本游记行文中只有以下几条表示新物、新概念的词语：

化学 光学 人力车 电报 美术 博览院 博物院 见物。

黄庆澄

黄庆澄对发生巨变后的日本颇有兴趣。他在《东游日记》中，使用了较多表现日本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新词和译词。例如：

坪 间 禁锢 裁判所 邮便局 电报局 会议所 高等女学校 货币 银行 外务省 警视厅 文科 理科 ……

叶庆颐与《策鳌杂摭》

叶庆颐于19世纪80年代以民间文人的身份访日，在日本居住了两年，归国后将其在日本的见闻写成《策鳌杂摭》。该书是甲午之前由中国人撰写、收录日语词最多、注释最为详细的一本著作。 [2]206《策鳌杂摭》重点介绍日本的基本国情，同时仅在描述政府机构和职务名称时使用反应西方新概念的新词。

《策鳌杂摭》中最具特色的部分是题名为《事物异名》的第八卷。该卷共收录日语词及词组130条，并对词义进行逐条解释。130条词语中，表达明治维新以后新概念的词仅有国立银行、驿站局贮金预所、支那、硝子、瓦斯等十几个词，更多的是与日本传统生活密切相关的词语。这些词语是从日本街头的广告或者招牌上收集而来的，这一点和张斯桂极为相似。[2]209

叶庆颐花费很大的努力解释说明一些异名词语，以扫清理解上的障碍，这对于中国人理解中日同形异义词有很大的帮助。《策鳌杂摭》是中国人了解日本具体国情，尤其是风土人情等的重要文献，但书中涉及明治维新之后变化的内容不多，故在汉字新词传播上没有很大的作用。

清政府公派考察人员—傅云龙

傅云龙受清廷派遣于1887-1889年访问了日本、美国等国，目的是搜集各国资料，考察各国国情。他认为日本的传统文化与中国类似，更值得借鉴，故将日本与美国作为考察的重点。傅云龙前后两次在日本停留，时间超过一年，他肩负搜集各国信息和考察各国国情的使命，是继黄遵宪之后对日本进行详细考察并做了系统介绍的人。[2]219

傅云龙将视察结果撰写成报告书《游历各国图经》并附上图表，向清政府做报告。关于日本，撰写了《游历日本图经》30卷和《游历日本图经余记》3卷。《游历日本图经》由15个部分组成，涉及内容达169项之多，在介绍说明明治维新建立起的各项制度项目中，仅标题就有以下的新词和译词：银行表、商标表、铁道资本表、淡巴菰工商表、保险表、国债表、予备后备兵分数表、宪兵表、幼儿园表、书籍馆表。

傅云龙在《游历日本图经余记》中使用的词语有不少被当作日语借词，例如有卫生、议员、总理、干事、内阁、警察、文学、物理、理事、体操等等。由此可知，早在甲午以前就已经有大量的日制汉字新词出现在中国人的著述中，而这些词至今仍有很大一部分在现代汉语中被使用。

留日中国人借用日语汉字词汇情况的异同

相异之处

获取方式

罗森除了与日本官员以笔谈方式进行交涉外，还通过与日本文人唱和诗歌的方式接触到日语词汇;张斯桂与叶庆颐在获取途径上极为相似，他们著述中的词汇大多是在街头广告和招牌上获得的;黄遵宪则通过笔谈的方式及使用以汉字写成的日本文献两种方式收集到大量的日语汉字词。

借用数量

。首先，无论是以外交官身份出使日本的何如璋、张斯桂和黄遵宪，还是受清廷派遣考察各国国情的傅云龙，借用的词汇数量较多;以私人身份赴日，目的是观光旅游的中国文人--王韬和李筱圃，二人对日本变革后的社会状况毫不关心，甚至持反对明治维新的立场，故他们借用的日语汉字词汇都不多;对变革后的日本颇有兴趣的黄庆澄，在《东游日记》中，借用了许多新词和译词;以民间文人身份访日的叶庆颐，他撰写的《策鳌杂摭》是甲午之前中国人撰写的书籍中收录日语词汇最多的著作。

借用的日语汉字词汇的种类

罗森借用的日本固有词语多，新词较少;黄庆澄和傅云龙借用表示西方新概念等的译词较多，且傅云龙借用的日语汉字词所涉及的范围较广，有关明治维新以后建立的各项制度的词汇偏多;黄遵宪在《日本日志》中借用有关法律和政治的内容偏多;叶庆颐的著述中，反映西方近代概念的新词较少，仅限于政府机构和职务名称。

相同之处

19世纪50年代后访日的中国外交官、商人、文人不断增多，这些人与日语词汇有了实际意义上的接触，可以说是从真正意义上开始认识日语。他们在撰写访日行记和见闻录时，均不同程度借用日语汉字词汇。毋庸置疑，这一借用过程对于中日两国词汇的扩容和“改组”都有不可小觑的影响。

文化要因分析

19世纪中期以后，中国几千年来天朝上国的观念开始被打破，清政府在“中体西用”思想下，一直在原地踏步;而同时期，与中国隔海相望的日本已经走上改革之路。明治维新期间，日本政府派遣使节团访问欧美各国，学习资本主义制度、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培养高级技术人才。可以说日本在短短30年间，走完了西方两、三百年才走完的路。一些富有思想的中国人也开始学习日本的先进技术和文化。

结语

鸦片战争后，世界大势发生巨变，中国对日本的关注度提高，特别是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中日两国词汇等文化交流繁盛。尤其是日本明治维新期间，以不同身份访日的中国人逐渐增多。正由于留日中国人与日语词汇有了实际的接触，他们在撰写书籍时开始借用日语汉字词汇。以日本明治维新为界，在此之后访日的中国人在借用日语词汇时，表示西方新概念的词汇大量增多;因身份相异而产生的借用日语汉字词汇情况的不同也显而易见。总体来说，19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之前的这一时期，留日中国人借用日语汉字词汇的频率都较高。

19世纪50年代之后，留日中国人对日语汉字词汇的借用与传播到底是丰富了汉语词汇系统还是改变了汉语语言结构，这一问题尚不能盖棺定论。但不可否认，词汇交流的过程必定会对语言系统的重组和革新产生影响。这一段近代中日词汇史值得我们继续深入关注和研究。

参考文献：

胡天舒.佩里舰上中国人罗森对日本的自信式观察[J] .外国问题研究.2020（1）：50-54.

沈国威.新语往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王蓉，美颜.黄遵宪《日本国志》在中日交流中的贡献[J]. 宁波工程学院学报.2012（1）：12-15.

李运博.近代中国人的日语观[J]. 日语学习与研究.2005（S1）：1-6.

作者简介：王莉媛（1996-），女，汉族，山西太原人，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日语语言学。

姜云霞（1997-），女，汉族，山东济宁人，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