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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徽州盐商与扬州教育发展
摘要:清代寓扬的徽州盐商与扬州教育发展关系紧密,为扬州教育发展贡献诸多。他们在扬州斥巨资保障书院建设、邀请名师讲学、购买图书供览,不仅为扬州培养了大批博学之士,更使扬州成为当时声誉显著的教育圣地。
关键词:徽州盐商、扬州教育、书院图书
一、资金充裕的书院投资
扬州不仅是盐业重地,更有“人文渊薮”之誉,因此扬州政府历来重视当地书院的发展。诸如安定书院、梅花书院、广陵书院,便是扬州政府与扬州盐商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扬州书院发展过程中,贾而好儒的徽州盐商更是首当其冲,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或输资以修学宫、或独资以建书院、或捐助以增膏火……保证了扬州书院资金充裕,吸引了四方学子咸来就学。
(1)建设书院
扬州人文荟萃,既“渐臻富庶,则教养宜先”,在扬州政府的积极倡导下,贾而好儒的徽州盐商或“葺学宫,新圣像”、或“学宫颓坏,捐赀修葺”,十分热衷于建设扬州的书院。如乾隆年间扬州学宫破损严重,徽盐商汪上章“以五万金修府、县学宫,以两千金制祭器、乐器”,使“庠序之规模永固,祀事之豆笾攸叙”。嘉庆年间,盐商阿克当阿费四千金扩大梅花书院房舍,但是绌于资金难以为继,徽盐商洪恒裕“佽办二千金”促使工程顺利完工。除了修缮学校、置办器材外,有的徽盐商更是独力建造学校。雍正年间扬州崇雅书院破败不堪被人废弃,但是郡丞刘重选想于此重建学堂培养人才、弘扬儒教,于是徽州盐商马曰琯响应号召,“独立兴建,更名梅花书院”。嘉庆年间扬州政府为了让更多贫穷的孩子能够有学习的机会,打算在扬州城的十二个城门处设立义学,于是徽州盐商“洪箴远等捐资设立”,以成善政。虽然扬州学宫时有兴废,但是徽州盐商十分重视建设和维护学宫,或修葺、或建设、或助资……例子信手拈来。正是在扬州政府的积极倡导下,在徽州盐商的踊跃帮助下,扬州才有了安定书院、梅花书院、广陵书院、邗江学舍等一批学校的出现,为来自四方求学的学子提供了学习场所,促进了扬州书院的发展。
(2)捐助膏火
徽州盐商不仅注重维护书院的硬件设施,还经常捐赠膏火,为书院正常运作贡献力量,为学生完成学业提供帮助。尽管扬城书院有自己的运行经费,但徽州盐商的捐赠仍对书院工作的开展起着重要作用。例如乾隆年间,徽盐商汪上章见扬城书院经费不足,“蠲一万三千一十七两五分,置学田一千四百九十八亩四厘二毫”,以此收租作为书院岁修之费和学生乡试之资,“至今永著为例,谓之‘汪项’”;徽盐商汪太太见扬城安定、梅花书院出现经费短缺运行困难的情况,“独捐资数万以为之倡”,而鲍漱芳同样慷慨捐助“增两书院课额”。徽州盐商这样的捐助比比皆是,且常为扬州盐商捐款之首,这些捐助使得扬城书院的膏火十分优厚,大大地减轻了前来求学之人的生活负担。若将梅花书院、安定书院的膏火与同一时期的其他书院作比较:乾隆年间扬州梅花、安定两院生员“正课岁给膏火银三十六两,附课岁给膏火银十二两”,生员正课平均每月领膏火三两、附课每月领一两,而同时期的湖南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正课生员分别“每名月给银一两、每月每名给膏火银六钱”。道光年间梅花、安定两书院生员“每名膏火正课各三两,附课各一两五钱”,而同时期的陕西玉山书院生员“正课每月给膏火钱一千文,附课每月给膏火钱八百文”。光绪年间安定、梅花两书院生员膏火中的优奖银“正课第一名给优奖银一两,二名至五名各八钱,六名至十名各六钱”,但同时期的河北燕山书院“生员一名,奖银八钱,二名六钱,三名五钱,四名四钱,五名三钱”。据此可知扬州的梅花、安定书院的膏火与同时期的其他书院相比是十分丰厚的,诚如柳诒征所谓“饩禀之给视他郡为优”。而扬州像“少孤贫,力不能就傅”的汪容甫、“生计日窘”的刘文淇一类的学生,也正因为扬城书院丰厚的膏火,才得以在学期期间维持生活、完成学业。
徽州盐商对扬城书院的投资主要体现在“建设书院”、“捐助膏火”两方面。这不仅吸引省内外众多学子前往扬城书院学习,还让前来求学的学生能够学有所进顺利肄业,让扬州书院在中国众多书院之中,“著者有安定、梅花、广陵三书院”,极大地促进了扬州书院教育的发展。
二、才识兼具的名师保障
书院的发展离不开师资力量的支持。在徽州盐商营造的良好文化环境的影响下,经费充足的扬城书院延请了一批名师硕儒前来授课教学。他们或是古文学集大成者、或是诗坛领袖、或是经学大家……不仅为扬城学子提供了教学保障,更是极大地提高了扬州城市的教育文化质量。
扬州书院之所以能聘请众多名师前来任教,离不开徽州盐商的招引和书院提供的生活保障。首先,寓扬的徽州盐商不仅自身饱读诗书,而且“好生矜贤”。如金坛人王步青来扬州任教时,徽州大盐商江春“方伯师事之”;常熟人陈祖范前来教学时,便和徽盐商“马氏(曰琯)唱和成集”。此外,为了方便彼此间交流学习,徽州盐商甚至将来扬任教的名师硕儒请到家中“适馆授餐,终其身无倦色”。像爱才的江春将丹徒人蒋宗海和全椒人金兆燕“皆馆于秋声馆”,而徽州盐商马氏兄弟同样惜才爱士,“主其家者为杭大宗、厉樊榭、全谢山、陈授衣、闵莲峰,皆名下士”。据清李艾塘《扬州画舫录》载:在徽州盐商的招引下,众多文人墨客纷至扬州,如梅文鼎、袁枚、王鸣盛、钱大昕、卢文弨、阎若璩……他们或集结在马氏兄弟周围、或聚集在江春身旁、或汇聚在程梦星身边,人数达百人之多,诚如谢堃所言“海内文士,半集扬州”。这些文士名人中有许多就曾在扬州安定、梅花、广陵等书院任教,如安定书院山长王步青、陈祖范、蒋士铨等;梅花书院山长姚鼐、蒋宗海、茅元铭等。而随着徽州盐商的衰落、随着爱才惜士的马曰琯、江方伯等一批徽州盐商的去世,“从此名士舟,不向扬州泊”。因此,正是徽州盐商营造出爱才惜才的文化环境,才吸引众多硕儒名师纷纷来到扬州游学、讲道或者任教。
其次,扬城书院优沃的教师待遇对前来任教的才学之士同样有着吸引力。扬州安定、梅花书院“修脯所入甚丰,寒士每费尽心力,以营求此席,得后可终身坐食其馆谷”。仅以光绪年间各书院山长修脯为例,河北燕山书院“院长每岁束金京平银一百二十两”,而安定、梅花书院“山长束修银各四百两”。也正因为如此,赵翼主讲安定书院时才能“携儿侄五人俱至安定书院读书”,而不被庞大的生活负担所困扰。
最后,在惜才爱才氛围的吸引下、在优厚生活费的保障下,众多硕儒名师来到扬州书院任教。他们或“讲课有法”、或“虚怀善诱”、或“遇才隽者辄延誉公卿见”……其中尤以古文学集大成者梅花书院山长姚鼐和经学大师安定书院讲席卢文弨声誉最隆,前者“风规雅俊,奖诱后学”,众多学子在他的指导下功成名就;后者“以经术导士,江浙学子多信从之,学术为之一变”,形成良好的学习风气。这些才识兼具的名师来到扬城任教,不仅吸引了远近各地学子前来就学,促进了扬州教学规模的日益扩大,还保障了大多数学生能够学有所成顺利毕业,更促使扬州安定、梅花两书院成为当时中国书院中的翘楚。
在徽州盐商的积极努力下,扬城书院大师云集。这不仅为扬城书院教学提供了保障,还让扬州教育风气为之一振成为人文胜地,使得当时“扬州之书院与江宁省会相颉颃”,对扬州教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三、卷帙浩繁的图书供览
扬州不仅名师汇聚,当地盐商的家藏典籍更是浩如烟海,其中尤以好儒的徽州盐商藏书最巨。来扬的文士学子在徽州盐商的慷慨帮助下,或阅读书籍,或整理文献,或探讨学术,乃至撰写著作。他们在享受一场场文化盛宴的同时,不仅拓展了自身知识储备、提高了自身文化水平,为日后成功奠定基础,更让扬州成为众多士子求学的向往之域。
扬州盐商以徽人居首,贾服儒行的徽州盐商又以购书、藏书见长。如郑侠如影园的秋晖书屋、洪徵治倚虹园的桂花书屋、汪氏九峰园的深柳读书堂……可谓极一时藏书之盛。在扬徽州盐商藏书众多,其中以马氏兄弟的“街南书屋”和江春的“随月读书楼”为代表。前者书橱上百,藏书至十多万,“以故丛书楼所藏书画碑版甲于江北”;后者则是当时文人士子阅览交流的文化中心。虽然徽盐商藏书丰富,但他们并未像浙江范氏天一阁和杭州汪氏开万楼一般,对藏书秉着吝借的心态,而是积极热情的将图书无偿借给文士学子阅读研究,让图书正真发挥作用。如歙盐商吴梦龄家藏书籍达几十万卷,“使院有遗缺者,就其家借录副本,多取资焉”。徽盐商这种慷慨乐助的心态,吸引众多学者文人前来借阅古籍。学者全祖望与祁门人马曰琯因书结识,只要全祖望路过扬州,“苟有留宿,未尝不借其书”。学者姚世钰家世清贫,却又酷爱读书,于是馆于马曰璐家,才得以如愿以偿“恣展君家未见书”。由于徽盐商乐于借书的名声在外,所以连全祖望在浙江学生的范冲一因为身边书不够阅读,无奈告诉恩师求他“借书于淮东马氏小玲珑山馆”。更有甚者,连未曾相识的人也会跑到徽州盐商那里借书。浙江钱塘人周奇与马曰琯素未谋面,相传他有次未经别人引荐,直接跑到马氏小玲珑山馆借书,马曰琯见他热忱慨然借出,后来周奇在自己诗集中写道“怜我读书求识字,莫教鼓箧笑空还”。因此,徽州盐商对于前来借书的文士学子是十分乐于给予帮助的,一般都会满足他们对书籍的渴望,当时两淮盐运使评之“多君慷慨借荆州”。
除了乐于借书外,好儒的徽州盐商还热衷和文士学子一起校勘书本、探讨学术,而这些文士学子则通过徽州盐商丰富的藏书资源不断提升自己并编著书籍。如祁门人马曰琯所交文人钱苍佩,终年帮助马氏校勘书籍,自称“丛书楼中人也”,而歙人程梦星为了保证自家玉山心室书房的书籍精确,与芜湖人韦谦恒一起校勘,“延之校书五年”。徽州盐商在与文士学子校定书籍的同时,还经常与他们一起研讨学术。歙人程晋芳便是这样,他自幼十分热爱学术,曾经花光自身所有积蓄“购书五万卷,招致方闻缀学之士,与共讨论”。学者厉鹗常年馆于马氏小玲珑山馆,他在校编《宋诗纪事》等相关书籍的时候,马曰琯、曰璐兄弟就曾经常与之“相与商榷”。学者沈大成馆于江春的秋声馆近十年,将江春家随月读书楼的典籍阅遍,期间常“出其所作诗文与予(江春)相劘切,辨析微渺,斟酌于毫厘分寸之间”。在讨论的过程中双方文学水平都在不断提高和进步,史书评价江春“工制艺,精于诗,与齐次风、马秋玉齐名。”,而沈大成“覃精研思,粹然成一家之学”。不仅如此,徽州盐商这种开方共享性的图书管理方式,还为众多文士学子著书立说提供了便捷和材料。在这个过程中,以全祖望和厉鹗两位大学者当属典型。前者在自己的著作中详细写道当初“经扬州,居马氏(马曰琯、曰璐)畲经堂,又修南雷《宋元学案》”,见维扬马氏藏书和桐乡汪氏藏本,“客江都寓寮(马氏房屋)无事取二本合订之”而成《困学纪闻三笺》;后者久客马氏小玲珑山馆,“多见宋人集,为《宋诗纪事》一百卷”,所著《辽史拾遗》、《东城杂记》诸书皆“博洽详赡”同样得益于小玲珑山馆所藏典籍。
徽州盐商对于馆藏书籍开放共享的态度,让扬州的文士学子有机会阅览卷帙浩繁的文书典籍畅,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中,使书籍发挥正真的作用。与此同时,大量的知识阅读与文学实践,又让扬州锻造出许多真才实学的名家,让扬州教育的发展做到名实相副,为扬州教育文化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结语:
扬州教育文化是扬州城市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内在动力。徽州盐商在扬州教育文化建设过程中,或投资书院、或盛邀名师、或供览图书,不断贡献自身力量。这些不仅促进了扬州书院教育的发展、提高了扬州书院教育质量,更培养出众多像段玉裁、任大椿、洪亮吉般的“瑰玮博雅之士”,甚至在嘉庆年间培养出一名状元——洪莹,诚“可谓极人才之盛矣”。而扬州亦因此成为众多文人学子心中向往的教育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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